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出版家绥青在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中，讲述了他怎样由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孩子和学徒成为卓越的出版家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以及他在沙皇的文化恐怖政策中从事出版事业的、幸福与痛苦交织的一生。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绥青从皮货行业进入了当时还很新奇的图书行业，这个行业顿时迷住了他：绥青来自偏僻的农村，出身于极普通的平民家庭，从自己的经历中他知道平民一辈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于是他就尽心竭力，要使农村的居民和广大的群众获得看书的机会。绥青从小规模地贩卖日历和圣像版画开始，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出版社和报纸。他所出版的书刊，从历书、宗教作品、儿童文学、学校教材到工业书籍、军事百科全书和作家文集等无所不有，有一段时间他所出版的书籍占到了俄罗斯全部出版物的四分之一，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个惊人的数字是如何产生的呢？绥青将出版业当作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他以一种宗教徒般的热情投入其中，他让自己的生命在其中燃烧，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停止：“我在反抗这一切的时候，只有一个可靠的保障和一件斗争的工具，它们是：对人民教育抱着光明纯洁的理想，在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下发行售价低廉、内容易懂的书……在我的一生中，我不但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我克服生活中一切困难：我相信俄国教育的将来，相信俄国人，相信光明和知识的力量。”这就是书商与出版家之间的巨大差别：书商与其他行业的商人一样，仅仅把书籍当作一种赚钱的商品来看待；而出版家不仅把出版当作职业，更当作造福后人的事业来看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出了与绥青同样伟大贡献的出版家是张元济，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和蔡元培主执掌的北京大学，共同成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两大发源地。出版家的无尚功德，诚如绥青所说：“我多少年来为图书所做的斗争，获得了什么成就，这不是应当由我来评断的。它究竟带来了害处还是好处——这一点还是由公众评断吧！然而，这一场为了图书所作的斗争，我一直会进行到底。我的梦想是：要让人民有买得起的、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最好的朋友，变成他们接近的东西。”

在绥青的面前，横亘着一个庞然大物般的敌人——沙俄当局。帝俄政权肆无忌惮地戕害文化出版事业，不惜让整个民族停留在野蛮状态：一名捕鲸船船长可以当政治刊物的主编，但是一位作家、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却不可以，这是因为俄国特殊的出版物等级和担保制度，正如绥青所指出的那样：“在俄国，并不是任何一个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都能够出版期刊，只有那些个别受到首长们赏识的人才能够这样做。因此，作家如果是要出版报刊或者杂志，首先得去物色一个政府会准许他出版的人。当然，你必须付给这个人一笔钱，而他就让你把他的名字印在杂志封面上。”作家和出版家都必须接受这种莫大的耻辱和盘剥。

比这种耻辱和盘剥更可怕的，是如影随形的书刊检查制度。绥青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好朋友，托尔斯泰经常穿着农夫的衣服来到绥青的书店，与书商和读者们闲聊，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老头就是托尔斯泰。绥青首次将托尔斯泰的巨著以简装本的形式出版，以便让更多的读者能接触到其伟大的思想。专门负责帝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圣教局”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立即召见绥青，质问他说：“告诉我，绥青，你怎么敢用通俗本出版列夫。托尔斯泰和其他反对我们正教的邪教徒的作品？”绥青回答说，这些书籍的出版都经过了检查官的许可。然而，这个阴险的官僚仍然不放过他：“我对你说，你应当自己做你的检查官。我们禁止你这样胡闹。不许你在老百姓当众散播这一套托尔斯泰的邪说。”

绥青还介入了公民识字课本的编写、出版和发行工作，力图打破该领域的垄断状态。绥青发现他又得面对新的敌人：“如果是说，在出版普通图书的战役中，我们需要跟俄国生活中的一般情况——黑暗势力、守旧心理、对文化的恐怖——作斗争的话，那么在出版课本的战役中，我们更需要跟那些辛迪卡组织、图书出版业垄断组织以及享有特权的课本编者作斗争。”那些长期盘踞这一领域的特许商人们，都是王公贵族的走卒，他们只关心能够从中赚取多少钱财，而对书的内容和质量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把大量充满谬误知识的读本以高昂的价格发行出去，丝毫没有赚取昧心钱的歉疚感。自然，他们对于绥青出版的那些质量高而价格低的读本怨恨不已，甚至跑到沙皇那里去告御状。于是，沙俄政府可以把一九零五年的革命归咎于绥青主持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科书的出版社，认为这样的出版机构危害了“国家安全”，派消防队员用汽油烧毁出版社的工厂，并派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前来救火的工人赶走，甚至还派人去暗杀绥青……

在绥青生活的时代，俄国没有出版法，只有一些所谓的“暂行条例”。各部的部长，这一个来那一个去，几乎是每换走了一位，就多留下一些毒害，它们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更大的限制。当创办了《俄国言论报》之后，绥青发现，“警告”像恐怖的阴影笼罩在报刊的每一行字上。“你们根本无须在报刊上发表什么违法的言论，只要长官认为你们有什么话说得不合适，或者看来不中意，你们就会接到警告。一次、二次、三次的警告，接着报纸就完蛋了。”这是完全不需要经过审判的，“对于盗马贼，对于扒手，对于杀人犯，是需要进行审判的，然而，对于报刊，审判却是不必要的。”为了将一切“反动思想”扼杀在萌芽阶段，当局又制订了著名的第一百四十条，这一条法律使内政部部长有权禁止报刊发表和讨论“任何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这条荒谬的法律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又像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部长掌握了这一条法律，就像是具备了一口大箱子，可以随意把一切的东西都给藏在它里面——连财政部长夫人的马车受惊的消息也不准报道。然而，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办法，并不能挽救沙俄帝国灭亡的命运。

绥青不断遭遇失败，又不断前进，他在幸福与痛苦的两极备受煎熬。正如台湾作家陈映真所说：“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史来看，向来没有一个或一派作家，可以借着政治的权威，毁灭、监禁别个或别一派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而得以肯定或提高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从来没有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可以因杀害或监禁了那个文学的作者，禁止那个文学作品，而铲除他在文学上的价值的。毁灭一个作家、监禁一个作家或用行政命令禁止一本文学作品，都非常容易，但这毁、这监、这禁，为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在心灵上和元气上的折伤，却要以长远的时间中民族心灵的荒芜和枯滞，做为不易补偿的代价。”每当统治者们禁毁一本书籍和杀害一名大师的时候，无异于端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今天，没有几个沙皇的名字能被后人记住，而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等诗人和作家的名字，却被世界各国的读者们充满敬意地代代相传。当然，还有在幕后为他们作嫁衣裳的绥青。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事实：在与愚昧的斗争中，智慧总是最后的胜利者。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