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农村，父亲退休后进城顶替老爷子当了一个商场的售货员； 丈夫生前是北京市住宅板壁厂的司机，小俩口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家境虽谈不上富足，却也安稳、和美。

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左右，她的丈夫南化通离家去长安街后就再也没有回家。家人找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却不见踪影。两天后，家人在协和医院认出了死者的照片，并找到了遗体。原来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从尸体上发现，子弹是从左后肩胛骨射入，胸腔已被炸得稀烂。南遇难时31岁，刚过而立之年，留下了妻子和女儿。而她，就是死者南化通的遗孀。

这位遗孀的线索是江棋生向我提供的，第一次与她联系也是我委托江去的。江回来告诉我：这位遗孀就住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小夹弄里一间破旧简陋的小屋里，日子看上去过得很紧巴。当时，我们已启动了对“六四”难属及伤残者的人道援助，像她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尽快给予帮助的。因为她不仅要管自己，还要抚养一个不到5岁的女儿。

送捐款的事我再次委托给了江。为了解除对方的疑虑，我还让江带去了我自制的名片。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不久江给我送来了那位遗孀亲自签收的捐款收据。可没有料想到，没几天江便遭到了西城区公安局政保科的传唤，说是这位遗孀举报了江和我两人，还说她把我们送去的捐款上交给了所在商场的有关部门。再后来，我又听说，这位遗孀因为表现好，商场破例给了她一笔相当于我们所送捐款数额的生活补助，而且还给她换了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岗位。

这件事想起来着实令人懊丧，俗话说“好心没有好报”。怎么竟有这样不识好歹的！而她作为一个“六四”死难者的妻子，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吗？可后来一想，说不定她这样做也有她的苦衷，比如说她怕这件事让领导知道了会惩罚她，或者因此而丢了工作。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由着她去了。

这件事又过去了好几年，我也不愿再向别人提起。可是有一天，我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看上去似乎伤了腿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她一进门就高声说：“丁老师，我找您来啦！可找得我好苦啊！”我没有同她见过面，自然认不出她是谁。她不等我回过神来，又大声说：“我是XBY 啊！”我这才想起来，原来是她啊！

于是请她坐下，听她慢慢诉说。

原来，她在那个商场的“好景”不长。大概领导从那件事上看出她好欺侮。是啊，哪有丈夫被无缘无故打死了还能那样忍气吞声，不仅不哭不闹反而把帮助她的人给举报了？常言道：柿子捡软的捏。于是，她被商场借故解雇了。她这次来找我，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她说为这事她打过官司，但打输了。人家说下岗的人多了去了，并非她一个。还能说什么呢？但日子总得过下去啊！何况还有一个需要她抚养的小女孩。

既然硬着头皮来找我，我又怎么能再把她推出门去呢。关于对“六四”难属的人道救助，我们早就立过规矩，那就是不问身份地位，不问政治态度，不附加任何条件。她，一个“六四”难属，还抚养着丈夫留下的一个遗孤，她有绝对的权利接受来自捐款人的那一份人道关怀。

这次她还告诉我：母女俩因为生活无着，又无他路，便靠着摆地摊卖些针织类衣物度日。因为办不起营业执照，只好到处“打游击”，城管人员来了，卷起衣物就跑。有时被抓住了，衣物遭没收，还得托人去说情。有时东西要不回来，只好自认倒霉。

我听着她的诉说，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假如她丈夫没有被打死，假如她没有被解雇，假如……，她还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还是忍不住问她：“那年你向领导举报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吗？ 后来江老师被公安收容审查了45天，这中间就有给你送款那件事……。”

她顿时脸颊胀得通红，到嘴边的话又憋了回去，最后终于说出了这样两句话：“我真没有想到会这样！”“我对不住他！”

人都是有弱点的。愚昧、怯懦、对强权的恐惧和屈从等等，尤其是当一个人处于弱势的时候。我怎么还能责备她呢！

这以后的一个春节，我与我先生一起去她家看望过她母女俩，那时她们已从王府井地区搬到城南去住了，大概是原来的小破房被拆迁了。新搬进的住房在一栋老旧的单元楼里，屋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她已经不再摆地摊叫卖衣物，而改为走街串巷叫卖盆花去了。她告诉我，她不分寒暑，每天一清早都要蹬着平板三轮去丰台花市批发一些卖得好的盆花，辛苦是辛苦点，但有了小车，也就能比较容易躲过城管人员的巡查了。

听她的诉说，我一阵阵的心酸，她已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我突然发现她变得苍老了，皮肤洒得又糙又黑，看模样远远超过了她的实际年龄。那天她见到我们很高兴，特地把女儿叫到我们跟前，告诉我们，女儿已经上初中三年级了。她感谢海外留学生给了她女儿一份助学金，帮她解决了困难。

一年后，她告诉我，女儿考上了市里的一所著名的重点高中。她说，本来是可以报考一所收费低的学校的，但女儿一定要报考她心目中的那所重点学校。为了女儿的前途，她答应了。她说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女儿把书念下去。现在，说话又两年过去了，再过一年，小女孩就要成为一名大学生了。

从第一次同她接触到这些年，中间有好几个年头我没有同她联系过，更没有想到要向她去征集公开信的签名，这倒不是担心她再去举报我们，而是她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免得她再次受到伤害。然而，这几年她毅然回到了我们这个群体，她的名字又在我们的联署名单上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