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自己的喜怒爱憎，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自尊。这十多年，我在寻访其他死难亲属的过程中，屡遭挫折，也曾有过不少无奈与沮丧；至今想来，仍令我心寒齿冷。我这里想说说几个令我难忘的个案，但恕我隐去其中一些当事人的姓名及所属单位，因为，我不想伤害他（她）们。毕竟，他（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十六年前那场劫难的受害者。

“六四”惨案的的死难者L，生前为某报社记者，已婚，并有一子。1989年6月4日凌晨，他于六部口路南遇难，时年35岁。几天后，家人在一家医院找到了他的尸体，却发现竟然是一具无头尸——他的整个头部被打飞了。

这位死者的线索是一位朋友在几年后向我提供的，她告诉了我死者母亲和妻子的名字，却没有她们的住址。后来，我几经周折，托人打听到了那位母亲所在单位和家里的电话，并了解到了这位母亲的一些情况：当时，这位母亲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本来不能再继续工作下去了，但单位为了照顾她的心情，仍留用了她，并允许她上“自由班”，来去自便。

   此后一段时间，我曾给她单位和家里打过多次电话，却没有人接听。一天，当我再次给她家里去电话时，终于与她通上了话；她表示同意跟我见面，但要由她确定一个合适时间、地点再通知我。于是我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得到她的回音，我不得不再次给她家拨电话。然而，这次接电话的却是一位男性老者。此人极不礼貌地盘问我的身份和来意，我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可万万没有想到，接下去他竟非常粗暴地把我训斥了一顿：“‘平暴’（即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党和国家的需要……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别再来干扰我们，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把“别再来干扰我们”这句话说得重重的，而且重复了好多遍。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懵了，眼泪夺眶而出——是气愤，更是委屈。但对方还在不停地斥责我：“你听明白没有？你懂不懂我的话？！”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了。我大声说：“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怎么回听不懂你的话！只是我不懂，你这个中国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话来。”说罢，我狠狠地把话筒摔到了地上，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颤抖起来。我不能理解的是，此人竟如此之冷酷；即使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也会对一个被无辜残杀的同胞表示起码的同情啊！何况是自己的亲人。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曾想，我这是何苦呢？但后来我了解到，此人并非死者的生父，而是死者母亲后来找的老伴；还听说他原是一个中共的司局级干部，也算得上是一个高级干部吧。

  我从不把共产党人包括这个党的高级干部看得一片漆黑。在我找到的死难者亲属中，也不乏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是很高级的干部。他们也许比一般人多一些顾虑，也许他们会对“六四”这样的事件保持沉默，就像我在《格杀令》一篇中提到的那位党政干部那样。但是，像我碰到的这位司局级干部，实在少见。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愚昧，而是所谓的“党性”在作怪。我很清楚，一个人假如要坚持他的党性，就得六亲不认，就像我们在“文革”中常常见到的。但想不到此人的观念居然仍停留在“文革”时代！这究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还是他个人的悲哀？我本来还是可以绕过此人直接去找死者的遗孀或母亲的，但我没有这样做。但我知道，那位遗孀已远走他乡，无人知道其下落；至于死者的母亲，我也已清楚地知道她失约的真正原因；我不想为难她，更不想给她增添新的痛苦。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没有再同她联系过，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她。她过得不容易，她必须把丧子之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唯有祝愿她能解脱精神的枷锁，在垂暮之年生活得轻松些。

  我还要谈到另一位死难者的亲属，因为这也使我难以忘怀。这位死难者姓G，生前为一所医院的中医科大夫，当年6月3日夜晚十一点多，在复兴门地铁站附近前胸被两颗“炸子”击中，留下碗大的伤口。当时他被一位老人用平板三轮车送往附近的儿童医院，入院时尚有气息，但终因抢救不及时失血过多而死亡。

  也是一位朋友向我提供了这位死者亲属的线索；为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这位朋友还告诉我，那位死者父亲是一家军队医院的政委，母亲则是某单位的党办主任。很自然，当我决定要去走访这家难属时，心里又犯起了嘀咕，我担心会再次碰到像上次那样的情况。然而，出乎我的意外，这一次我却顺利地与死者的母亲取得了联系。因为是首次见面，我带去了“全美学自联”要我转达的一笔慰问金。这位母亲收下了，也在收据上签了字，但她同时向我详细地了解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如“全美学自联”为何种团体，捐款属何种性质，其他难属是否都接受了这类捐款，等等。我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正常，于是一一作了回答。

  正在我与女主人说话的当口，一位老者从门外迈进了屋里。此人仿佛不知我这个人的存在，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径直向内屋走去。当时我想，莫非又遇到了上次那样的高干了？女主人也许意识到了我的疑惑，向我解释道：这是G的父亲，在某军队医院工作，刚从院子里锻炼回来。女主人这么一说，我也不再在意了。

  为了便于同这家难属的沟通，我把这家的情况介绍给了另一位难友，因为他们两家住得近，而且又都是离休的老军人。我还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日后的交往中一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而，这次我又想错了。还没有等着上门见面，这位父亲就在电话里把我所委托的那位难友训斥了起来，话说得很不礼貌，也很没有道理，最后一句话很干脆：“以后别再来找我！”接着搁下了电话。我很后悔，不该把这件犯难的事情交给我的那位难友。我还后悔，那天与死者母亲见面时，没有问清楚死者的墓地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的几排几号。在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陪徐珏女士去八宝山人民公墓为其死去的儿子和丈夫扫墓时，我们找遍了整个墓区，也没有找到死难者G的墓碑，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墓地。

  在我的寻访过程中，上面所提到的个案并非特例。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位遗孀，当我们给她送去人道捐款时，她非但无动于衷，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党组织对我们母子俩照顾得很好；我是党员，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愚昧，怯懦、奴性，这已成为我国国民在共产党奴化政策下养成的根性。自己的亲人被共产党无缘无故地杀害了，到头来还要同这个嗜血的党保持一致，还要感念一番这个党的所谓恩德。中国人假如不铲除这根性，那我们这个民族真的要沦落到万劫不复了。（丁子霖执笔 200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