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二十二）“六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

6月1日，纽约时间上午10时、北京时间夜11时，“六四”受难者群体委托“中国人权”组织、“全美学自联”及其他人权组织在纽约外交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由“中国人权”代为公布了国内难属群体当时已收集到的155位死难者名单、27位难属和伤残者为控告李鹏提供的证言，以及60多幅死难者生前和遇难照片（包括伤残者照片）。出席发布会的电视台约20多家，其他媒体约70多家，世界各大媒体均派记者参加。

发布会会场前方摆放了一排花篮。会议由“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萧强主持，会上刘青、王丹、黄慈萍（全美学自联代表）等人发言。会上还播放了鲍彤先生预先带出国外的一段录象讲话，丁子霖通过电话连线作了现场讲话。

丁在讲话中说：“十年前，中国政府调动数十万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天安门的和平示威者，致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受伤、致残。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

“在当年那场大屠杀过后不久，为了寻求相互间的同情和安慰，也为了减轻同命运者的痛苦，我们开始了寻访其他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活动。现在，这项活动已经坚持了十年，参加这项活动的也不再是少数几个人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寻找到了160多位死难者，将近70位伤残者。这个寻访过程，对于参加寻访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在血污和泪水中艰难跋涉的过程。

“……现在，“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十年里，那些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不仅遭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煎熬，而且承受着别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不能公开说出亲人惨遭杀害的事实，也不能公开表示对死者的悼念。……这些年来，我们苦苦期盼和争取的，就是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一个公道。”

她说：“我们渴望和平的生活，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我们并不主张以牙还牙，以命偿命。我们反对用“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样的非理性口号再次制造人与人之间新的仇恨。但是，李鹏是当年那场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之一，而且是决策的直接执行者，他对于那场大屠杀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对他进行司法追究，是为了在中国早日结束无辜平民遭受任意杀戮的历史，是为了让中国所有的母亲不再遭受我们这样的痛苦。”

她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国政府和议会、各国际人权组织、所有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以人类道义的立场，继续关注中国的“六四”事件，关注“六四”受难者和所有受迫害者的命运。

最后，她代表“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对十年来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新闻发布会还通过美国邮电局给国内难属安排了10条电话热线，但北京的7条仅丁子霖一家接通，外地3家有两家接通。因电话听不到现场实况，由童屹和陈祝怡女士作转述。

发布会结束前，丁子霖回答了多家媒体有关“六四”事件的提问。最后与王丹通话时，电话被切断。

6月2日，丁蒋住家周围“便衣”人数突然骤增，最多至近20名，岗哨一直设至单元内家门口。丁因心绞痛卧床休息。晚，香港支联会通过传真，邀请丁子霖于6月4日晚8点香港举行“六四”烛光纪念晚会时与司徒华通话，并作现场直播。随后住宅电话被切断。

深夜丁蒋从手机上接到10多次骚扰、恐吓电话，自称是从美国、香港等地打来。3日白天持续接到恐吓电话。晚，丁蒋为亡儿过生日。

6月4日晚7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两位官员在人大保卫处副处长陪同下在丁蒋的住所分别与他俩谈话。来人指控丁蒋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警告丁蒋不要与海外敌对势力联系。谈话直至夜12点。

“六四”十周年期间，丁蒋被严密监控整整50天，不能出校门，电话经常被切断。

9月6日，丁蒋再一次离开北京去南方老家暂住。

10月8日，德国马克捐款冻结到期，丁蒋去无锡中国银行询问，被告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已于9月30日发文，续冻半年。

10月20日，丁蒋应难友郝义传先生（死难者郝致京父亲）邀请，动身去马鞍山市郝家。这是丁蒋与郝先生第三次见面。前两次郝先生被邀来无锡小住。

12月6日，接纽约“中国人权”组织传真，谓该组织拟发起一个“母亲运动”，以此声援国内的“六四”难属。关于称谓问题，刘征询丁的意见，丁认为可以采用“和平”或者“天安门”等字样。经协商，最后决定用“天安门母亲”的称谓； 如果作完整的表述，应为“89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母亲”。丁的这个提议后来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

几日后“中国人权”又传来智利等国开展“母亲运动”的有关译文资料。

12月31日，刘晓波、刘霞夫妇来访，共进除夕晚餐，晚9时离去。这是刘出狱后的第一次会面。关于这次会面，刘有如下回忆：

“1999年10月，我再次走出中共的监狱，从大连回到北京。接近年底，全世界盼望新千年降临的气氛日见浓烈。那几天，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共度除夕夜，但我和妻子刘霞想把这个新千年之夜留给“六四”的亡灵们，决定和丁、蒋二位老师一起为亡灵守夜。(

“12月31日夜晚，我和妻子去了二位老师家，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守夜的气氛一直很沉重，沉默多于谈话。在小连的遗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二位老师，平时的口若悬河也变得沉默寡言。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嘱我好好待刘霞，决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外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两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当时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者的遗属们的艰难了……。

“告别时，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难属《证词》送给我俩﹐并再一次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第一次读到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出版的《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那是155位死者、65位伤残者的名单和27位六四难属的证词。阅读时的经历和感受，我都写进了《来自坟墓的震撼》这篇“六四”十一周年的祭文中。……”

                    （二十三）北京、上海国安局制造扣人、截款恶性事件

2000年元月上旬，蒋去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看望许良英先生，谈及国内某些人对“六四”难属诉求的曲解。蒋说：“六四”受难者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艰辛，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要为他们呼吁，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经济上的帮助。但是，他们今天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由于亲人们的鲜血，是由于共同的命运；虽然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弱者，但在道义上却是强者。他们是有自己尊严、并且知道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去抗争的政治受难者，因此决不能把他们仅仅看作乞求施舍的一群。蒋还谈到，不能把寻访和救助看作难属工作的全部，这不过是整个难属工作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难属群体的大量工作，是通过互助互慰，互相激励，把大家联合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抗争，为死去的亲人寻求正义、讨回公道。许先生同意蒋的这种说法。

同日，“中国人权”组织的一位来自香港的部门负责人与丁谈及“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事。丁谈了自己的设想：“六四”受难者只是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群体，既不是什么政治派别或民运团体，也不是什么利益集团，因此不搞任何组织形式，不突出任何个人。这个群体的一切活动，应始终坚持“独立的、非政治的人道性质”，不以群体名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鉴于中国大陆自49年以来频繁发生社会动乱， 无辜平民惨遭迫害和杀戮的情况，还应把争取和平安宁的生活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在谈到这个群体的近期诉求时，丁提出争取三项权利：一是公开悼念死者的权利；二是接受人道捐助的权利；三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的权利。该负责人提出是否可以与世界各国的母亲运动取得联系，以争取她们的声援和支持。丁同意这个提议。

1月13日凌晨，海外朋友来电告知丁蒋，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理事、IIFC主席陆文禾博士回国探亲时，在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离人民大学丁蒋住所不远处遭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无理扣押、搜身，抄走海外朋友给丁子霖的私人信件，包括埃得加·斯诺夫人的信件。国安部门先把他扣押在北京，后送往上海陆父母住地。这次陆绕道北京是受全美学自联等团体委托，给丁子霖女士送交一笔“六四”难属人道捐款的托收支票。陆被押解到上海后，上海国安局逼迫陆在托收支票上写明“丁子霖”的名字，企图以丁的名义向美国银行骗取这笔汇款，后觉不妥又责令陆改写为上海市国安局某一人员的名字。不仅如此，上海市国安局官员还逼迫陆的父亲按他们口授的内容签署担保书，声称如果陆返美后不兑付这笔汇款则由陆父负责偿还，否则不准陆离境；不仅如此，他们还收缴了陆父母居所的房卡（相当于房产证），以此作为抵押。当他们得知托收支票已被美国银行退回后，又多次威逼陆父，企图勒索现金，并恫吓要以拍卖住房来“抵债”。

为此，丁于2月9日以个人名义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上海国安当局扣押陆文禾博士、非法追缴“六四”人道捐款的恶性事件表示强烈抗议，并作出如下声明：

“（一）此次陆文禾博士向我转交的海外捐款，是捐款人委托我转交给“六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纯属人道救助性质。死难亲属和伤残者作为中国公民有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人道帮助，追缴此项捐款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尤其是此次上海安全局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拦路抢劫。

“（二）我对陆文禾的父亲、78岁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元章先生因此事无端受株连深感难过。我强烈谴责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这种完全违背人类文明准则的做法，要求立即发还陆父的房卡，停止对他的骚扰和迫害，并向他赔礼道歉。

“（三）多年来，政府所属国家安全部门无视宪法和国际人权准则，一再阻挠、破坏海内外各界人士对“六四”受难者的人道救助活动。98年10月北京市安全局非法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11620马克人道捐款，至今仍未解冻，此次上海市安全局又公然非法追缴来自美国的人道救助捐款。凡此种种，竟然发生在政府已经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之后，更令人无法理解和容忍。”

信件最后请求江泽民主席、朱鎔基总理关注并派专员调查北京、上海两地安全部门此次无理拘押旅美回国人员、非法追缴“六四”人道捐款的恶性事件，立即归还海外朋友给丁的私人信件，包括埃得加·斯诺夫人的信件，严肃查办有关违法人员，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2月12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就同一件事发出抗议声明。声明对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为盗取“六四”人道捐款而不择手段采取的野蛮行径表示愤慨。指出上海国安局因截款未成转而将陆文禾父亲的房卡作扣押，其行径之恶劣、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

声明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陆文禾博士在国内的亲属的骚扰和威胁；中国政府必须抚恤所有“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必须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打压和封锁海内外的人道援助。

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以“勒索‘六四’捐款，天理难容”为题愤怒谴责了中国国安局的卑劣行径。他说：在“六四”难属中，有的是年迈父母失去儿女，有的是双胞胎幼儿失去父亲，有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在普遍下岗的经济困难中，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是困窘。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政府从未认真予以调查，更谈不上救济，相反却不允许他们得到外界的帮助。他说当局这种欲置难属于死地的做法，不仅丧尽天良，而且令人质疑。

2月1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陆文禾事件显示中国法治之差”的社论。社论指出：“在美国，无论是支持或反对与中国交往的两派都同意，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遥远得很，只是两派对于北京是否有诚意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看法不同，而最近发生的陆文禾事件应可让双方有更清楚的了解。”

关于此次截款事件，在稍后的一次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中国政府是否考虑将外国的人道主义捐款获准送到死难亲属的手中时，发言人章启月回答说：这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事情，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2月8日（年初二），在京难属例行聚会，出席者共14人。

3月1日，丁蒋离京赴川、鄂两省看望外地难属，同月16日返京。整个旅程，完全由所在省区的国安部门严密监控。此次丁蒋看望了成都市和武汉市的三家难属。原定还要看望两个省份其他几家农村的难属，但考虑到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只得作罢。

                            （二十四）斯诺夫人会见丁子霖受阻

3月31日下午，丁接到斯诺夫人女儿从瑞士来电，告知其母、兄（克里斯多夫·斯诺）已于当日抵达北京，欲于明日（4月1日）上午11点前往人民大学宿舍拜访，问是否可以？ 丁答表示欢迎。

斯诺夫人为了能使这次会见获得成功，于当日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实际上是告诉中国政府当局，她这次拜访丁子霖，纯属私人性质， “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

但是，两位母亲的这次会见却遭到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的无理阻挠。

4月1日晨6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派出众多便衣警察会同人民大学保卫部的人员包围了丁蒋的住宅。

随之安全局的官员来到丁蒋家里，告知丁蒋：“根据上级指示，你们不能外出。”并说：“希望你们采取合作态度，避免发生不愉快的情况。”丁回答：“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特地从国外来看望我，我不能拒绝。”

当天上午11时左右，在人民大学东大门发生了便衣警察阻拦斯诺夫人的事件。

这天早上，“六四”难属苏冰娴女士来人民大学看望丁子霖，正遇上丁为斯诺夫人来访一事与北京市安全官员进行交涉。苏转身离开了丁蒋家，随即去人大东门外等候斯诺夫人的来访。

这以后发生的情况是： 斯诺夫人准时来到人民大学东校门，苏冰娴女士上前招呼，并陪同斯诺夫人一起向人大校门走去。但是，当她们来到校门口时，却遭到了便衣警察和人大保卫人员的粗暴阻拦。对方称：他们很尊敬斯诺夫人，但斯诺夫人没有按规定履行申请手续，不能进人民大学。为此双方发生争执。

其时，校门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群，还有不少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外国记者。记者们纷纷就斯诺夫人的这次来访向苏提出问题，苏用英语一一作了回答。双方相持多时毫无结果，斯诺夫人遂不得不坐车返回下榻的宾馆，苏同车随行。在车上两位母亲用英语作了交谈，斯诺夫人把要送给丁的礼物和1000美圆捐款托苏转给丁。

这些情况丁蒋当时一无所知，苏回到家里后在电话里告诉了他们。

丁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就斯诺夫人来访受阻一事说：“我认为，这样对待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一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私人访问，是很失礼貌的，也是违反人之常情的。

“埃德加·斯诺先生和斯诺夫人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从来对中国人民怀有友谊之心。今天，斯诺夫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要对“六四”死难亲属表示慰问和同情，并亲自向难属赠送她自己和朋友们的人道捐款。我想，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不仅有损国家的形象和信誉，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声明最后希望政府当局改变态度，对斯诺夫人以礼相待，并立即作出弥补，以实现斯诺夫人的愿望。

世界各大通讯社及主要媒体转发了丁的上述声明。

同日晚8点多，丁子霖与斯诺夫人用英语通了电话，丁表示不放弃努力，只求默默见上一面，“拉拉手，拥抱一下”。丁在电话里对斯诺夫人说：“我未能见到您，很难过。我想告诉您，我已向政府提出请求，在您离开北京之前同意我能与您见上一面，让我们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在沉默中交流彼此的感情。

“我盼望目前的状况在最后的时刻能得到改变。我盼望能见到您。我将一直等待到最后的时刻。”

丁从电话里听到了斯诺夫人激动的声音：“我的上帝啊！丁子霖，我终于听到您的声音了。我很遗憾没有能见到您，我女儿已经告诉了您所遇到的一切。我很抱歉给您和您的朋友带来的麻烦。

“我也正在努力申请与您见面，就象您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说话，不做什么，只在沉默中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不会放弃我的努力的。

“您不要伤心，我爱您，世界上很多人都爱您，都关心您，支持您所做的一切。……”

4月2日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第二次来丁蒋家谈话。来人称：绝对不能见斯诺夫人，这个决定不能改变。并说，这件事并不那样简单，有外部势力的插手和预谋；你们的事情不仅与一些境外组织有关，而且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丁回答：“我不管有什么背景，也不想知道是什么背景；我只关心与难属有关的事情，别的事情我无意过问，也无意参加。这次斯诺夫人来访，她发了公开声明，我也发了公开声明，光明正大，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4月3日下午1点半，苏冰娴女士来丁蒋家为他们回南方老家送行，因为她知道丁蒋早就预订了4月4日的车票。按惯例，丁蒋每次回南方，苏都会送来一大摞预先准备好的烙饼给丁蒋在路上充饥，这次也不例外。但是，这次她却遇到了不测。当她来到丁蒋家门口时，竟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强行塞进事先预备好的小车。丁蒋闻讯上前阻拦，却被便衣猛力推开。双方又发生了一场冲突。这次羁押苏冰娴女士，是对她接待斯诺夫人一事实行报复。

为此，丁立即发出了强烈抗议，她谴责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这起暴行，要求立即释放苏冰娴，要求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立即出面制止这种蔑视人权的恶劣行为，查办有关人员，并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

晚上，斯诺夫人通过外国记者知道了苏被绑架的事情，多次打电话向丁询问。她对苏的被捕非常气愤。丁劝她尽快离开中国这块地方，要她放心。丁并表示，她将改变回南方的计划，留在北京营救苏女士，一直到苏获释回家。

第二天，北京的许多难友闻讯赶到丁蒋家里，等待苏的消息。12小时过去，苏仍没有释放，大家又当即签发了一份抗议书。

4月4日中午12点多，也就是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北京国安局在拘押了苏冰娴女士24小时后释放了她，并且把她送到了丁蒋家里。

苏冰娴女士回来了，斯诺夫人也离境了，事情似乎有了一个结局。当天的傍晚，丁蒋登上了南去的列车，离开了北京这块伤心地。一路上他们神情迷茫，觉得眼前一切都恍如隔世。

到南方后，丁蒋从收音机里得知，斯诺夫人在离境前，为营救苏冰娴女士，曾作过很多努力；斯诺夫人甚至表示，如果中国当局不释放苏冰娴女士，她将考虑把斯诺先生的墓从北京大学迁出中国境内。

据知，联合国官员对此次斯诺夫人北京之行受阻一事向她表示正式的慰问。

5月2日，接“中国人权”来电告知，韩国、缅甸、阿根廷等国的母亲团体向丁及“六四”难属表示敬意。

5月7日，为迎接母亲节的到来，丁以个人名义发表《给世界各国、各地区母亲们的公开信》。丁在信中说：

“在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母亲节之际，我作为1989年中国北京“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一个母亲，有几句话想向你们倾诉。

“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不同地区和国家，我们的种族、肤色、语言、信仰不同，我们的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但作为母亲，我们对儿女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我们慈爱的天性。

“但是，作为母亲，我们又常常是不幸的。我们承受着比人类其他群体更多的艰难和痛苦。那些由战争、饥馑、暴行、杀戮所带来的苦难，总是首先落到我们做母亲的身上；那些由各种天灾、人祸带来的不安和恐惧，也总是首先袭向我们的心灵。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的中国母亲，当1989年6月3日中国军队的罪恶子弹夺去了我年仅17岁的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从失去理智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并意识到我的儿子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我这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一个母亲的不幸和痛苦。

 “我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母亲节来临之际，有必要重申我们作为母亲的责任。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有责任用这种爱去呼吁人类的良知，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当然，我们更应该为自身权利而抗争，而不是等着别人的施舍。”

6月2日晚，全美学自联与台湾青年协会在华盛顿中国使馆前联合举行烛光悼念集会。会上斯诺夫人被邀请讲了话。

会上还由“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介绍了有关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情况，他说：这个运动的宗旨是声援和支持丁子霖、苏冰娴等“六四”难属为死者讨回公道的抗争。

6月4日晚，香港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烛光悼念晚会。会上丁子霖第一次有机会作了题为《致香港同胞们》的录音讲话。她说：“在以往的岁月里，您们始终不渝地为一切在“六四”惨案中受害的人们讨回公道，年复一年地在这悲痛的时刻悼念“六四”亡灵。我虽然不能前来参加您们的集会，但您们在滂沱大雨中的游行队伍，您们手中那如星空般闪烁的点点烛光，您们那发自肺腑的悲壮歌声和呐喊声，使我犹如置身于您们的队伍之中，我为此而激动，为此而落泪，我从心底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接着丁谈到十一年来“六四”难属们的抗争，谈到难属们关于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诉求，以及就“六四”事件和“六四”受难者问题与政府对话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