一

在印尼万隆会议上制定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今天硕果仅存的外交老人心目里，是一些没有被触动的少数神圣原则之一。

周恩来的政治外交表演，他的人格魅力，在包括自由主义者李慎之先生等人的笔下，也是熠熠生辉，似乎有其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之涵义。

今年，时值此该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回忆和赞颂文章频频发表。但是，仔细琢磨之，好像这个神殿里也有它布满废墟之处。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内政外交，内政外交，外交是内政合乎逻辑的延续；不存在内政受到置疑（１９４９年以后，共产党一系列所谓错误路线，甚至受到他们自己的否定）而外交依然正确的说法。在另一个方面，也无法解释，何以周恩来个人，在毛的内政外交举措中，自身尚且难保，何以保其所谓的外交思想。

这个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究其实质来看，不过是毛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或者说输出革命之一种策略，而非战略上与西方阵营的缓和。虽然“缓和”这个名词不是毛，周的发明，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种说法，而苏联的缓和，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不如说是一个谎言。如果没有戈巴契夫的改革，冷战结果导致的，将是人类的核大战或者干脆就是人类回到石器时代的毁灭。

五十年代，是冷战犹酣的“阶级斗争”年代，苏美形成的对峙局面，造成和平共处的基本不可能性。这是一个对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估计。这个格局的形成，其缩影，就是东西柏林的归属与对峙。在那堵非和平的大墙的两端，凸现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一部分民族主义）的分野。在国与国之间出现的表面上的和平共处下面，是敌视和阴谋。和平是表面的，暂时的，问题的实质是，敌对是本质的。由此展开的世界政治路线图上，除去动用正规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外，一切手段造无所不用其极。而六十年代的古巴危机，使得这个局面临界毁灭。

于是，人们思考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核时代，除去缓和和妥协，人类有何其他手段来保持世界和平呢？

东西方两大阵营中人，似乎被动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之争的无奈的事实。基于这个事实，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争端及其丛林原则，才在原子弹的威慑作用下被动放弃，或者延缓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意志；这难道是物极必反的原则发生了作用？。然而，避开终极手段的各类局部战争和冷战，却依然存在，且随时可以发展成为终极战争。这些战争包括五十年代的韩战，六十年代的越战，中东战争，古巴战争，印巴战争，……遂使二十世纪成为杀人最多的世纪。

按照一种众所周知的看法，和平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只是一种暂时和有条件的选择，而战争，却好像是绝对和无休无止的，可以随时爆发和难以控制的。时至今日，所有和平路线图的脆弱性非常明显，而非和平路线图，好像随时可以取代人们的选择。和平共处的精神值得赞扬甚至值得肯定，但是，这个和平共处的原则，其实施的手段，却语焉不详，不俱方圆。甚而言之，人们对待和平的理解和实施之的前提，因为思想的不同而不同；也因为现实条件的本质区别，而呈现甚至相反的说法。这些说法大致上被规定为属于不同的“真理”之阵营。比如说，提倡“和平共处”的中国，就有区分正义战争与不正义战争之说法——而定义正义与否，全靠本国政府自己的解释。

这就是说，万隆会议虽然制定了五项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因为各国自身的政策而被屡屡践踏。中国自己，就没有彻底实施这类和平诺言。而倡导自由民主的美国，在选择战争与否的问题上，也基本排除了摒弃非和平手段的承诺。世界上，战争热点的出现，说明人类面对他们的意志诉求，也许还要陷入一场也许可以预知的新的战争，这是一种宿命吗？

如果在中东，巴以之间的对峙有望永久消弭的话，由台湾海峡引发的新的战争的可能性，却正在悄悄走进人们的生活。虽然，眼下的和平处境让人们不愿意看到和想到这个结局；就像二战时期，苏德之间，美德之间和欧德之间，不愿意看到希特勒的崛起，不愿意看到非和平非理性因素，正在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据说已经实现了是民主和文明的时代，迅速成长，并最终构筑了二战本身严峻的现实。

二

战争是外交和政治的延续。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年代，在自由民主和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国家主权的第三世界新生国家之间，产生了一种值得研讨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和主义，如何面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思潮。

一般的观察是这样：一些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对待其自身的思想遗产上，分为合乎自由主义或者合乎社会主义两大取向。一个明智的独立国家，在走上独立的道路以后，往往面临基本上是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在维护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同时，走向国内的民主，或者逐步走向民主。于是，基于这个前提，这些国家在价值取向上，完成，或者正在逐步完成和西方国家普世化价值的接轨。

也就是说，人们之间，国家之间所讨论的人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正在取得健康合理的答案。因为人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本来应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争取国家民族独立，是为了人权，反对殖民主义，也是为了争取人民免于被压迫和奴役之地位；而在民族独立实现以后，这个主权和人权的统一，应该建立在本国实行进一步的民主，即在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后，应该继续摆脱本国专制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不是停留在只是满足驱逐外国统治者，而屈从本国专制统治。

这个问题的两步走，本来在逻辑上是一个很通顺的路径，但是很不幸，许多国家只是走了第一步，他们的统治者告知人民，外国佬走了以后，你要服从的只是家规，而家规，是无论如何也是正确的，反对家规者，死！

于是，民族国家之间在如何选择本国的制度问题上，出现严重分野。在万隆会议上展现其第三世界大国的几个国家，如印度，印尼，就是在经历了本土化改革以后，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国家；这个涵义是这样展现的。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汲取了英国自由主义宪政原则，在实施其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同时，将印度的佛教即其国教，和具有基督教原则的英美各国的民主制度，有效地加以结合，而产生了印度式的民主机制。甘地和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和普世价值的融合，正在向世界展示其独到的国家形象。也展现了一个非西方，非基督教文化国度，在实现自由主义原则上的范例。

甘地说，“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见甘地自传；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充满了自我抑制甚至自我摧残。这精神缘于印度教与佛教。这种自我抑制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统一在对于自由体制的追求上，是绕有趣味的。和那些个人无限膨胀，而又反对自由主义者一类人有大区别！当然了，甘地的非暴力和枪杆子里出政权，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做为甘地的传人尼赫鲁，和周恩来这个抢杆子传人相处，的确是一个和谐的不和谐音！）

就像“把我自己降为零”的圣雄。甘地一样，昂山素季忘我的斗志让缅甸闪光，成为继承父业的民族主义者优秀的后代。她没有把缅甸停滞在有限的民族国家这个阶段，而是不停息地从民族独立，走向民族民主。虽然她的事业目前面临严重的考验和来自专制集权主义的挑战，但是她选择的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的道路，是无可置疑，令世人景仰的。

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这类民族主义体制，包括了现在实现了民主的那些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独立的意识，只有在转变为自由民主的意识的时候，民族独立的意义，才会最终告以完成。相反，如果以民族独立为借口，在其建国之后，背叛民族独立的人权诉求，转而形成背叛本国人民的专制和独裁，那么，这种独立带来的暂时的“复兴”，很快就会由于其对于本国人民的嘲弄，而变成一种置换主子的游戏，变成一种对于本国民众的新的奴役。这种新的奴役，虽然冠以民族独立的衣冠，但是其野蛮和残酷，往往是有着自由主义传统，讲究基本人权的，原西方主子所望尘莫及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古巴，北朝鲜，原伊拉克等国家。

在考察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人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是打破国家界限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有其某些合理性内核的话，是他承认，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里，亚洲的历史进程，必然会走向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资本主义和准资本主义，并在这个过程完成以后，才有社会主义的进程出现——而列宁主义，就是背叛了马克思的这个多少还是明智的见解——他提出的所谓殖民地人民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见解，也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看法，违背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说教。虽然从整体上说，“

四，五十年代，新兴独立国家纷纷建立。然而他们的不结盟运动对于两大阵营的存在究竟起到如何一种作用，是值得观察和回顾的。

至少在东欧，做为苏联的新殖民地国家，他们被纳入一个与其文化历史传统完全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的价值取向被强奸了，被抹煞了。他们的独立实在非常可疑。

以后，一部分亲苏和亲中国的亚非国家，在选择所谓社会主义试验的道路上，也使其民族独立和民族独裁结合起来，出现违反全球化的逆反进程。而迄今坚持这个进程的国家，几乎无一不陷入政治危机和经济准崩溃。而中国，只是在变相了解到这个事实以后，才走出那种可笑而残酷的毛主义掌控之下的民族主义，走向和世界的接触。虽然，这个接触到目前为止，还是带有浓厚的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他遗留着某种非普世化的负面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校正自身方面，有其无可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抗衡。

万隆会议的记忆给人们提供了这个再度思考的机会。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与会的政客，今天会讲些什么！

如果说，亚非国家的政治文化现状，在五十年前还来不及走向第二步——走向民主，也就是从民族独立走向民族民主之路，那么，如果他们今天仍旧将此民主之路视为畏途的话，纪念万隆会议的意义，就无论怎样估计也是微不足道的了。

三

亚非会议在五十年代召开的时候，历史的主流可以说已经呈现民族主义之外的一些价值选择。但是，作为以后毛发明的第三世界的说法，其内在根据是，毛以为上述列宁主义的观念是正确的。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他一开始和苏联形成一种政治军事联盟，以此抗衡全世界自由主义的进程；以后，他和苏联对抗，在策略上完成了和美国的接近。这并非说明他回到马克思主张的，肯定西方自由主义进程的道路上来，而是说明，他维持中国政权，需在世界上施行纵横捭阖，以营造他的国际环境。而他的第三世界的说法，无疑包含赞赏某些独裁国家拒绝走向民主的深刻涵义。

出于这个和卡斯特罗，金日成和波尔布特的无限和有限共识，毛产生了幻觉，以为自身可以成为这个发展中世界的领袖。但是，他这个领袖其实实在勉为其难，是完全没有信仰资源和政治实力的。

他首先没有实行这个领导的文化资源。即便是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也只是做到了不谈意识形态问题。不谈这个问题，只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发现了有效的真理。他只能够在一般性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进行某种斡旋，而无法告知于他的邻国，一种近乎真理的价值取向——而这个价值取向，是各国人士最为关切的终极问题——比如说，美国对于日本和今天的伊拉克，给出的结局方案。当然，明智的周也知道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虚妄。他没有回答那些害怕共产主义的各国政客的喧嚷。他回避之。

（在更深层次上，也包括周恩来无法以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诠释者之身份，来呼应那些将信仰定为国教的国家。他无法深入到这些根本问题上去——是源于中国的无神论取向和伪宗教取向——信仰佛的印度和信仰真主的巴基斯坦和中国当时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而甘地的非暴力和佛教徒身份，更是和共产党的党同伐异不可同日而语

甘地说，“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自我纯洁的工作，要和每一件生物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决不能认识上帝。因此，自我纯洁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纯洁。而由于纯洁是富有感染力的，个人纯洁的结果必然使周围的环境也纯洁了。“

而周恩来的自我又是如何一种纯洁呢？一些老人为所谓周恩来避免使其坐上克什密尔号专机而获救命之恩，叩其恩德——殊不知，周明知山有虎，不向虎山行的金禅脱壳术，让那些工作人员成为惨烈之牺牲品……）

于是，在周恩来的思维中，不给出答案，变成一种几乎是普世皆知的观念，叫做“不干涉内政”，或者说，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云云。然而，这种说法也许是一种真理，但是却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就是，你应该告诉人们，在不违反该国家利益的原则下，他们合理的选择是什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是也。难道周恩来没有在四十年代呼吁过这个潮流吗？

于是，我们看得出来，毛的第三世界的理论，一言蔽之，就是反对欧美自由民主之潮流在第三世界的普及。

换言之，他在五，六十年代幻想的世界范围之内的人民战争，应该从亚非拉包围欧美各国，以呼应类似托洛茨基早期鼓吹过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周的明智的保留有所区别。

虽然也许列宁在和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密谈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改革开放”思想之端倪（“１９２１年８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见「红色资本家哈默」） ）

在古巴危机爆发的时候，也就是在赫鲁晓夫访华的那段时间，毛对于当时多少有些人性和正常人的观念的赫氏说，他不怕中国人在核大战里死掉一半，就是说死掉三亿人，……使得赫氏听之为之震慑！

基于这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思想，毛的在国际范围里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思想，感召了一些政治疯子，如切·格瓦拉（他也许是本·拉登的前驱）等人。而他支持的卡斯特罗等人的坚定之反美态度，也使得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在美国的后院里得以成为现实（不说以后古巴和他的反目）。

他支持的越南反美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越南南北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在一首交响乐里出现的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和平共处”；另一个是“人民战争”。

虽然，这个人民战争思想由于中苏的交恶和现实的实力对比，产生了很大的变异。毛在清醒估计中苏的实力对比以后，把屁股挪向了欧美。这当然是创作人民战争思想的他始料未及的。

而以和平共处原则拉拢第三世界的外交策略，也已经悄然转向和美国展开外交正常化的进程——一如邓以为，中美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实施之前提。

事到如今，万隆会议，毛打第三世界之牌的局面告一段落。在这个意义上说，万隆会议的精神几乎成为子虚乌有的乌托邦。

四

因为，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选择中，选择哪一种价值取向，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些日子，也许这个问题就以其无可回避的态势出现在东方和西方人士的面前。与其说他们意识到和平共处的重要性，不如说他们选择了无可奈何的对抗。

这个对抗只是在非中心的边缘化地段才得以暂时维持。那当然是一种相对和平的政治地带和政治生态。这个生态其实是很脆弱和不现实的。

在此意义上说，柏林墙的两面没有什么和平共处；台湾海峡的两面没有和平共处（１９５８年的炮轰金门马祖）；而美国的佛罗里达和古巴的猪湾之间也没有和平共处……所谓和平共处，只是说明在冷战的边缘地带发生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如１９６４年，周恩来访问亚非欧十四国，他们一行进入冷战的非中心地带，这个地带的和平共处，实际上只是暂时和冷战的大格局有所隔离：如周恩来和埃塞阿比亚的塞拉希一世皇帝以及摩洛哥的哈桑二世皇帝之间的联谊。

但是在关系到中国，苏联和美国等大国政治外交纠葛的时候，和平共处就成为一种虚妄和非现实。

在１９５６年，也就是万隆会议召开一年后，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和平共处马上遭遇到严峻的考验。一种“不干涉内政”的说法，被大声叫嚣的处死反对派人士纳吉和苏联坦克的隆隆之声淹没。赫鲁晓夫一方面谴责他的主子斯大林，一方面却以匈牙利人的主子的面目，出现在布达佩斯的官邸。和平，成为非和平的祭品。（随后发生的中国的反右斗争，说明中国国内的非和平共处之政治生态的发生）。

和平共处——这个的漂亮的辞藻，也许就只好供奉在周恩来和哈桑二世穷奢极欲的宫墙之内了。

由斯大林秘密报告引发的中苏矛盾，在毛和周１９５７年访问苏联后，并无多少改进。毛对待赫鲁晓夫的态度，显然和对待斯大林不同。以后发表之关于列宁主义的文章，开始了一种几乎无法共处的局面——虽然还不至于升温到非和平——这个非和平是在１９６９年晚些时候才终于到来的。但是，「九评」的出笼，说明中国对苏的国家关系明显恶化，已经没有和平共处的基本空间（虽然珍宝岛战事之后，周恩来和柯西经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见，企图挽回颓局。）

这个反对“修正主义”的势头，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和戈巴契夫的和解。那已经是１９８９年了。除去五十年代中苏的蜜月期，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成为一种枉谈。

在中美方面，和平更是奢侈品。那时候的中美对抗，自然体现在中国支持越南人的抗美战争。和中国早些时候的抗美援朝一样，晚些时候的抗美援越，动员了中国一穷二白经济局面中的极大的人力，物力。然而这个战争结束后不久，越南就出现这样的说法，以前，我们说，只要美国人走了，一切就解决了；现在，我们说，只要美国人回来了，一切就解决了（见「时代周刊」）。

在经历巨大的所谓正义援助之后，在八十年代，因为某种“练兵”和边境争端，邓一声号令，这两个“牢不可破者”大打出手。和平共处之？对不起，那个“万隆原则”已经是周的选择，不是邓的选择了。

更为严重的是，毛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使其在他们的小小国家里大开杀戒，屠杀了百万无辜之众。而周恩来，也许只是保护了柬埔寨一个人的性命，他就是西哈努克先生，和平共处变成了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个人之间的和平共处。千万无辜的柬埔寨人，在中国和其国政权之间的和平成为一座血腥的坟场。

此前，在西藏高原，曾经在万隆会议上友好相待的中印两国，也因为边境问题在六十年代大打出手。其结果，据说是，毛以胜利者的姿态，放弃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大片土地给失败者印度；使之成为该地段的实际控制者。这个事实一直延续至今，已经超过实际控制的有效年限五十年。和平的大象，究竟是竞争之象，还是和平之象，中国龙现在也没有完全的把握，更不要说有一个达兰萨拉的存在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尼赫鲁在其名著「印度的发现」中的警告。他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五

我们并没有将所有非和平共处的事实罗列已尽。尽管中国政权和与之建交的国家可呈现一个诺大的数字。但是，参与中国主要历史事件的国家，和中国形成某种不解之缘（孽缘和善缘）的国家，如美国，苏联，日本，印度等，却常常与之处于非和平状态。多少有些记忆者，都不会如此健忘。

虽然，这个状况多少经过政治家的努力而程度不同地得到化解，但是，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所谓文明渊源的迥异，使得外交对话欲言而至，似是而非。而价值的最终选择，竟是如此黑白分明和天差地别。

一些历史学家在解读这种差别的时候，较为肯定地追溯到若干文明起源的不同，以此说明其现状有“合理存在”的根据（见亨廷顿）。但是，在今天的现实中，毕竟这种不同，是在朝向一个基本是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们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类判断为真，那么，世界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历史的价值与其说是一个回忆，不如说是一个展望。

其实，无论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还是东方的西方主义者，他们区别东西方文明的根据，已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呈现动摇和破灭。从负面的意义上说，在中国，在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西方人的炮舰政策，已经把那些亚洲价值论（抑或也有非洲价值论）的幻觉绞碎了。他们以非和平手段进入中国，日本和亚洲，已经时达一百多年；他们在非洲殖民地的存在，也大大改变了那里的原有文明，虽然他们现在正在或者业已撤离了那些地域，等等。

历史说明，东方国家闭关自守的文明“中心”说，已经在一个全球化过程中发生动摇。在此意义上，那些殖民主义的后代学者，自然没有理由为由其父辈破坏的东方原有文明，再做任何有效的本土化辩护。

于是，和平共处的思想和理论的意义，在文明一体化的今天，或者说，是朝向一体化的今天，已经产生深刻的内涵更动——这个更动就是，和平共处本身，已经不复是延续各国陈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借口，他们更新后的内容即将是，在和平共处的演进之中，也就是说，在一般而言之，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之“和平演变”中，再造一种新式和平共处的内涵和外延。和平共处，不可能依旧是各国专制政府拒绝世界潮流的一种托词。相对而言的优秀文明，已经不再是民主之外可以寻找到的什么神秘主义东西，而是建立在有效公民社会之意志，之意识前提下的各国对话机制。这个对话者，不是体现该国国内被压制者无权问津的天定谕旨，而是体现经过全民，或者全民代表参与其中所制定的，某种对外对内政策。

人们不再是某个王朝里服从谕旨的草民，而是服从独立的本国司法制度和各类国际宪章的世界公民。服从基本人权准则的国家是全民国家，这类国家不能以国家的名义破坏所有这些准则。

所有由所谓“个人魅力”（这是一个令人思考的词汇）产生的，凌驾于法治和国家之上的个人及其党派崇拜，都应该在文明的淘汰机制中得到筛选，而不是负筛选。

所有的个人崇拜，无论是对于毛的，还是对于波尔布特，金日成或者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都要经历历史理性的裁定。

我们对许多朦胧的，不同价值之间的糅合，应该抱之以审视和反思的目光。如，我们应该审视卡斯特罗和曼德拉之间的“和平共处”，及其亲密感；应该审视基辛格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及其亲密感；应该审视希拉克，施罗德和某些统治者之间的亲密感，等等。我们有权疑惑这些“共处”后面的交易和叛卖。虽然我们有限的知情权，不足以让我们找到否定这些交易和叛卖的据证——也许，这些证据本身是最明显不过的。

在此意义上说，和平共处，只有在不叛卖本国人民的前提下，同时，也不叛卖世界各国人民的权益和人类基本价值的前提下，才可以呈现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像张伯伦叛卖主义者那样谈论世界和平，那么，这个共处就变成一种阴谋，或者甚至可以说，变成一种阳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