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二十五）文集《生者与死者》出版

6月，由“中国人权”编辑、出版的《生者与死者》一书第一版发行。在这个文集中，收集了丁子霖、蒋培坤自1994年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以来新发表的署名文章以及他们为“六四”难属群体起草的一些文稿、文件。

在这本文集的前言里，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背负着中共当局强加于我们的一条罪名，说是“在境外发表言论和文章，反对中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还警告我们说：“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承担”。现在我们自己把这些“言论和文章”收集起来，这样也就免得他们花费人力物力到处去搜集“罪证”了。至于对这些“言论和文章”作怎样的评说，那是另一回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应该由公众去评判。

“在收集、校阅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好似跋涉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在这条道上，有难以攀援的悬崖峭壁，有望而却步的峡谷深渊，有见不到尽头的洞窟和暗河。每当遇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我们总想停下来歇息片刻。今天，我们依然走在这条山道上，步履还是那样沉重、那样艰难。我们有一种预感，也许此生此世走不到路的尽头了。

“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真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象人性、正义这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时会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不堪一击；而那些兽性的东西、邪恶的势力却能够轻易得逞。因此，历史总是重复着，总是嘲弄那些无力抗争的善良者。如今，我们已告别了一个旧世纪，迎来了一个新世纪。我们不知道，在这新的世纪里，时代的场景和角色会不会有所转换。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最终能看到些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但我们还会在已经踏出的路上走下去，为了生者，也为了死者。”

在这个文集的封底上，引述了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黄默先生、香港立法会议员陆恭惠女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先生以及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对该文集的评论。

8月24日，获悉由旅居美国的学生领袖王丹、刘刚、熊焱、周锋锁及“六四”死难者亲属张立明等人出面。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控告李鹏。9月22日，美联邦法院通知李鹏出席听证会，或由律师代为出席。

10月9日，丁子霖、张先玲、苏冰娴等110位“六四”受难者发表《关于美国联邦法院受理“六四”事件受害人控告李鹏反人道罪一案的声明》，对王丹等人采取法律行动、控告李鹏一事表示声援和支持。

11月4日，夜，接“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萧强从巴西圣保罗来电，告知“中国天安门母亲运动”获世界民主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民主勇气奖”。这是“天安门母亲”作为群体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为此，丁子霖于第二天凌晨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致电代表大会，向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今天我们获得这个奖项，说明我们并不孤立，我们已经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进步力量融合到一起。……我们明白，我们的抗争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权利，而且也是为了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争取人权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希望继续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

12月6日，张先玲女士陪同其丈夫去美国作短暂旅行后回国。在她出入境的时候，海关均对她实行了搜身检查，抄走了一些有关“六四”难属的材料及私人信件。

                                  （二十六）哭冰娴

2001年1月8日，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苏冰娴等111位“六四”受难者就《中国“六四”真相》（张良著）一书发表声明。声明对该书的公开出版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共和政府高层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揭露“六四”真相，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为重，勇敢地与“六四”血案的元凶彻底决裂，以实际行动促使“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1月16日，苏冰娴女士突然去世，难友们无不为之惊愕。苏的死因，初步断定为误服无照经营药品商推销的所谓“排毒汤”，但当时未作定论，尚需法医作解剖检验。

苏冰娴生前为“六四”难属中的重要一员，她与难友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不辞劳苦地服务于群体，尤其是遇到冒风险的事情，她勇于担当，在所不辞。难友们感念她生前为群体付出的心血，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为她举行一个小型的追思仪式。

这年的1月27日，大年初四，本来是一年一度难友们相聚的日子，这次却改为难属群体哀悼苏冰娴女士的日子。

这天下午，丁子霖、李雪文、张先玲等25位难友聚集在赵廷杰先生的家里，赵在冰娴生前住过的房间里为她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灵堂，墙上挂着苏冰娴女士的遗像，下方摆满了鲜花。追思仪式由丁子霖主持并致悼词。在这份题为《哭冰娴》的悼词中说：

“自从九五年我们相识以来，你就把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当成了自己的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上天给予你的时间实在太少、太短暂了。

“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一起走完。我们不能没有你！可是你匆匆地离开了我们，连一声嘱咐都没有留下。

……

“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播撒爱心的路途上。……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为凝聚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呕心沥血的路途上。

“我们怎能没有你啊！但是，我们却挽留不住你！你就安安静静地上路吧！在天地的这一端，你患难中的兄弟、姐妹将永远怀念着你；在天地的另一端，你的爱子赵龙，以及和他一起倒下的人们将永远陪伴着你。

“冰娴，我们今天相聚在一起，向你作最后的话别。你放心地走吧，我们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去为你完成吧！”

1月31日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苏冰娴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出席仪式的难友共30多位。全美学自联、“中国人权”以及斯诺夫人等海内外朋友发来了唁电或悼念信函。

3月3日，丁蒋再一次离京赴锡暂住。

3月27日，丁蒋赴苏州为林昭扫墓。此前，丁蒋只知道林昭的墓在苏州，却不知道确切的地点。此次丁蒋找遍了苏州郊区的几个公墓，最后在灵岩山安息公墓找到林昭的墓。他们为林昭献上了几束野花，肃立默哀，照相留念，然后离苏返京。

                                （二十七）《天安门母亲的话》

5月27日，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这是“六四”难属群体第一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向海内外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诉求。在起草过程中，难友们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协商，最后达成共识。

这个文件说，我们是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是一群因共同命运而聚集起来的89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的母亲。

“在以往的十二个年头里，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于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

 “我们在这里庄严地重申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群体的责任。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112位“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对于这个“六四”受难群体来说，这个文件不仅是一份宣言，而且是一个行动的准则。在以后的年月里，难友们都自觉地遵守这个文件提出的理念和原则，使群体的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6月1日下午，北京市国安局两名官员来丁蒋家里谈话。来人说：“六四”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想开点。我们知道你们的儿子是个好孩子，是很不幸的，那个日子快到了希望你们节哀。“六四”这件事嘛，还是让历史去评价吧！

丁问：“六四”这个日子就要到了，是否你们的人又要到我家门口“上岗”了？

来人答：我们提前来了，今年他们（指便衣警察）就不来了。

谈话的最后，来人透露了此次谈话的真意，即希望丁蒋给他们一个承诺，不要同外国媒体面对面接触。

丁对此回答：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这一点我们早已同你们说清楚了。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江泽民可以面对面接触西方记者，甚至与西方政要搞什么伙伴关系，我们作为公民，为什么不能接触海外媒体。在这点上，我们同江是平等的。再说，我从来不主动邀请西方记者来我家里，都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他们来我们家里，我们以礼相待；他们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按事实说话。记者要的是事实，不需要别的。

此次谈话至此结束。

6月2日至4日，为亡儿作例行的生日祝福和忌日祭奠，无异常。

6月4日，安葬在京郊万安公墓的七位死难者亲属去墓地做周年祭奠。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女士被北京市西城分局的警车堵在胡同口，经一个小时交涉才放行，但来回途中均被监控。周因于1999年患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她是由家人推着轮椅去万安公墓的。其丈夫段先生留守家中，亦被警察监控。

这个“六四”周年，有很多位伤残者和死难者亲属受到公安的监控。

9月11日，美国纽约、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第二天，“六四”难属以“天安门母亲”名义发出公开信函。信中说：

“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所有惨遭不幸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所有的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表示人道的同情和慰问。在此艰难、悲痛的时刻，我们与你们同在。”

……

“这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关系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因为它给整个地球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在这里，我们以曾经在12年前遭受同样灾难的母亲和妻子的名义，愤怒谴责国际恐怖分子对自由人类及世界文明犯下的最令人发指、最难以容忍的野蛮暴行。我们呼吁世界上所有把维护人的生命视为天职的母亲和妻子们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同国际黑暗邪恶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并以此为契机，加速推进人类自由、文明的进程。”

11月13日，爱尔兰保护人权工作者国际基金会主任玛丽·罗娜女士来函，邀请丁子霖参加明年1月17—19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个名为《前线》论坛的国际会议。丁考虑到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她前往赴会，致函玛丽·罗娜女士作了说明，并表示道谢。

12月21日，获悉王若望先生于纽约病逝，丁给羊子去电表示哀悼及慰问，并托一美国友人代为敬献花圈。下午羊子来电，告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定本月29日举行，并邀请丁蒋参加治丧委员会，丁蒋表示同意。若望先生与丁蒋虽未曾谋面，却建立了深厚友谊。为此，丁蒋以《无法埋藏的怀念》为题撰文追忆了他们与若望先生的一段难忘的交往。

2002年1月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中层干部找到丁蒋家里，向丁蒋提供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情况。死者名叫程仁兴，湖北通山县人，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程遇难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国旗旗杆下。他腹部中弹，因流血过多，未能及时抢救而死亡。这位死者在1994年的《六四死难者名册》已有记录，但姓名误为“程红兴”，遇难情况不详，丁寻找其亲属十三年未得。由于这位干部的帮助，此次终于与死者亲属取得了联系。这是所找到的遇难于天安门广场的第三位死者。

（二十八）为“天安门母亲”争取200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

1月10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应“天安门母亲”支持者的要求，发起为“天安门母亲”争取200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

在全美学自联为此发表的文告中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群体，是由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中失去儿女或亲人的母亲组成的。多年来，她们不畏强权及高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记叙他们被屠杀的经过；对‘六四’死难亲属及伤残者进行人道救援；要求全国人大组织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大屠杀；起诉‘六四’屠杀的元凶李鹏，等等。

 “在这些事迹中，以她们在中共专制极权的层层阻扰下，艰难地收集和整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活动尤为突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而无论生或者死都历来被忽视，尤其是社会底层和贫穷的人。其结果就是：普通人的死亡往往不会被正式记录。例如，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中，中国政府估算的死亡人数大约是三十万，但从来就没有收集过一份死难者的名单，更不用说日本侵华期间死亡的三千万中国人了。而在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里，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官方的统计有三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也没有死亡名单。另外，中共当局声称十年“文革”中大约有一百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也没有死亡名单。这种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对个人死亡没有记录的历史，反应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文化都普遍缺乏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以丁子霖和张先玲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收集名单的活动之所以称得上史无前例，是因为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唯一的一次将个人死亡整理成文字的尝试。她们的这种尝试，代表着普通中国人对忽视个体生命这一传统的挑战和对政府强权的反抗，并且也是第一次开始接受生命的普世价值。虽然她们的死难者名单由于政府的干扰而未能完整，但这个名单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一百七十三人的名单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如果没有“天安门母亲”的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完全被遗忘。这个名单将不单单提醒中国人，也将使世人牢记：每一个生命，无论其生还是死，都是有价值的；这个名单也将昭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而至少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授予“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将带给中国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人们一个重要信息：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忽视个人生命的传统与生命的普世价值观格格不入。尊重死者将是对生者尊重的开始。”

这个文告呼吁具有推荐人资格的各方人士参与这项提名、推荐活动。文告并附有全美学自联为推动这次提名活动特地准备的英文资料，包括“天安门母亲”的介绍、提名理由、丁子霖简介及其他相关文件。

这项倡议得到了很多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介绍、评论“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所从事的活动和所进行的抗争，使中国的“天安门母亲”成为一个广为世人所知并受到各界关注的受难者群体。

2月16日下午，例行的难属春节聚会，参加者共11位。会上通报了海内外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的有关情况，商议了对此次提名活动应持的态度。难友们达成如下共识：这次提名活动对于难属群体来说，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个激励；能否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以此提名活动为动力，更有成效地继续我们的抗争。

4月下旬，丁子霖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表明了对海内外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态度。大意是：作为个人，我希望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对我们“六四”受难群体十多年来所作抗争的肯定，也是对十三年前在那场民主运动中死去的亲人们的肯定。但是，我尊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在我看来，能否得到这个奖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海内外很多人士的声援和支持。我从中外人士尤其是国内人士发表的文章里看到了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在这次采访中，丁还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对各方面关心“六四”难属的人士、尤其是参加此次推荐活动的中外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3月上旬，“两代会”期间，115位受难亲属和伤残者联名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履行职责，责成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对“六四”难属群体三年前对李鹏的控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答复。

“六四”十三周年前夕，“六四受难者对话团”致函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重申受难者群体关于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并要求早日就“六四”事件及受难者的问题实现与政府方面的对话。

6月1日，全美学自联主持召开了华盛顿地区“六四”十三周年纪念会。4日，纽约地区召开了由几个旅美团体联合举行的纪念会。在这两个纪念会上，都播放了丁子霖的录音讲话。丁的这个讲话中说：“在今年的“六四”十三周年，令我感到无比沉重的，是我不能忘怀有这样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都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而，为了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了改变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他们毅然放弃了个人和家庭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倒下的地点。”

在这个讲话中，丁还谈到了这三位死难者的亲属在漫长的岁月里所遭受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她说：“我今天在这里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诉朋友们，“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并没有在今天的现实中终结，历史的伤口也没有弥合。”

6月2日晚9点，丁子霖应“自由亚洲电台”邀请，与当年戒严部队的一位中尉军官李晓明（旅居海外）一起接受了该台的采访。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通过越洋电话现场回答了国内听众有关“六四”问题的各种提问。两人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从各自的角度对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作了公开的指证。当一位听众提到当年戒严部队的士兵也有伤亡，要求丁就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时，丁作了如下回答：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戒严部队战士的死亡，同样是一个悲剧。我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父母亲属为失去亲人而感到的痛苦，正如我失去自己的儿子而感到痛苦一样。因此我也不赞成民众采取过激的行动。但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全副武装对付老百姓，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无论怎么说是错的。这里有一个是非问题，这个是非不容忽视。当然，责任主要在决策者，他们把人民军队拖入了一场罪恶的屠杀，以致军民双方都造成了伤亡。

6月4日，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尤维洁、黄金平、黄雪芬、郝建等七家难属，在公安与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下，于京郊万安公墓“六四”死难者袁力墓前举行了集体祭奠仪式。这是十三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从99年起，这些死难亲属从单独、分别祭奠演变为集体祭奠，参与家庭也不断增加，由此形成惯例。

6月5日晚，丁子霖应“美国之音”邀请，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该台“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通过电话回答海内外听众有关“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的各种问题，提问者多数持反对镇压、同情死难亲属的观点，也有个别支持“平暴”、责难89学运的。丁代表难属群体对同情者表示了感谢，对责难者作了耐心解释。听众中有一位姓刘的中校军官，当年参加过北京的戒严。他说当年他不愿意开枪，暗示属下的战士把枪扔到护城河，事后从河里捞出了5000多支枪。他说战士也有开小差的，但后来受了处分。这次同时作为嘉宾参加对话的还有当年的学生领袖封从德以及当年的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

7月的一天，“亚洲反失踪联盟”（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民间组织）理事长、菲列宾藉的艾玲·玛丽女士由一位朋友陪同，专程来京看望“六四”难属，并同难友丁子霖、尤维洁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在此次会面中，艾玲·玛丽详细介绍了反失踪联盟的宗旨及活动情况，丁、尤则介绍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的过程及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艾玲·玛丽女士提出希望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加入“亚洲反失踪联盟”。鉴于在已找到的“六四”死难者中有不少是属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更鉴于还有一些失踪者至今我们尚未找到，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争取国际声援，丁曾会同在京的一些难友作了反复磋商，决定接受联盟邀请，加入该国际民间组织。8月，该联盟在泰国召开理事会，正式吸收“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该盟成员。

9月，丁子霖收到寄自香港的两大纸箱邮件，邮签上的寄件人为“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这是2002年“六四”期间香港民众为天安门母亲精心制作的心意卡和亲笔书写的慰问信。其中心意卡共1553张，慰问信共157封，合计1710件。

同月，在中共16大结束并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之际，114位难友致函中共领导人再次提出“六四”问题，要求新一届领导人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中共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公开信得到了国内外一些知名人士的声援。国内刘晓波、包遵信、茅于轼、余杰、张祖桦以及国外王丹、王军涛、胡平、萧强等16位人士发表了《支持“六四”难属致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公开信》的呼吁书。

2003年2月3日（大年初三），难属例行春节聚会，参加者19人。

2月7日，丁子霖由一位天津藉的难友陪同，赴天津武清区寻访“六四”死难者李浩成的亲属。李生前为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家住天津武清县农村。关于这位死难者的名字，几年前就知道了，但提供线索者没有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址，只提供了一位间接的知情者。在从2001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丁和张先玲女士曾赴天津寻找，一直没有结果。这次是第二次，经过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了死者的亲属，也了解到了死者李浩成遇难的情况。李是在当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时连中两弹致死的。

2月15日，难友丁子霖、张先玲、郭丽英等6人去北大未名湖畔为埃德加·斯诺先生扫墓。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对斯诺夫人作出的承诺。2000年4月，斯诺夫人来华会见丁子霖受阻，从此，她不再踏上中国这块令她伤心的土地。为了了却老人的思念之情，群体做出决定，每年斯诺先生的忌日，难友们都会前往斯诺先生的墓地祭扫。

                          （二十九）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3月3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致函正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要求与会者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这封公开信说：“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记录下了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可以断定，这些失踪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

公开信说：“在人世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生命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任何一位活着的父亲或母亲，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尸骨无存地永远消失于曾经生养过他们的家庭。”

公开信要求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就“六四”事件失踪者的问题作出相应的专项决定。此项决定应包括：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六四”惨案中的失踪者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对于确证已经死亡的失踪者，应委派专人找回死者的遗骨，并负责把遗骨交还给死者亲属；对于确证死者已被毁尸灭迹，应该对其亲属作出严肃负责的交代；对于失踪者亲属的权益，应该与死难者的权益同等对待。

公开信最后指出：要求公正解决“六四”失踪者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政府所应遵行的最基本的人道准则。

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15位“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

“六四”十四周年前夕，丁子霖在《从“六四”失踪者的命运谈起》一文中专门谈了失踪者的问题。文中说：“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一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后，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28中学门前的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难者少说也有20位之多。至于这些尸体的去向，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对于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