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在很久以前，我清楚地记得，坐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正片上映之前，照例要加演十几分钟叫做“新闻简报”的纪录片。顾名思义，这些短片记录的全都是当前的主要新闻，都是搬到银幕上放映的《人民日报》头版消息：从毛主席接见某国元首到周总理率团出访四方各国，直到中央召开的主要会议和国庆节游行或五一节游园活动等等。所有的“简报”都加有年月和编号，如此排列下去，及时在电影院更换着上映，从而组成每一时期国家大事的音像记录。所有这些图像消息明显地具有官方掌控的色彩，且均由全国唯一的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独家生产。在党的新闻事业强调政治挂帅，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完全政治化的时代，记录片存在的价值及其功能似乎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像宫中的“起居注”记录紧跟着皇帝的屁股记录他的言行一样，摄影机的镜头和闪烁的镁光也只许对准党和国家领导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每当毛主席从人大会堂的接待厅或他在中南海的书房走向前景与某贵宾握手的时候，影院内总是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越是到了后来的文革时期，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越是引起在场观众的热烈的反应，那短暂的银幕图像显示出政治神迹，使在场观众深具朝圣感，伴随着掌声，黑暗中往往会响起“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时全体肃立，俨然在银幕前领受毛主席的接见。

在我印象中最深的，特别具有有娱乐和欣赏效果的记录片计有两部：一是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外长陈毅及夫人张茜陪同下访问东南亚各国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当时封闭得像个放下了窗帘的屋子，任何可以一瞥到的国外景象，在国人眼中都夺目得好比窗隙间透进的阳光。正是借着观看刘主席和陈外长的出访，广大的观众大开眼界，尽兴地欣赏了国家元首级的尊贵和奢华。而那一切令人艳羡的场景和待遇后来也都成了刘、陈及其夫人们受批斗的罪状。另一个更广为传播和反复上映的，就是备受中国政府优待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洋太太多次访问中国的一组纪录片。在电影文化完全枯竭的文革中，去电影院看西哈努克不断来访的彩色纪录片，曾一度是全中国城市居民难得的娱乐，正是随着西哈努克走访的脚步，观众才得以目睹美食、美景、美色和文革中很多被列入“封资修”的感官享受。好多年后我们才惊恐地得知，就是在这位亲王一再朝拜北京，并频频向贫乏的中国观众展示他特受欢迎的年月，红色高棉在他的国家大肆屠杀生灵，受害的华侨达数十万之多。

由此可见，在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记录片在很大点程度上就是记录新闻的片子，是列宁所谓“形象化的政论”，是加上了图像传真的另一种中央台广播。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这种在电影院按编号放映的片子，所起的作用一如中央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现场的画面与广播音调的解说词互相搭配，该拍摄该解说和该播放什么，都牢牢由国家的宣传机构掌握。

一晃眼，进入后毛时代已三十个年头，早忘记电影院内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加演“新闻简报”，更不知道那个中央新闻记录片制片厂后来是存是亡。只是最近参加了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纪录片系列放映活动，我才注意到中国纪录片制作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现在摄像机已传入千家万户，对普通人来说，要按自己的意图去连续地拍摄可摄入摄像机镜头的人物、事件和景象，就像拿起照相机拍照一样方便。这就给记录片的制作从国家转向个人，从设备昂贵的电影摄影转向低成本的电视摄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比如在这次系列中放映的很多ＤＶ纪录片，有很多都是由制片人独自个连编导带拍摄制作出来的。这一极端个人化的记录片制作也是非政治化和低层化的，摄制者现在把目光从高层转向低层，从重大新闻转向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那种声画两张皮的广播解说式新闻纪录片完全不同，ＤＶ纪录片完全采取了跟踪记录的摄制方式。现在，简便的摄像机便于摄制者站在偷听偷拍的角度上记录所拍事件的整个过程，与新闻纪录片截取重要场面的聚光特写方式不同，新纪录片不厌其烦地录下繁琐的细节，并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上，以平视的镜头对准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一般来说，画外的解说词是极少的，有时仅打上几个字幕来点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从而制造出绝对客观可信的效果。再加上一律采取同期录音，“现场声”与画面场景融合为一，不再有一个播音员的声音掌控在画外，故而特别富有生活的真实感。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公映的十来部记录片中，比较有看头的作品当首推施润玖的《敬大爷和他的老顾主》。该片的主人公是个退休的老理发师，他已八十多岁，走起路都有点歪歪扭扭的样子，但他身板还硬朗，头脑也清楚，退了休却闲不下来，关了理发店，又骑上三轮车在他所住的北京后海一带干起上门服务，专去给行动不便的老顾主理发。影片一共记录了他为十三个老顾主理发的过程，这些老顾主从七十多到九十多不等，基本上都是生活水平偏低的普通市民。影片自始至终给人以偷拍的感觉，虽然肯定经过了过细心的编排和剪裁，但看上去就像由摄像机的镜头带着观众跟上敬大爷去上门服务似的。编导者几乎未用解说词发表任何赞美与评价，但从敬大爷的行动及其与顾主的交谈中可以明显地感到编导者所欲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比如老年人行动的艰难，日常生活的孤独，特别是在他们和敬大爷三言两语的交谈中所流露的无奈和混日子活天天的厌倦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敬大爷的乐观好动，通过他对这些老顾主的宽解和劝慰，影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一辈子爱干本行活的普通劳动者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的顽强劲头。对于“访旧半为鬼”的生存状况，敬大爷常发出幽默的嘲弄，与他的顾主中不少满口抱怨，坐以待毙的老人不同，天天蹬上三轮车出外活动的敬大爷一副迎着死亡走过去的姿态，哪怕明天就要倒下去，今天只要能打起精神，他还是照常出去讨他的生活。像这样的ＤＶ纪录片，自然不存在先行的主题，其可能显示的主题是在记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一个大致确定了方向的设计下，大量的场景、对话都处于随时发生的状态，写意的效果是从写实的即景中不断生发出来，传达给观众，并从观众中激起更为丰富的反应。

不过，《敬大爷和他的老顾主》以及这一系列放映中的多部影片都有场景重复过多之嫌，节奏的缓慢与拖长都对观众的耐心有很大的挑战。流水帐式的纪实显然是这些纪录片共同奉行的真实原则。但是当过于冗长的音像记录巨细无遗到一堆毛坯的程度，当没完没了的场景显得太缺乏剪辑时，纪实也会有落入复制现实的危险。《ＤＶ中国》拍摄了一个村镇文化馆的干部及其同事们自编自演自拍电视连续剧的一系列场景，记录的对象是一群制作影视产品的人物及其活动，他们的拍摄行动始终是这一纪录片所拍摄的内容，放映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反映之反映，就像人在桥上看风景，更有人在楼上看那个看风景的人一样。不管那个被如实地展现出来的电视剧摄制土班子多么一塌糊涂，不管他们的技术设备多么寒酸，拍出来的电视剧多么粗制滥造，也不管他们这群外行人玩艺术玩得多么拙劣可笑，这部过于冗长的片子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的居民在改善本地区文化生活上执着的追求和不甘落后的雄心。你可以把该片所记录的拖沓、混乱和认真的胡闹视为一种自嘲或对大量的此类试验性质的纪录片的反讽，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在这近乎漫画的纪实拍摄中，我们还是能看出那个文化馆领导一心要在电视剧制作上搞出点名堂的毅力和热情。只不过那一切不是以从前那种颂歌式的纪录片语言展览出来的，而是在捉襟见肘的忙乱中一点点显示出来的。正是由这一系列蛮干笨干的事件中，ＣＤ纪录新片向外界展示了当今中国民间所蓄积的社会活力，一种顽强地求变的努力，在那无法涤荡的寒伧中，无论是搞村级直选还是建立新的社区，这些脚踏实地的普通人都坚持要靠自己的瞎摸索做出些什么比目前更好的事情来。包括《老杨找媳妇》、《迁镇》和《冬日》等其他片子在内，全都表现了这一坚持不懈的求索：哪怕没有切实可行的路可走，也豁出来拿个人的生命和年岁硬磨下去。这样看来，挑战观众耐心的冗长和沉闷也许正是针对此一无奈的现实人生而不得不选择的、唯一与之相应的写实语言，也就是说，纪录片制作者都在有意识地使用同步同构的手法来表述他们对人和事的接受感知，进而把那一切传达给观众。因此，看这样的纪录片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艺术欣赏，它把你牵入了所纪录的人和事，让你也跟着不舒服下去，从而体会到那里面的人在怎样生活，会有些什么可能。

这样的纪录语言会不会因一味自然主义地照抄原生态而导向一种失去主观诠释和缺乏艺术处理的操作呢？会不会摆脱了政治新闻和高大全样板的极端，却又堕入只偏注小人物、日常琐事和边缘文化的极端？会不会由于纪实上的贪得无厌而发展到有意拿土气、毛坯性和杂乱状态做秀，以致将此一操作奉为先锋价值呢？因为确实有个别的纪录片是瞄准了西方学院内那种寻求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资料的猎奇性评价标准，确实在猎取国际奖项后打响了知名度，尽管并不是上述的影片。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精工细作，向影碟市场推出具有观赏认识价值的ＤＶ纪录片还是为数不多的。这样看来，当前中国的ＤＶ纪录片制作尚处于平地上一滩水四处漫溢的阶段，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过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资料，向纵深探索的过程。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去中心、低层化的方向只是对前此的政治新闻纪录片的一个反动，而要赶上世界水平，要赢得文化市场，纪录片的制作最终还是要走高投资和专业化的道路，要反映主流的问题，要从民俗资料上升到社会学分析和政治批评的层次，更要讲求知识和欣赏方面的趣味，在美学上做更高的追求，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上体现尽可能普遍的人类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