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由于没社会的普遍参与因而缺乏公共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政治往往被狭义曲解为社会支配权或政府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决策意识和国家组织形式得到人们理性上的积极关注和认同。长期以来，由于权力对人的不宽容和压迫性剥夺而被中国人普遍将其误读为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这不仅造成有关“政治”的话语叙事遭致太多的垢病从而背负着重重骂名，也因此而让中国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集体蒙羞，由此导致的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担当，除却一向稀缺的所谓“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等基于个人自觉的良心冒险，让人获致文学化抒情和体验悲情意蕴之外，其道德高标也仅仅显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超凡勇气而受到庸众可仰望而不一定想践行的感性称赞，其功能上对社会制度演进和政治文明则不具多少有建设性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人们选择“从政”的心理动机往往不是基于社会荣誉评价和公共承担，而是经济人理性对效率最大化的偏好，通过做官发财的“路径依赖”更具压倒性竞争优势之使然。由此观之，流转千年的所谓“替天行道、匡世济民”等道义图腾，除了在权力争锋中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用以贿买民心和筹集人气时方被“认真”对待之外，更多则是个人或集团盗用民意假公济私、从事掠夺和私分公共资源勾当的“民本主义”谎言，政治上只认结果不讲程序正义、成王败寇的盗跖逻辑和机会主义作风大行不避，且得到人民“集体无意识”宽恕。如此“非法乱作为”演生成的政治伦理，在培育了众多敢于斗胆犯上作乱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同时，其示范效应还将公权异化畸变为最具破坏力的社会犯罪，最终因其年深月久积淀为众多民冤指控和社会“性恶论”声讨的首要被告。

正是因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性的道德和信念缺席，才导致权力集团挟国家意志可以对民众实施系统化的剥夺和洗劫，从而引发出不计其数的政治灾难，由此而衍生成的权力构制非但不能获致人民“知情同意”进而养成能够真心捍卫民族国家信念和尊严的政治操守，反而因其对人民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而离间了官民互信和体认的可能性，成为屏蔽国家与人民荣辱与共的价值遵从和国家观念形成的体制性障碍。所谓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阶级认同，碎片化分裂散漫的中国社会，尽管有绵延数千年的老迈余威支撑起“合群自信”的所谓大国虚骄，但仅仅依靠儒法道术反复熔炼出来的社会公共组织形式和管理典制，由于专制本性御民和防民统摄路径的局限，使得政治本身应有的公共品质因权力霸道无所不能的干预而淡了出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最终造成虽有大国空壳虚张声势，却无具有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辩争和博弈，使得中国作为老大民族在权争内耗方面尚可“居功自傲”大有“建树”，而在抵御外侮和族群博弈中则少有胜迹可寻，究其根源乃是权力运作剔除了人民的知情意愿和参与权，从而也将保家卫国的义务与信念从民心中彻底放逐，受制于实用理性和当下利害盘算的价值遵循，不仅将家与国分裂为互不相干的公私事件，还因为依靠私欲集合建制的国家政权对人民的歧视和伤害而将民心逼向反面，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民谣咒语，其内涵的民怨激愤便足以反向求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实在是没有充要条件的娇情和虚妄。

依此反向追踪有关中国政治的文化诠释和执政理路，一切根源于权力专制需要而演绎出的公权意识和建政思想又何以能生成心系国家大义和民生福祉的执政理念呢？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和语境之中，举凡政治性的语义指涉往往被人们将其简约为单方面的权力或政府行为，这种公众集体退席的寡民政治虽然为专制者私下权力偷欢设置了遮羞蔽辱的“防护墙”，使其假托公义的权力舞弊因无人监管而回回得呈，但在褫夺了民间参政议政的权利和热情的同时，却也内在地消解掉社会公共事务人人有责承担和关注的意愿，此种单极霸道的不对称国家权力构成，在天下太平相安无事时则可，一旦濒临社会灾变或外敌侵犯，无结合力的国家体系便纷纷碎裂为各自互不相顾甚至于相残的离散化状态，造成朝野上下离心离德，从而滋生出众多乘火打劫、吃里扒发国难财的所谓“变节和背叛”行为，对于国家信念和民族大义，则由于没有可以确证的实体意义而被人们将其虚置化，这时候，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那样：“专制本身的劣根性原形毕露，其条规虽然强硬严峻，但实行起来却软弱松懈，过去人们虽然服从于当局，但其遵从的原因除了习惯之外便是恐惧，绝非出于自愿，人民一旦激活起来的话，即便最微小的激动也会将人性导向暴力……”

基于以上所述，对专制政权‘责任’无限的鼓吹和纵容也势必将其哄抬成君临一切的全能怪物，在彰显和满足其高位输出的无度虚荣时，也助长了权力系统自以为是和乖张跋扈的品行，使其真以为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将秉权者导向舍我其谁的心理自恋和意志虚妄，殊不知民间整体性放权让利和事不关己的“不作为”虽然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操控，但由此衍生成的人多势弱的大国寡民政治也显示了其内在的不均衡缺陷，使得任何拥权者的执政理念和意图都确定不移地指向对弱势者的奴役和压迫，成为中国社会权灾兵祸层出不穷的病变之源。考究其社会历史的成因：一方面由于民众的集体冷漠和事不关已的责任推诿，使得政治退缩为秉权小团体暗室角力操纵的“私事”，即官家人的事，从而造就所谓“沉默而无为的多数”，使得权力因无人看守和法理问责常常被官僚政客们用以行凶作恶；另一方面在弱化了民众自主自决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也将原有社会中多元互动和相互挚肘的守衡均势简约化为官民两极对峙、相互隔阂的二元格局，依此路径而构制的政治文化理所当然被人们将“政治工作”狭义曲解为如何对人民进行管制和统摄的问题，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防范、各自为政，社会权利和义务完全倒置（有权者无义务，有义务者无权）的非政治的政治，不仅难于达成政治上的互信和解与利益妥协，从而充分汲取民间智慧共商国事，反而导致国家权力因缺乏社会性参与而走向极端蒙昧的专制独裁。

这种建基于以满足私欲和牟利为旨归的公权组织和国家形态，无论其是以所谓“多数人”也即最广大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摄，抑或个人家族专制，结果都会因其自私本性而将政治活动导向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奴役。另外，由于受制于无目标信念的机会主义驱动，为了掘权攫利而随意使用阴谋诡计也成为常态，更可诅咒的是，有时为了夺权或确保既得权势和利益甚至不惜人为制造社会灾难，如此不计后果的非法乱作为，最终将政治活动本身应有的体面和光荣扭曲败坏为寡廉鲜耻、阴暗凶险的黑道游戏。依此路径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生活，由于累积了太多的丑陋与低俗，不仅严重阻碍了行政改制和权力中人弃恶从善的道德努力，也造成中国社会对善与义的诉求总是“败绩”不断的恶劣困局，如此，则尽管有史籍文本中高调讴歌的清官廉吏为恶政辩诬正名，但其所谓敢于“冒死犯上”为生民立命的壮烈义举，在突显其非人间性的楷模示范作用的同时，也仅仅作为草根想象借以抵制现实痛苦和无望感的心理救济，其实质上不仅反映了国民性自我弱化与不争气的奴性病结，也是对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恶人呈强的羞辱性讽刺。

由此观之，大国权力专制造成的寡民政治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将人民淘汰出局，但这种未经同意而被强制边缘化的政治“弃权”和公共事务冷漠，在权力玩家们仅仅是内讧火拼而无直接涉及民生利益时，人们一般也就仅止于玩味事不关己的笑话或浑段子，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加以文学想象作漫画式的揶谕和冷嘲，由此发育出基于泄愤和舒气意图的‘非暴力’不附和的对抗性草根骂政语文，即如流布民间的所谓‘窃国者侯，以及时下道里坊间腹诽口授的反意识形态颠覆性民谣，其语义指涉在表象上虽然可以解读为人民用口投否决票的黑色幽默，但其对权力来路不正的挖苦和诅咒，其实也透析出“政治”在国民意识中公共评价和道德指数的负向低度。所以，当一个社会的人们面对稍具“文雅”样态的权力压迫和挤兑还有承受力时，如果统治者能够放眼未来从长计议，或有足够的胸怀容忍民众通过言论、结社或出版等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本身既有益于激浊扬清诊疗时弊，又可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体制性检疫，还因为公共表达能使“人们由于经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看法的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望最大限度地接近或发现真理”（海耶克语），从而为建设性的制度创新做好理论储蓄和智力备份。

然而，历史总是一路乖谬且反复轮回，完全仰赖于文争武斗、机关算尽的权力博击在消蚀掉政治刚性权威的同时，也合成出僭主越位、集体蔑视和践踏公共法度的反理性社会意识，使得中土文明虽然年高老迈历尽沧桑，但其累积的历史资源除了文本阅读时能让后人发发叹时悲世之感外，最多也就是给权力赌局中输尽家当的落魄者以酸葡萄式的精神自慰而已，对于“正在阔气”（鲁迅语）的得势者而言，陶醉于既得好处的意志谵妄非但不能使其迷途知返，反倒因朝政屡屡倾覆短命的史实验证了“权力无常”变数难料的教训，致使其更加坚信“无恒产”所以也不必有恒心的因果律，从而将权力导向只图当下快活、不惧后患的“路易十五式”的败家子玩法，最终形成中国社会尽管朝代更迭不断、变乱不止，但却代代凶相毕露伯仲不殊，专制衣钵祸民害己的示苑作用不仅没能让后继者悬崖勒马，反而让“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暴民理性催生出人人都想称王称霸的权力谵妄，最终因社会破裂从而激荡出无穷打家劫舍噬血成性的政治冒险。想来也确实如此，祖宗祭拜与唯上是从的依附型社会人格，也只能要么教化出政治上不思进取、只会仰赖祖宗恩泽苟且活命、昏庸无能的不肖子孙；要么娇惯纵容出暴戾张狂、无恶不作的纨绔衙内，这种以昏馈与暴虐相互钳制合力维持的政治威权，又何以能逃出“其兴也渤、其亡也忽”（黄炎培语）的天谴魔咒呢？

既已如此，有史为鉴的血腥警告非但没能让国人解开迷恋“非法政治”的心结从而走向建设性的制度文明，反而变本加厉在权力争锋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考量其内在的成因，何以如此深重的政治劫难也难以迫使后来者改弦更张呢？这当中除了老大文化本身累积的惰性因子作祟之外，更主要的导因乃是权力可以反程序‘非法获得’，这既投合了人性本质中希图不劳而获和耽于投机取胜的侥幸心理，致使人们相信借助权力谋利不仅可以暴富，还有所谓国家“正当性”整容包庇，从而洗涮掉公开劫掠的司法问责和负罪感。除此之外，无节制的权力在让得势者通过支配与奴役下位者以满足动物破坏性渲泄的同时，还能因此而获得众生臣服万民托举造势的成就感和高端体验，有如此好处多多的收益预期和想象，尽管前路险象环生雷阵密布，又何以能抵挡众多胆敢铤而走险问鼎权力的赌徒呢？由是观之，便足以兆示出中国政治运作中权与利合股营生的霸道和蛮横何以总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所以，尽管列朝权力更迭不断，姓氏脸嘴物换星移，但其演进的套路却从来如此，所谓“暴秦”以降的朝政离乱治平，虽有千年老迈之悠久阅历可圈可点，但后续的政治管制却无法超越秦皇汉武祖制的刑律一路“带着镣跳舞”，停滞坏死的权力操控机制不仅耗尽了政治创新的体制内智力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徒有皇皇数千年气脉相传的专制政治，却无法变异生成具有反思性和先于经验的政治哲学，当然也就不可能优化出具有高蹈远虑、以国家信念为依归的公共管理者和心系苍生的政治家。不仅不能，反而被‘劣胜优汰’的反智与反道德主义权力不间断“洗牌”，将本来就稀缺的知识与良心精英人物淘汰出局，从而野生成恶人当道、正不敌邪的反常政治生态，其负效应以其特有的颠覆能量在消蚀掉体制内政改机能的同时，还因其冥顽不化的病理性因子不断发醇并溢出体制感染民间，造成社会成员集体效法权争内耗的博弈手法练习求生活命的入世机巧，这种导源于个人私欲而合成的民众意识，虽然也有为了“免于恐惧”或因利益挚肘而抱团结党、以及聚众造反时的临时性“阶级合作”，但只要一旦遭遇权力招安或利益分化，源于自私念头和权宜之计结成的利益同盟便迅速散架崩盘，由此派生的社会公共行为也就只能是：人人都仅仅基于自利打算而选择于已有利的博弈手法或寄生主体，什么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什么阶级意识党团信仰全都是扯谈。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稿于麻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