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先生的演讲颇具领袖风度，让看厌了言不由衷的讲话的大陆人士颇开眼界。宋先生的风度引出一个话题，谁才是我们认可的领袖？或者说，未来谁是中华的总统？如果从实用的视角如此设问，未免显得有些傻冒，但中华的现在与未来，并不由眼前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所决定。信奉实用哲学者是当权的少数，他们强塞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所谓的“领袖”，这些“领袖”不为公众所接受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能够决定中华今天和明天的，只会是有信念的多数。多数不可能都是学者和精英，多数并非如毛泽东等煽动群众的职业蛊惑家所言，其眼睛是雪亮的，其大脑是最有智慧的。在群众智慧深浅多少问题上，我宁可相信主张哲学王的柏拉图和精英主义鼻祖米歇尔斯。从大众的视角，观察今日中华的政治精英，谁能成为大中华联邦（暂且起个这么样的名吧）的首任总统？其实是个极有意味、颇值得探讨的话题。

认真说来，本文讨论谁将是未来中华的总统，宋先生只是个药引，更多因素肇端于网络讨论。由于现执政党已是日薄西山，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当此社会转型临近之期，新陈代谢风云际会之际，心怀异志翘首盼望民主阵营中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大英雄大领袖者不知凡几。这些对现执政党失望的人们，莫不希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带领，从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中国民主事业早日到来。但同时，这些人们又不免有些踌躇，俗语有言：“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鉴于历史上因站错队而抱憾终身的教训太多，目前民主阵营内各派又吵吵嚷嚷，群雄互不相服，那些有心投奔民主大旗下的人们，莫不希望进入民主运动后有个好的开头，少走弯路，既避免投靠到明日的陈独秀或汪精卫之类领袖旗下，也避免到时候为转投明主而陷入魏延式的不义，以致误入歧途，毁了仁途上进之路。这些准备“趋民主之炎附自由之势”的人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民主自由承认机会主义有理。但国内长期被锁国舆论误导的人们有所不知，民主政制下作政治领袖，有忠诚于原则的要求，不可以“朝政夕改”，公民对领袖和政党的选择却不必择一而终，作追随者，可以由一时一事的利益或偏好改变政治意见并重新决定，可以随时切换“党籍”、“门庭”，且这切换如遥控器调台一样方便，收发随心。像关公岳飞似的愚忠固然可以是一种选择，像魏延吕布一般的辗转，也是行使公权利者的自由，道德上虽不优美，法律上却谁也奈何不得，且可免受指责。

既然选择领袖与政党如此随意，是不是没有必要讨论谁将有望在未来领袖中华群伦呢？还是有必要的。

首先，目前这场政治转型的关键，正在于降低政治领袖的重要性，提升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地位。所谓自由，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否定另一个异己之“首”的重要性，确认每个人项上之首的首要性。我们是为自己争自由，争平等、对自身负有特殊责任的个体才是目前这场变革的核心。自由社会的公民，其首要的素质，就是得自己作一己意志的领袖。所以，我们不必期待出现明主，不必将未来寄希望于出现振臂一呼山河色变的大人物，我们要自立，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我们自己作自己的主，是民主的第一要义。至于群龙是否有首，这是第二位的事情。所谓风云际会，英雄辈出，中华的历史上从不缺乏群龙之首。我们所最缺乏的是“自己之首”。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那个领袖而要民主自由，也不是只有等到领袖出现之后一切才有可为。我们每个人首要的，第一位的，是学会做公民，对自己承担起责任。

从权利角度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华领袖。在拥有国家总统或其他什么政治职位这一点上，我们大家不仅是平权的，而且机会均等。这也是民主的要义。但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精英。获得为国家服务的职位方面人人权利与机会平等，大概永远都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人与人天生就不完全一样，智力、品行、履历、机遇、努力多少、政治专业素养、周围评价和认可程度等等，各不相同，有的广受尊敬，有的却大受非议，有的有领导能力，有的却自己管自己都不胜任。前者是谓精英，后者即是所谓庸众。因此，一些人总是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这毫不奇怪。我们应当承认精英事实上比常人拥有更多政治上获胜的机会。之所以承认，因为它是事实，反对并不能改变。我们要反对的，是不公开不公平竞争。

有必要区分精神领袖与政治领袖。精神领袖以其学说或行动赢得公众的广泛尊敬，由此获取权威，虽然他们通常也以意见领袖一词见称，但不局限于以意见领袖群伦。意见领袖涵盖了精神领袖一词的大部分外延，但不能等值于精神领袖。精神领袖应该包括宗教领袖，还包括因做出极为出众的成绩而成为万众瞩目的领袖等情况在内。精神领袖无须组织支撑，凭一人就可以统率万民。精神领袖与其“粉丝”的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的等级关系，公众对其认同纯出于自发自愿，无需政治程序予以确定。政治领袖有时是自发产生的，有时由少数人强加给公众——如江泽民、“胡来”先生，由一人指定强加给１３亿人。政治领袖有组织作支撑，组织会维护其政治威权。这种组织常常是军队和政党。与此相对应，政治领袖的威权必须建立在牢固的等级体系之上。在自由社会里，精神领袖与政治领袖基本上分开，一个人精力有限，做学问与做实务通常不可兼得。自由社会里精神领袖专事探索思想观念，找准理论或现实问题并提供最佳答案，以其非凡学问见识获享堪与总统媲美的崇高声望；政治领袖则专事讨好公众，公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绝没有狗胆像我们的“胡来”先生那样为了一党之私蛮干。自由社会里的政治领袖所拥有的权力是有限的，其唯一来源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公众选举授予程序，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创立学说以证明其非同常人。在专制社会里，两者则常常合二为一，专制社会的领袖必须具备某种非同常人的神性，以与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相匹配。传统上，中国人以吏为师，精神领袖常与帝王的威权重合，这是我们最应该改变的。现在公众期盼民主人士中出现领袖，很大成分上，就是希望出现一个精神与政治合一的强人。他既要写出孙中山、毛泽东当年的“道德文章”，又有坚强的政治团体作后盾。这种期待因为与自由民主的理念根本相悖，因此，是很难实现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自由精英们不配当领袖。王怡曾经写过言及一篇意见领袖的文章，提出过一个意见领袖的列表。作为补充，在此，我可以列出一张更大的名单，名单中的每一个人，其学问、资历、道德人品，也许还包括政治才干，比之当年的孙逸仙毛润之都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军宁、刘晓波、陈奎德、魏京生、胡平、方觉、朱学勤、贺卫方、王怡、余杰、王丹、秦晖、徐友渔、张伟国、任不寐、洪哲胜、张祖桦、温辉、金钟、王力雄、滕彪、浦志强、杨建利……年龄太大的一辈如方励之郭罗基刘宾雁茅于轼于浩成们暂且不论，谁能断定，今后大中华的政治领袖不在这张名单之中？这张大名单可以向公众提供一条重要信息，自由阵营人才济济，不缺英才，不缺领袖。当然，谁又能保证，未来的领袖们不溢出这张名单之外？机会是开放的，有志而现在籍籍无名者，大可从现在起，努力打拼。自由民主制度是服务于多目标的制度，自由社会是为了促使每一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其目标。对于努力打拼者，将会发现，没有谁能挡住自己的光。

一般说来，今天自由派精英们的缺憾有二，一是其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为大陆公众所熟知，二是缺乏组织支持。这是中国当代精神领袖们的死穴。事业不为大陆公众所知，没有组织，责任都不在精神领袖们自己身上，责任应该由专事舆论操纵、破坏和打击一切异见团体活动的现执政党来承担。但遗憾的是，很多人不这样追根溯源，在“正确引导舆论”者们的误导下，人们往往机械地承袭中国古已有之的书生无用论，把缺乏组织归疚于精神领袖们只说不干，把建立不起组织归因于书生们勇气和政治才干不足，把对民主人士事业成就的无知归因于他们无所作为。难道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壮举和鲜血，以及随后的杨建利、杨子立们不惜坐牢明志，还不足以验证书生们的胆识吗？难道民主精英们持之不懈地从事大众启蒙还不能称作积极作为吗？难道在与无孔不入的专制权力的抗衡中初步完成了自由舆论平台的搭建和一系列组织与准组织建构——尽管目前还只是小规模的——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卓越才干吗？也许，目前民主运动的规模效应还没有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有一点是要了解的，在专制野蛮社会中成为领袖，因为胜负事关生死，勇气与才干固然重要，但在文明的自由民主政制下，胜固欣然，败亦还有重振的机会，勇气与才干相对于智慧与政治资源，却处于从属地位。以勇气和才干苛责精神领袖们，只是一种偏执。这里还涉及一个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领袖与政党不可分离，然而，政党常驻，领袖则“各领风骚三五年”。政党内，一般都有一个由精英搭成的平台，他们是政党的骨干。领袖产生于精英群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精英民主人士群体，在这些人士中，渐渐磨合，产生一个或数个大家都可接受都可拥戴的人物，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而，孙中山宋教仁没斗赢袁世凯，上个世纪上演的历史说明，在讨论政治领袖之时，我们不能忽视现有政治精英阶层，尽管他们通常代表着道义上日渐势微的一方，但由于他们拥有支配公共资源的广泛的权力，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事实上处于不容轻视的地位。这段时间，以刘亚洲将军为代表的军队中的精英斩露头角，刘将军本人能否成气候自当别论，但这一现象说明，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现有政治精英群体肯定不甘寂寞。因此，有必要在上述大名单之外增加一些人物。

温家宝是首要之选。温先生作为八九年时深得人心的赵紫阳内阁中硕果仅存的人物，通过上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比较合乎文明理念的举措，又进一步扩大了政治资本，这些举措如在孙志刚案、萨斯案中广受好评的应对，和随后出台《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许可法》，以“自废武功”的方式主动限制权力——虽然还很不够，但已经比较接近于现代文明国家元首的执政理念，为自己赢得相当程度的国际国内认同。

目前的舆论，胡锦涛先生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并还正在搞臭自己的名声，比较广泛的观点认为，此人思想有失陈腐和野蛮，上台后倒行逆施，暴政频发，自己脑子里一团浆糊，却想统一１３亿人的思想，想让中国雌伏在白痴权术阴谋家的淫威之下，最让舆论哗然的是，他居然要向卡斯特罗、金正日学习，独裁之志，昭然若揭。但是，如果他能改弦更张，珍惜蒋介石先生和袁世凯先生曾经失之交臂的做中华华盛顿的大好机会，在放弃意识形态专权，和在放弃专制接纳台湾政党登陆大陆方面，做出切实的让举世信服的作为，还有机会成为中华历史上一代伟人。当然，如果决定在违背民意潮流这条死路上走到黑，遗臭万年的概率最大。

陈水扁先生作为一位中国人民选的总统，其领袖的合法地位不容置疑，但可惜他将自己的领袖范围囿于离岛一隅，倘若能运营其政治智慧，率领绿营人马进军大陆，完成大中华政治格局民主整合的大业，则是造福２３００万加１３亿人甚至６０亿人的空前绝后的壮举，可与胡锦涛同获得诺尔贝奖而一同名垂中华史册，在增加名额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哪些人肯定成不了未来的领袖。可以断言的是江系人马必定与此无缘。这派人士利欲熏心，除了捞取地位和实利，毫无思想信念，名声太臭，民众厌恶。还可以断言的是，今后的领袖不能私相授受，不能是由胡锦涛指定接班人，不能由ＣＣＰ一党说了算。

以上是列举，总括起来看，要成为未来的政治领袖，笔者认为，起码必须满足七个条件：一，其本人必须有当领袖的志愿，并为此不懈努力，不想当领袖而成为领袖的事例虽然偶有所闻，但在政治上不作出超凡努力而成为领袖的人，未尝听说。政治领袖必须为公众做过并还愿意继续做出卓越的贡献。比如上述大名单，如果其中某位不愿意朝政治领袖的方向努力，便无法强求其为领袖。二，必须接受并服从政治权力受到限制的一套制度，这是文明社会性通则，希望当上政治领袖之后为所欲为者，请就此止步。三，其本人必须为公众所广泛接受，要拥有相当广泛的知名度，要拥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支持者，不仅限于精英阶层，政治家是公众人物，必须得到公众的信任，在普通国民阶层中拥有强大影响力是民主政府领导人行使权力的重要保障。四，有一个强大的、有相当规模人力和财力资源以供支配的政党作后盾，这是一个政治领袖的根本，缺乏政治资源，一切都只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五，必须为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胡锦涛的政治前途之所以堪忧，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主流社会对此人所作所为的负面评价太多，多次名列全球主流媒体丑闻榜。在当今社会，一个大国的领袖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同，当视之为国耻，对全球竞争环境下国家的软实力是致命伤。六、不得将一己意志强加给国人，未来的政治领袖必须时刻牢记公众选自己出来是为公众办事的，而不是选一个骑在公众头上撒野的独夫民贼。像“胡来”现在这样，为了自己头脑中虚幻的、自以为是的某种理念而枉顾国民利益和文明发展流向，极其愚蠢，除了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像齐奥塞斯库那样葬送肉体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政治家来源于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无须过多论证的。七，在选举中胜出，这是所谓临门一脚，以上各项只是预备，选举中胜选最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