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外大街——当年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在这大街上骑车往返两次，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熟悉。那时路边矗立着一座相当气派的住宅楼，令我常常产生一种遐想：这里边的住户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想不到若干年后，由于命运的安排，我竟然与这座楼发生了关系，因为在这座楼里，住着一位与我有着同样命运的母亲。她的女儿叫苏欣。在十六年前的那场劫难中，我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而她则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我曾经多次去那栋楼里找过这位母亲，却始终没有见上面。一个深秋的晚上，我再一次来到她的家里。心里想：晚上家里总不会没人吧。然而，这次我又失望了。我多次敲门，却仍然无人应答。我仔细观察，发现防盗门上的落尘并不算多，不像是长期无人居住的样子。我只得求助于这家的邻居了。于是我敲响了对面的单元门，出来一位先生。我对他说：“我是对门女主人的朋友，路过这里想看看她，但始终没有见到她，她是否已经搬家了？”那位邻居告诉我：她现在住在百万庄，地址不清楚； 偶尔也回来看看，呆的时间不长。我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请她回来时给我回电。邻居说：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碰见她。我虽然有些怅然，但别无他法，只好拜托那位邻居一定把小纸条交给她。

我从楼里出来，外边突然飘起了濛濛细雨，宽阔的马路上车少人稀。我站在站牌下，透过路灯昏黄的光线，望着灰暗的天空和飘洒着的雨丝，身上感到了北方深秋的寒意。我心里一遍遍默祷：但愿我能早日见到这位未曾谋面的母亲。

  也许真是上苍有眼，第二天上午，我竟接到这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我确实很少回家，今天回家看到你留的条子，就给你回电话了。在电话里，我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约好马上去看望她。

我又一次来到了那扇熟悉的铁门前， 给我开门的是一位快六十模样的妇女，高挑身材、端庄文雅。她见到我，目光有些茫然，不知说什么好。是啊，我与她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要不是由于同样的命运，怎么会找上她的门呢？但她没有拒绝我，还是请我到她家里坐下。于是，我谈起了自己儿子的死，谈起了这么多年来难友们的寻访活动。我对她说：我们都是同命运的母亲，我在儿子遇难后，也曾经受过痛苦的煎熬，觉得这个世界太残酷，作为死难者的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但是，我心里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儿子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必须讨一个公道。后来，我认识了一些难友，同他们一起寻访其他死难者的亲属。我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撑，而且向人代大会提出了我们的诉求……。

说起这个话题心情是沉重的，但渐渐地，彼此间原来的那种距离感开始溶解了，两个母亲的心随之也贴近了。她含着泪水，向我诉说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悲痛。

  她曾经有过一个温馨的家庭，丈夫是冶金部的一位局长，她在一个厂里当会计。苏欣是他们的独生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89那年29岁，已经成家。小两口都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工作，日子过得很安稳、和美。她说：苏欣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她从不让父母操心。空闲的时候，喜欢读书、听音乐、还喜欢旅游。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竟会死在我的前头！”她说她是一个苦命人，丈夫早他女儿一年去世了，身边只剩下女儿与她相依为命。自老伴去世后，女儿为了不让她孤独，常常回家来看她。可现在女儿也走了，自己成了孤身一人。

她说起当年女儿的遇难，遏制不住内心的痛楚。她说：1989年6月3日，她女婿恰好出差在外，女儿知道她那几天身体不适，就来探望她；晚饭后，女儿回到自己家里，但心里总觉得不应该让母亲一个人呆在家里，于是又返回阜外大街母亲家里。但是，当苏欣途经南礼士路南口时，却遇上了戒严部队用冲锋枪扫射路边的人群。当时有五个人倒地，苏欣就是其中之一，胸部中弹，被送往儿童医院，后又转人民医院，但没有被抢救过来。她反复说：“真不该来看我，不该来看我啊！”她陷入了深深的歉疚与悔恨。

我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劝慰她，因为这是谁都无法预料的。我只能说：“不是她不该来看你，而是政府不应该开枪！”当然这话是无法抚平她心灵创伤的，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以后，我常常约她与难友们相聚。我想，同命运的人在一起，大家敞开心扉，总能起到缓解各自痛苦的作用。开始，她很少说话，但总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后来，她慢慢变得开朗起来；再后来，她摆脱了束缚自己的精神桎梏，勇敢地参加了我们这个群体的联署活动。现在，她已成为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只要有事，她总是默默地去完成。

然而，生活对她实在太残酷了，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几年前，她找到了一位理解她的老伴，期望能一起度过凄苦、孤独的晚年。但这位老伴竟又过早地离她而去了，现在她又成了孤身一人。

我想，我们这个群体应该让她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温暖，应该给予她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张先玲执笔，丁子霖改定 2005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