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十九）中国政府冻结“六四”人道捐款

这一年的夏天，旅德中国留学生给“六四”难属送来了两张总数为11620马克的捐款托收支票，丁在无锡中国银行东门办事处办理了托收手续，托收到期，银行电话告知丁，汇款已到。待丁去银行兑取时，却又被告知，这笔汇款已被冻结，不能支付。丁蒋随后赶到中国银行无锡市分行询问究竟：由谁出面冻结，何时、因何冻结？

银行方面称：这是国家机密，上级交代不能说。在丁蒋的一再追问下，银行方面不得不告诉是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出面冻结，并由该行营业部主任向丁蒋出示了北京市国安局的冻结通知书。丁要求复印，不允，说可以手抄。丁抄下了那份冻款通知书。这份“通知书”称：“兹因侦查工作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下列汇款请停止支付六个月（自1998年10月8日起至1999年4月7日止），逾期或者撤消冻结后，方可支付。存款户名：丁子霖。”

对于这件恶性冻款事件，丁于10月27日以个人名义向中国政府及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发出强烈抗议，并向联合国人权专署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各国政府首脑及议会议长、各国际人权组织、旅居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紧急呼吁，请求各方采取切实步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力促此次冻款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在这份呼吁书中，丁对这笔捐款作了如下说明：“这些年来，所有参与“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事宜的海内外朋友及受援者都知道，‘丁子霖’这个名字已是‘六四’受难者群体的一个代号，以‘丁子霖’名义接受的“六四”人道捐款均不属于丁个人，丁只是受捐款人委托向受难亲属转交该项捐款。此次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冻结的款项，同样不属于丁个人所有，而属于整个‘六四’受难者群体。‘六四’受难亲属作为中国公民，有权接受海内外各界的人道捐助；冻结此项捐款，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严重侵犯。”

呼吁书引述了1994年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呼吁书中的有关内容，即：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呼吁书对政府当局的这种非人道行为进行了谴责：“9年前的“六四”屠杀事件，留下了数以千百计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9年多来，他们非但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抚恤，反而遭受政府的种种非人道、不公正对待。不少难属孤寡老人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不少受难家庭无法负担遗孤的教育费用，不少伤残者和受难亲属正面临失业、下岗困境。如果政府还讲一点人道的话，怎能忍心冻结、扣押给予这些无辜受难者的人道捐助！政府在9年前杀害了他（她）们的亲人，难道在9年后的今天，还要把他（她）们逼向绝路！“

此次冻款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了在京难属的愤慨，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苏冰娴、尹敏、尤维洁等51位“六四”难属向政府当局发出了抗议书。抗议书说：“几年来，世界各地给我们的人道帮助，虽然也曾受到官方的种种干扰和阻挠，但终究没有发生过明目张胆劫持款项的事件。这次却由安全机构白纸黑字下令冻结，并且是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有关人权公约之后，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不仅令人作呕，也是自取其辱！”抗议书还作出如下声明：“在此，我们向官方最高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解冻这笔银行汇款。我们不希望逼迫我们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

这封抗议书由张先玲、李雪文、苏冰娴等八位难属代表，排除种种障碍，前往国家安全部递交给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事后，李雪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难属们觉得，这些年丁子霖帮我们募集捐款确实是很辛苦的。她从“六四”儿子死了以后，化了很大很大力量，为难属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她还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现在眼看春节要到了，有很多很多人靠了这点钱来维持生命的啊！——他们（指政府）刚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马上在国内实行这种打压，这不完全是伪装的吗？你怎么能在国际上取得信任呢？所以我跟大家去了国家安全部……。”

同时前往国安部递送抗议书的周淑庄女士在接受了海外媒体采访时悲愤地说：“中国政府应该赶快解冻这笔钱，快过年了，中国传统在除夕要吃团圆饭，但我们的亲人却永远无法团圆了。这是给难属的钱，不是给丁子霖的钱，政府把他们的亲人杀害了，这些家属政府不管，现在海外的朋友来关心我们，却被政府扣了，你说怎么向世界交代得过去呢？特别是那些孤儿寡母，因为要留着钱上学啊！这些钱确实起了作用。最近有4位孤儿考上了大学，给他们一些钱，那就起了很大很大作用。赶快解冻这笔钱！”

在发生冻款事件几天里，中国国内北京、陕西、浙江、湖南等地的130多位民间异议人士以及旅居海外的20多位知名人士纷纷发出抗议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发还此项人道救助捐款。美国西海岸的民主教育基金会、矽谷民主促进会、美国民联阵以及旅德中国留学生等表示声援国内难属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抗争。其他欧美各国的独立异议人士也都纷纷接受媒体采访，一致谴责中共的卑鄙行为。

11月7日，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授予丁子霖本年度“自由和人权奖”，颁奖仪式于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由于丁不能前去参加颁奖仪式，由旅居瑞典的人权活动人士茉莉女士代为出席。据该基金会称：这个奖项之所以颁予丁子霖女士，是由于她对中国的自由、人权作出了大量的贡献。9年来，她在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一方面参加了争取人权和自由的抗争，另一方面致力于寻访和救助“六四”受难者，帮助受难者亲属克服各种困难，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11月7日的颁奖仪式上，瑞士的一位著名演员（姓名不详）用德语宣读了丁的获奖答词。丁在这个答词中说：“在1989年，我们的亲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以后的9年多时间里，我们作为死者的亲属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付出了代价。这都是我们自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自由人类中受人尊重的一员。”

在颁奖仪式上，丁还委托茉莉女士展示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照片。丁对这幅照片作了如下说明：“照片上的死者名叫吴国锋，生前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89年6月3日深夜他携带照相机骑自行车独自离校，于北京西单附近遭枪击，头部连中数弹，挣扎于血泊之中，戒严士兵又用刺刀猛刺其腹部，致使肠子流出体外。吴当时以徒手抢夺刺刀，手心处留有深深刀痕。但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丁说她为了寻找到这位死者的亲属，整整化了八年时间，而这张照片在死者亲属那里已整整珍藏了9个年头。她说：“当我第一次面对死者的照片时，我的心被当年的那种残暴强烈地震颤了。”

在此次颁奖仪式上，茉莉女士和德国的一位汉学家（姓名不详）为丁的获奖表示祝贺并作了演讲。

自10月26日发生“冻款”事件后，《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栏目主持人力万方对北京和外地的“六四”难属及伤残者作了系列采访，作为该台1999年纪念“六四”十周年的重点节目。这次采访一致延续到了下一年的“六四”前夕，共有34位“六四”受难者接受了采访。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年初，“六四”难属群体经多次商议量，确定了纪念活动的一些打算：举行“六四”惨案十周年祭；公布新找到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公布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照片资料；控告李鹏并为此向难属及伤残者征集证词；为促使政府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组建“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协助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做好对难属及伤残者的系列采访。

农历春节期间，海内外人士纷纷来函、来电，向在“六四”惨案中失去亲人的家属表示慰问。为此，丁代表难属群体通过海外媒体表示感谢。她说：

 “我感谢海内外朋友以各种方式向我们这个受难群体表达他们的爱心，正是这一份爱心，我们才得以坚持这么多年。……现在离“六四”十周年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心却一天一天沉重起来，就象一块石头压在我们身上。……十年了，我们无法说出一句可以让亡灵们得到安慰的话，因为他们一刻也未曾得到安息，我们只能在心里告诉死去的亲人，希望他们能够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继续努力，去为他们讨回公道。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说出一句‘请安息吧！……”

                               （二十）“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2月18日（大年初三），为避开“六四”前夕的“敏感时期”，在京的难友决定提前举行“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这是十年来第一次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仪式于当日晚7点举行，出席者有：张先玲夫妇、苏冰娴夫妇、杜东旭夫妇、丁子霖夫妇、周淑庄、徐珏、黄金平、袁可志、邝涤清、尹敏、冯友祥、杨大榕、刘梅花母女、郭丽英、张艳秋、陈秀英、袁淑敏、孟淑英等23人。祭奠仪式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丁子霖家里。在居室客厅的正面墙壁上，覆盖着一整幅黑色布幔，上方横幅白底黑字写着“六四惨案十周年祭”八个大字；两旁是两幅挽联。在黑色布幔的中央，悬挂着18幅“六四”死难者的遗像，他（她）们是：马承芬、杨撼雷、邝敏、王楠、戴伟、吴学汉、吴向东、叶伟航、杨汝霆、蒋捷连、段昌隆、杨燕声、陈来顺、袁力、赵龙、王文明、谢金锁、王志英、刘锦华。在遗像下方，摆放着鲜花和花篮。整个房间肃穆、凝重，哀乐凄婉，青烟缭绕。

仪式由丁子霖女士主持，张先玲女士代表难属群体致悼词。她在悼词中说：

“十年前，你们毅然离家而去，从此便成永诀；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从你们曾经给我们留下过无尽记忆的地方来到这里，为你们举行追悼祭奠仪式。作为你们的亲人，今天我们还不能让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惟有在你们灵前点上一柱清香，洒上一杯浊酒，但愿你们的灵魂能得到些许慰藉。

“你们不是英雄，也不想当英雄。也许你们死得轻如鸿毛，也许你们的血会白流，也许你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你们已经以生命的代价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人。这对于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妻子、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女来说，已经足够足够了。

“这十年来，世界上很多很多好心人向我们伸出了同情和帮助的手。从此你们不再孤独，你们的亲人也不再孤独。你们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们已经属于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属于世界自由人类的一员。

“然而，……令你们亲人不安的是，今天，在你们曾经生活过的这块土地上，强权依然存在，残忍和杀戮依然有可能发生。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期盼着尽早结束这样的历史，期盼着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期盼着你们的同代人、你们的下一代不再遭受你们的劫难。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等到那么一天，等到你们的亲人、你们所有的同胞都能象你们一样成为自由人类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你们的灵魂将得到真正的安息。“

在祭奠仪式上，还由黄金平女士代为宣读了吴蓓女士给难属的一封信。外地难友、伤残者方政专门打来电话为“六四”死难者致哀。

按中国传统习俗，难友们挨个为各自死去的亲人洒酒致哀。这是一个撕心裂肺的时刻，每一位难属皆伫立在亲人的遗像前倾诉着自己的悲痛和思念。

这次祭奠仪式整个过程惊天地，泣鬼神。此情此景，凡亲历者，永生难忘。美国CNN有线电视广播公司记者对这次祭奠仪式作了现场录像。

这次祭奠仪式尽管安排在私人住宅，且避开了敏感时期，却仍然受到国安部门便衣警察自始至终的严密监控。

在祭奠仪式结束后，经难友们协商，一致同意成立“六四”受难者对话团。成立对话团的目的是为了就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更有效地与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

2月28日，在两代会前夕，“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第一次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吁请人大常委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就“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问题与受难者对话团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这份呼吁书说：“十年前的“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场大屠杀现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一个时代的噩梦般的恐惧，仍然沉重地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呼吁书说：“十年来，海内外正义之士和各界民众，包括我们受难群体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89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词，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呼吁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清算历史，改弦更张，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民主宪政。

“为求得政府方面的诚意回应，我们作为受难群体，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始终以国家稳定的大局为重，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念，坚持主张通过民主、法制的轨道，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坚持在政府对“六四”事件作出妥善处理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助互慰，医治创伤；并以非政治性的民间方式，争取海内外人道援助，在可能范围内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伤残病弱者有所抚恤。”

呼吁书最后表示：“值此“六四”惨案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诸位国家领导人的诚意回应，并就我们的对话要求作出具体安排。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受难群体的命运，促成“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3月.9日，前《人民日报》社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绩伟先生写信给他的一位老朋友，心中表示，他至今没有看到丁出版的那本调查记（指《“六四”受难者名册》），希望能帮他要一本。此后丁托人把此书送给了胡绩伟先生。4月10日丁接到胡绩伟先生的回信。胡在回信中谴责了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并表示支持“六四”难属的抗争。

3月10日，两代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政府当局对“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信件持何态度。在一再追问下，发言人答：这件事党和政府已作出结论，这个结论不改变。记者对此评论说：这说明他们已收到了信件，而且也算是有了一个回音，但态度没有任何改变。

3月间，由丁子霖、苏冰娴、张先玲等人负责，加紧了征集“证词”的工作，同时由蒋负责开始起草控告李鹏的起诉状。

3月22日，丁接意大利来电，告知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决定授予丁、蒋一项人权奖。

4月5日，清明节。上午9点，丁蒋出人大北门去海淀镇购买祭奠物品，遭到十多名便衣警察的拦截。丁蒋被告知：“上级决定，你们不能出校门。”并扬言如果跨出校门一步，立即抓走。旁边停着一辆无牌车。一便衣还当众辱骂丁蒋为“卖国贼”。丁蒋与之论理，相持20分钟。

晚，在家里举行清明祭，丁当着监视她的便衣警察在院外迎春花树上撒下25朵小白花，同时在地上洒酒祭奠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六四”亡灵。

4月7日下午4点，丁蒋离京回老家无锡暂住。

4月8日中午，丁蒋抵锡，去中国银行无锡分行查询人道捐款“冻结”事。银行主管出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99003号通知，谓德国捐款继续冻结半年。此后丁蒋每年4月8日、10月8日两次去银行催问，所得回答均为“继续冻结半年”，至今年（2005年）已连续冻结7年共14次。期间，丁曾多次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交涉，对方的回答是：“这笔钱放在那里，你们不动，我们也不动，这是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4月16日，获悉自由亚洲电台已把“目击者说”栏目对“六四”难属的系列采访制作成光碟，标题为“天安门十年沉默  难属们悲愤呐喊”，副题为“纪念六四事件十周年专辑”。光碟刻录了8位难属的采访录音，她们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叶伟航的母亲尹敏、吴国峰的父母吴定富和宋秀玲、孙辉的父母孙承康和于清、张向红的哥哥张立明、杨燕声的遗孀黄金平、王志英的遗孀张艳秋。这个光碟被人们称为“六四光碟”。一直到今天，仍有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许多民众向“自由亚洲电台”索取这个光碟。

5月1日，丁蒋自锡返京。

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北京等几个大城市爆发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美国驻北京使馆被砸，成都领馆被烧，中国掀起了民族主义反美浪潮。

5月12日，丁所在人民大学的一位大学生给丁打电话，质问丁为何对此事保持沉默。丁在电话里回答了该大学生的质问。第二天，丁通过海外媒体发表“严正声明”：1，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母亲，更能深切地体察此次事件中被害者家属的悲痛。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慰问。2，我谴责一切滥杀无辜、残害生命的暴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无论是对外国人的暴行，还是对自己同胞的暴行。3，人道的原则，是人类的普遍原则，也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我期望此次驻南使馆被炸、记者被害事件能够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呼吁立即停止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一切杀戮，使科索沃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让阿族难民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园，让所有南斯拉夫人民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

                                  （二十一）控告李鹏

5月17日上午，难友张先玲和苏冰娴受难书群体委托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控告李鹏的起诉状。经耐心交涉，最高检察院收下了这份诉状。

按法律程序控告李鹏，是“六四”难属群体自1995年以来一再重申的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诉求之一，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这份诉状说：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害人，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

诉状中说：“1989年4、5月间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有百万学生、民众参加的示威、请愿和抗议运动，是中国公民依据本国宪法和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行动。运动自始至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首都学生和市民自觉维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示威民众的唯一诉求，只是要求政府按民主和法制的程序，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使双方分歧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得到合理的解决。

“此次示威事件发生后，政府方面置本国宪法和国际人权约法于不顾，断然拒绝示威民众的合理要求。4月26日，政府在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通过《人民日报》指称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为“动乱”，导致矛盾激化，学生被迫绝食抗议。5月19日，政府悍然调动数十万配备有坦克、装甲车和各种杀伤性武器的人民解放军分多路进入北京市区，紧接着李鹏于20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签发戒严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致使事态急转直下，不安和恐惧笼罩全城。但是，即使在如此严重的情势下，首都居民仍然保持了镇静和克制，各界人士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以求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分歧、平息事态。……以后的事态表明，在戒严部队奉命向学生、市民开枪之前，学生、市民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更没有发生政府所指称的“反革命暴乱”。在戒严部队奉命向学生、市民开枪之后，军队的残忍和滥杀无辜激起了民众有限的反抗，这是民众在生命和自由遭到侵犯时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知的155位死难者和65位伤残者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屠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在1989年5、6月间北京地区未发生任何武装叛乱或武装暴动的情况下，政府当局调动数十万军队对和平示威者实行武力镇压，对无辜的和平居民实行残暴的杀害，其行为属于政府权力和国家武装力量的非法滥用。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之规定；按《联合国宪章》重申之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按《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有关联合国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国际人权准则，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此项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我们认为，政府当局在1989年6月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本国的宪法，违背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保护人类的国际义务，而且已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发展为反人道的暴行；其行为已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利的故意侵犯和剥夺，就其造成后果之严重足以认定为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章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四章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作为这场暴行的参与决策者和决策的直接执行者，应对这场大规模屠杀事件负主要责任，其行为应受到法律追究。

“为此，我们郑重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次大规模屠杀事件立案侦查，并请求检察院对此次事件的被告人李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份诉状上签名的“六四”受难者及死难者亲属共105人。

5月17日，人大博士生江棋生因呼吁民众悼念“六四”死难者而被捕。

5月21日，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王来棣、蒋培坤等5人签发抗议书，谴责政府当局无理拘捕江棋生。

5月25日，张先玲、苏冰娴、徐珏、周淑庄、李雪文等23位“六四”难属签发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江棋生先生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说：“我们对于政府当局这种无视公民权利、粗暴践踏国际人权准则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这次政府当局对江棋生等异议人士的拘捕和打压，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不仅完全违背了政府已签署的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而且激化了国内矛盾，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我们呼吁江泽民主席、朱鎔基总理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关注此一事件，立即制止事态的恶化。”

5月24日，张先玲和苏冰娴女士再次代表难属群体前往高检递交控告李鹏的补充材料。但这次递交的文件却遭到了接待人员的拒绝。正无奈之际，她们发现一辆“首长”专车正驶进“高检”的大门。情急之中，她们冲向了那辆汽车，准备拦车递状，却被两边的警卫粗暴地挡回。然而，她们并没有气馁，又通过电话与有关主管官员进行了反复交涉，最后接待人员不得不奉命把文件接受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