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十五）赵紫阳先生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

9月13日，海外媒体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中共十五大即将召开之际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要求此次代表大会就“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作出审议。赵在信中表示：

89年的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来解决。

他说，他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赵说：“这个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他主张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的正确轨道。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使历史问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最后他希望中共现领导审时度势，早作抉择。

关于赵紫阳先生的这封公开信，丁通过海外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丁说：“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八个年头，赵紫阳先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中共前总书记，而且是八年前那个事件的当事者，应该站出来说话，人们也一直在等待，很想知道他今天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对赵紫阳先生的这个行动表示欢迎。

对于赵紫阳在公开信里提出的关于处理“六四”问题的意见，丁表示：赵紫阳先生八年来坚持了他当年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不向邓小平、江泽民妥协，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也认同他当年提出来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的原则。当年邓小平不仅不采纳赵先生提出的这个原则，反而把赵先生赶下了台。但赵先生至今仍不改初衷，不检讨、不认错，这同样是很不容易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丁最后强调，关于“六四”遗留问题，仍然应该按照赵先生当年提出的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来处理，我们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连续三年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三项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惟有如此，才能最终走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怪圈。

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的信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有评论说：赵紫阳上书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元老们的看法与这几年来党内外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是一致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民间有识之士，不怕坐牢和迫害，不断要求平反“六四”，实际上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继续。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实行政治改革。为此，必须正视历史，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最新的冤案之一——89天安门事件。

10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在中美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上，江为“六四”大屠杀辩护。他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的稳定，危害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的加以解决，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场政治风波早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事实也已经证明，一个12亿多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克林顿总统对江的这种说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表示：美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有很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事情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包括中国继续不容忍不同政见的做法，使得中国没有能够得到世界上本来能得到的政治上的支持。

当江泽民以所谓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价值观念来为中国恶劣人权记录作辩护时，克林顿作了如下插话：

“请允许我补充几句，首先我们认识到，在许许多多问题上，中国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毕竟现在有人权的普遍宣言。”

对于江泽民此次访美之行，对于两国首脑寻求建立所谓建设性的对话关系，丁在接受海外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关系上实行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我也不反对西方国家就广泛的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政府首脑间的高峰会谈，但是我对这样做的后果表示忧虑。我忧虑的是今天的大国首脑们已经不再把道义原则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准则，而是把各自的商业利益放到了首位。而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恰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给予中国执政者坚持推行其反民主、反人权路线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我认为，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和正义之士，虽然无法改变首脑们的决策，但是他们可以运用各自的影响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府首脑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使它的负面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11月中旬，北京难友赵廷杰和杜东旭、钱普泰夫妇应邀来无锡张泾镇丁、蒋家中小住。赵为“六四”死难者赵龙的父亲，海军装备部离休干部；其夫人即苏冰娴女士（中央编译局德语译审）。赵、苏是1996年与难属群体取得联系的，之后，他们夫妇俩积极参与了“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救助工作，并于97年开始参加群体的联署活动。杜东旭先生为“六四”死难者马承芬的丈夫（原机械工程兵师级离休干部），妻子遇难后于93年与钱普泰女士（女教师）再婚。杜虽为军队高级干部，但他不怕军队系统的多次警告，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难属群体的活动。这次相邀三位来锡小住，同样是为了让他们的身心有一个短暂的调剂。

11月16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获释，去美国底特律就医。丁对此表示：这次魏的获释，是国际社会和美国朝野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结果。她希望美国政府这次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魏是出于道义原则而不是中美之间达成的一笔政治交易。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中国除了那些知名的政治犯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异议人士，他们至今仍然被关押，经受着牢狱之苦。

11月底，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前夕，有外国记者询问丁对江的这次出访有何希望。丁说：“我希望他（指江）做一个诚实的人，希望他说的每一句话，至少要有事实根据，至少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靠谎言无助于改善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

江访加期间，再次为中国政府89年的镇压作辩护。他说西方人在“六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西方新闻机构没有能够对事件进行全面真实的报道，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外国人不能从中国人的位置去看待这个问题。他再一次老调重弹：如果没有当时的措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发展，也就不会有今天十二亿中国人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

对于江的说法，丁在接受海外媒体时作了如下驳斥：“我很想知道他江泽民说这种话的根据何在。我们这八年来在寻访“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过程中，了解到许许多多的事实，这些事实都向人们证明，当年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市民，绝大多数是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者，在我至今所寻找到的150多位死难者之中，没有一个属于政府所说的‘暴徒’。对这样的热血青年和民众，政府居然忍心用机枪、坦克对他们实行血腥的屠杀，把他们杀死之后还要给他们加上“反革命暴徒”的罪名，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难道为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了让十二亿中国人过上满意的生活，就没有别的措施可以采取，一定要采取如此凶残的杀戮吗！”

1998年1月30日，难友们春节例行聚会，地点仍在人民大学丁蒋家里，参加者难属14人。这次聚会，难友们商量了在即将来临的两代会期间致函全国人大和政协要求解决“六四”问题的事情，同时开始征集签名。

春节后的一天，丁蒋由“六四”死难者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女士陪同，去八宝山人民公墓为已故难友吴学汉父子扫墓、祭奠，顺便为之祭奠的还有安葬在同一公墓的“六四”死难者尹敬。这是丁蒋第一次去北京的公墓为“六四”死难者扫墓。自1994年以来，每到敏感时期，丁蒋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外出，此次是利用春节期间当局防范松懈的机会，算是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十六）抵制李鹏

2月2日，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苏冰娴等56位“六四”死难亲属致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要求撤销李鹏人民代表的资格。

这封公开信指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应切实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充分和如实地表达人民的意愿。为此，我们促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新一届人民代表的代表资格，以防止不称职者窃取代表资格。我们认为，1989年6月4日政府对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这封公开信除了寄给八届人大常委会和九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之外，还寄给了国家主席江泽民、上一届人大委员长乔石、副委员长田纪云、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北京和外地的人大代表共100多封。

2月15日——19日，丁就上述公开信向多家海外媒体作了说明：“‘六四’难属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尤其是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我们一起抵制李鹏，把李鹏从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拉下来。”

她说：“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尤其是作为‘六四’死难者亲属，不会忘记李鹏这个名字，正象全世界人民不会忘记希特勒，不会忘记波尔波特的名字一样。二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了，但是当年漏网的一些纳粹分子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还是照样被捉拿归案，所以像李鹏这样极力主张对学生实行镇压并且积极地参与了这种镇压的人，不应该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韩国的全斗焕和卢泰愚就是先例。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忘记自己身受的苦难，更不能忘记那些制造苦难的人。”

3月20日，获悉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黄雨川先生逝世（3月9日）。丁曾于1994年获该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21日，黄雨川先生追悼大会在归金山举行，仪式上播放了丁对黄雨川先生逝世表示哀悼的电话录音。美国国会议员蓝西·×布洛西参加了这个追悼仪式，丁委托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贾育台先生向蓝西·×布洛西议员表示谢意，感谢她多年来对中国“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关注。

4月20日，1989年名列通缉学生之首的王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后抵达美国。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王丹的获释感到高兴，但对中美之间的所谓人权外交提出异议。她说，不能因王丹等个别著名异议人士的获释就断定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改善。“把王丹送到美国实际上是一种放逐。无论是这次放逐王丹，还是前不久放逐魏京生，都是中国政府拿自己的公民当人质，是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种政治交易。”她表示：“如果国际社会真正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个真正的改善，就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要求释放全部政治犯，如果一下子不能马上做到，可以分期分批的释放。”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欢迎王丹获释，但否认这是一项克林顿访华前的交易。

6月9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访华，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欢迎仪式。同日，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前一天已经去过天安门广场，在广场静思和祈祷，怀念那些倒下的人。他说对死难者表示敬意是他的职责。斯卡尔法罗总统是天主教徒。关于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光昭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意大利总统去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但他说，在天安门广场欢迎外国元首是中国的外交惯例。

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赞赏斯卡尔法罗的做法，同时希望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能够效仿斯卡尔法罗到天安门广场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6月4日，香港举行纪念“六四”九周年的烛光晚会。丁代表”“六四”受难者群体发表《致香港同胞书》。信中说：“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母亲，每当从无线电波里听到你们游行时的呐喊声和烛光晚会上的哀乐声，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潮澎拜。我多么想加入到你们的行列中去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吸取坚持下去的力量。”

丁在信中告诉香港同胞：九年来，大陆的受难群体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遭遇到生活上的很多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当局的政治高压所吓倒，始终在为自己的权利作坚持不懈的抗争。……他们相信将来总会有一天，大陆民众也能象香港同胞那样，公开举行“六四”纪念活动，来悼念9年前那些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

                         （十七）克林顿访华

6月上旬，即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总统重新考虑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国政府的欢迎仪式。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斯密斯说，在天安门广场受礼，在外交上等于在无辜而勇敢的天安门受难者的坟墓上跳舞。

6月12日，丁蒋受在京部分难属委托，以他们个人名义致函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接受中国政府安排，决定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表示异议。

丁蒋在信中表示：“我们对总统先生作出此次访华决定表示理解，但对阁下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接受访华安排深表遗憾。众所周知，自发生89年的血腥屠杀事件以来，6月的天安门已经和无辜死难者的鲜血联在了一起，接受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举行仪式，将极大地伤害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六四”死难亲属的感情。在这件事情上，总统先生应该意识到，中国领导人是把礼仪当作原则对待的，甚至把礼仪看得比原则更重要。因此，我们期望得到总统先生对此事的明确表示。”

这封信提到了克林顿总统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就“六四”事件所公开表明的符合人类正义和道义的立场，表示希望总统此次访华再次重申这一立场。信中说：“我们要提请总统先生注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是人心所向，而且刻不容缓。只要‘六四’事件一天得不到公正评价，那么无论对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来说，还是对于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来说，都不可能走出天安门事件的阴影，更谈不上进入所谓‘后天安门’时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愿意看到总统先生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而不是相反。”

最后，这封信针对海内外舆论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六四”难属的呼声，作了如下表示：“我们希望总统先生在访华期间，能够有机会接触中国的民间人士；如果总统先生能够来我们家里作客，我们将竭诚欢迎。”

这封信在克林顿总统来华前转到了美国白宫和参众两院。

6月20日，《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至少有70名异议人士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上签名。在这封信中，要求克林顿总统能象当年的里根总统那样，坚持在访华期间会见异议人士，特别是北京的活动人士丁子霖和鲍彤。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斯对于此项呼吁表示，克林顿总统不打算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会面，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报复。

6月22日，在美国国会就克林顿访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丁以个人名义应邀作录音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丁再次重申了此前给克林顿总统公开信中的观点。同时，针对白宫宣布：由于担心中国异议人士遭到中国政府报复而不准备在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安排同异议人士会见这一点，丁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她说：“我愿意把白宫的这种说法理解为一种好意。因为谁都知道，在现今的中国为争取民主、自由将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九年前，我的儿子正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从我儿子被枪杀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的存在看成我儿子生命的继续。就我个人来说，除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再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了，更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我已经在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示，我们欢迎总统和总统夫人来我们家里作客。我们既然发出了这样的邀请，就意味着我们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而且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

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开始访华行程。在总统抵达中国之行第一站西安之前，那里有四名持不同政见人士被拘捕，与此同时，北京的不少持不同政见人士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27日上午9点，中国政府为美国总统访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随行的《美国之音》记者周有康在天安门广场与该电台华盛顿总部、香港及北京三地作连线实况报道。在北京，记者安排了对丁的即时电话采访。

丁在此次采访中说：“我刚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克林顿总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欢迎仪式的全过程，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可以说这是我九年来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镜头。我认为，当总统先生的双脚踩在红地毯上的时候，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应该是沉重的。因为这块长长的红地毯是由数以千计的“六四”死难者的鲜血染红的。我想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也都会用和我相同的心情来注视克林顿总统的脚步。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仪式。正象刚才你们电台的播音员介绍，天安门广场，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已经是一个象征，从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到1989年“六四”邓小平下令开枪屠杀无数的学生和平民，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共产党专制、暴力的一种象征。所以，今天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安排欢迎美国总统的仪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我认为，这次中国领导人是想借天安门 广场的欢迎仪式，向全世界宣告：中美两国政府已经走出天安门事件的阴影。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更需要美国……。”

在问及这次总统访华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的问题时，丁表示：“我很难预料。但是，从前两天，一直到今天，西安所发生的抓捕异议人士的事情，以及我本人的行动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看，我想，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能够让克林顿总统和他所有的白宫助手们，更具体、更真切地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了。”

同日中午12点，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阐述了他对89年6月4日事件的观点，和江泽民主席发生了公开争执。克林顿总统在回顾天安门广场历史的时候说，九年前在这里，中国各种年龄的公民发出了要求民主的呼声。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仍然观点不同。克林顿总统对江泽民说：“我认为，美国人民也认为，使用武力和造成悲惨的生命损失是错误的。”江泽民对此回应说：他已经陈述过中国政府有关这件事情的立场。他说，对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稳定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格就此次对话发表谈话，他说这是一位外国领导人第一次在中国公开评论这件事。

在这次记者会结束后，丁又忍受着病痛应《美国之音》记者之邀发表了谈话。

她说：听到克林顿总统有关“六四”的评论，我感到欣慰。这表明，在“六四”问题上，总统先生能够继续坚持他的正确立场，这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欢迎的，对此我表示感谢。我希望总统先生今后在更多的事情上能够坚持同样的原则立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次访问，是在本世纪末，当今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首脑访问当今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专制国家，他面临的挑战将是严峻的，我祝愿他在这次充满荆棘的访问中，能够坚持美国的民主理念，能够对得起美国人民对他的信任。

此次电话采访丁因突发心脏病而中断。

7月17日晚，美国全美学自联理事任君来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当他离开丁蒋家从人民大学西门回旅社时，突然遭到北京市安全部门便衣警察的无理扣押，并被带往南苑看守所盘问直至凌晨4点。警察从任君身上抄走了丁蒋委托他转交给海外朋友的一些私人信件，此外还有一位“六四”死难者的遗体照片、有关发放“六四”遗孤助学金的预算表、浙江108位农民给《中国人权》的有关诉讼材料等等重要资料。这是国家安全部门自1993年以来第二次扣押回国的全美学自联人员并抄走有关材料。

8月7日，60多位“六四”死难亲属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声援发生在印尼的迫害华侨的暴行中受到伤害的华侨姐妹。

                      （十八）两个“公民权利宣言”

9月28日，由丁子霖、林牧、江棋生、蒋培坤、魏晓涛联署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与《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发表。两个宣言的起草人为蒋培坤，发言人为江棋生。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多家海外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以及一些海外电台均作了报道。

为此，丁接受了《纽约时报》及《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的采访。丁在采访中表示：“六四”以后，有一个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像“六四”大屠杀那样几乎遭到整个国际社会同声谴责的事件，今天中共仍然能够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为什么共产党在打天下的时候声称要争取自由、民主，而在坐了天下之后搞的仍然是专制独裁？为什么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历程会那么艰难？

丁对此表示：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民主社会，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人中间，那种既敢于承担责任又有责任能力的人实在太少，往往是在社会情绪高涨的时候，大家一哄而起；而当社会情绪一旦退潮之时，又都退回到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心理中，十分缺乏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更不知道象自由、人权等等都是每一个体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不懂得一个人如果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那么他就只能听凭专制独裁者的任意摆布。

她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中国的老百姓方面来说，是由于几千年来皇权主义传统的束缚，他们养成了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当他们能够相对安稳地过日子的时候，就很容易满足，甘心当顺民；而当他们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变而为揭竿而起的暴民；而且，即使在被迫造反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也仍然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正是这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一个好皇帝或一个好领导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他们自己起来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就给了现今中国的领导人一个借口，说中国国情特殊，同西方不一样，中国首要的人权是老百姓的生存权，中国不适宜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她表示：发表《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就是想改变上面所说的那种状况，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西方人享有这些权利，东方人同样应该享有这些权利。在中国，不首先争取到公民的自由权利，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即使实行了民主，那也很可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老百姓的命运依然会受少数几个政治寡头或者政治强人所支配。不懂得自由、人权是实行民主前提，还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那就是把民主搞成象过去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共产党喜欢搞群众运动，中国的老百姓也很容易被发动去参加这种运动，结果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到了与群众意愿相反的方面。在共产党执政的50年里，许多践踏人权的暴行就是在群众运动的名义下发生的。这样的历史教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发表这个自由和权利宣言，也是为了在中国结束这种群众运动的历史。

关于“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丁表示，这是旨在使人们意识到作为公民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经济及社会权利。

她说，在当今的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是腐败。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也就是源出于中国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腐败的背后就是这种社会不公。

至于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腐败，她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政府和党派的权力，专制体制导致权力的绝对垄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如何迫使权力退出市场。

在被问到上述“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什么异同的时候，丁作了如下说明：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活动。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