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夜晚，我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不速之客。男的说是留美学生，女的我不便询问。多年来，我常常对一些不经朋友介绍的来访者抱有一种警惕，因为我的处境太险恶；尤其当来人向我问这问那的时候，我心里总不免犯嘀咕。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神经质，但这对我来说却是确确实实的担心。

然而，这次我还是对来访者所提问题做了如实的回答，包括关于海外捐款的收转等本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人。也许是解除了彼此的戒心，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融洽起来。我向来人介绍了当时正开展的寻访活动的大致情况，当然也谈到了有关捐款的问题。来访者听完了我的介绍，似乎心里有了一个底，随即从怀里掏出了一叠2000圆的美钞，说明是受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组织的委托，顺便给我送来转给国内“六四”死难亲属的。来人还告诉我，这笔钱已经存放了很多年，是当年“六四”惨案发生后由该校留学生募集的。我收好这笔捐款，给他开具了一张保管收据，托他转给捐款方，当然也少不了托他代为感谢。

时间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来访者将要起身告别时， 那位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说过话的小姐无意间向我透露，她曾间接听说过有一位“六四”时失去丈夫的妻子，身边还有一个女孩。也许是一种特有的敏感吧，我很自然地请求她做进一步的了解。她一口答应了。

但是，两年过去，我没有得到任何音信；那位小姐我也已无从去联系，只好耐心地等待。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我等来了那位小姐的来信，信是托人放在我所住宿舍楼的信箱里的，信上仍无具名。但她告诉了我那位遗孀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随即按信中提供的姓名、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信。一封，两封，三封……。又两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后来有一个机会，我的一位朋友正好要去那位遗孀所在的城市探亲，我就托他去实地寻访，而他又找了一位当地人。两人开了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少路，终于在市郊一个不显眼的居民区里找到了那位遗孀。原来，她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所谓的“保密单位”——军工厂，我给她写去的三封信都被该厂的有关部门扣没了，因此她根本不知道我给她寄信这件事。

没多久，这位遗孀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她告诉我，她丈夫名叫栾沂纬，生前为包头市钢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89年北京闹学潮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进修，不想遇到了戒严部队开枪。6月4日凌晨，栾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腰部中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她还告诉我，现在她的女儿已上了中学，母女俩相依为命。她每天早出晚归，无法照顾女儿，母女俩就索性住到了她娘家，由姥姥照看。她说这样也可节省一些开支。

这位遗孀的艰辛，我能理解。那场大屠杀过后，不少家庭收入减半，尤其是那些留下遗孀和遗孤的家庭，生活就更艰难了；何况，这位遗孀已独自支撑那个破碎的家庭快十年了。那个时候，我们正启动一项遗孤助学金的援助计划，这位遗孀的女儿，正是我们援助的对象，随即我就把她女儿的名字添加上了援助名单。

此后不久，这位遗孀来北京，我们终于见上了面。

那是一位身材娇小、柔弱的中年女子，看上去神情有些疲惫。没有想到，此时的她已经“退休”了，年龄还刚四十出头。孩子那年高考落榜，在一所民办学校复读，准备来年再考。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给孩子积攒准备上大学的巨额费用，她发挥自己之所长——她原为所在工厂一所学校的英语教师——竟独自办起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因此，她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家。

谈话间，我们自然就说起了她和她丈夫生前的生活景况。她不无愧疚地说，她丈夫在世时，夫妻俩常常是离多聚少。先是她上北京进修英语，后来又轮到她丈夫去北京深造。她深悔当年不该让丈夫去北京，否则他不会遭此一劫。她说将近十年过去了，但她无法忘记与丈夫相处的日子，更无法忘记丈夫对女儿的那一份深爱，因此，她今天的全部付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一定要为女儿安排好一个让她丈夫放心的前途。

这次见面，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得出来，她是一位不肯服输、不肯向厄运低头、只要认准了道就会一直走下去的坚韧女性。

又一年过去了，她来电告诉我，经一番艰苦的努力，她女儿终于考上了内地的一所大学，但收费竟高达数万元之钜。她说她女儿的外语成绩好，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她不能让女儿放弃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为此，她咬紧牙关，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东拼西凑，把女儿送进了大学。而她，又继续没日没夜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了那个英语班。

我这里还想告诉朋友们的是，这位遗孀尽管那样的日夜奔忙，但对我们这个群体，可谓尽心尽力。在我们的名单里，有一位名叫龚纪芳的死者，生前为北京商学院本科一年级的女生。但是很多年以来，在我这里只有她毕业于某一中学的纪录，所幸我发现那所中学恰好就在那位遗孀生活的城市。于是我把寻访那位死者亲属的事情交给了她。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啊！当然只有从那所中学找起，从那里打听死者亲属的下落，可偏偏不巧的是，当她找到死者亲属的家时，邻居却告诉她，这家人已去了外地，而且去向不明。以后，她常去向龚家的邻居打听。这样她一等就等了两年。当她再次去龚家邻居那里打听时，她终于得到了龚家夫妇已经回家的确信。原来死者的母亲自女儿遇难后，一度精神失常。为了避开这块伤心地，夫妇俩离家去了外地。为了不给那位母亲增添痛苦，善解人意的她，有意避开了母亲而只见了死者的父亲。（丁子霖执笔 2005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