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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５月我戴上右派铁帽，
告别风景如画的黄山，
来到那荒山野地一个叫门口塘农场的地方监督劳动，
那年我２１岁。
这家农场全称为：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
对外称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场所，有点像文革时的干校。其实主要任务是管制改造右派，
虽说也有一些机关裁减下来的冗员，
和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
包括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主要还是定了案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人数最多时有近１５００名，
以后知道全专区类似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
全省就更多了。
和全国右派４０％——５０％被送去劳教和劳改相比，
这家农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
都还保留了干部或职工的身分，
还有不低于月薪１３元的工资，
还有一定的口粮供应，比起被送去劳教劳改的右派们，
要幸运一些，
事实也是这家农场饿死人要少一些。
宏观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恶果，
这里右派们遭的罪客观点说不算是太深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里的右派们可能又是最不该被扩大的，
或是说受冤曲最深的一群人。因为一提起右派，
总会使人想那至今也是权威的概括，即＂右派分子都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斗出来的″。这句话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但却又是很不全面的，
起码我们这家农场，
乃至我们这个专区和安徽省许多这样的农场，就不是这样的。
先具体说说我们这家农场吧，全盛时期关了近１５００名右派和反社会分子，
我算是去的比较早的，
先在生产队劳动了两个多月，
以后被废物利用，
抽调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
以后又说我和右派划不清界限（都是右派划什么呀！），
又第二次发配到另一个小作业区半医半农。这样全场三个作业区我全呆过了，
又当着半个医生，所以四年下来，
我对全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们都有了较多的接触，
有的成了我终身好友。
和绝大多数难友们心都是通的，
不说都能坦诚相待了，
沟通还是容易的，所以我可以说对门口塘农场的右派们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而一旦了解了他们被错划了的实情以后，
我内心惊异的程度是难以表述的，
并且这种惊异与迷惑是随着了解人数的增多，
日益加重的。
先说说我们的专区，
现在叫地区，
那时全地区还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没有一家正式的科研机构，
也没有民主党派组织，
更没有文联作协等专业文艺团体，
所以整风鸣放期间，
地方小报上几乎未见到有什么知名人士参加鸣放的报道，
别说和中央及其他大城市的整风鸣放活动有什么联系，
就是和省会合肥也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这家农场里的右派，
没有一位大学教授讲师（１９６０年以后，
才来了五位大学普通的年青教师），
连一位在校大学生也没有，没有一位科研人员，
没有一位民主党派成员，
也没有一位那怕是不入流的作家和演员，
也没有什么编辑记者，更没有当时一些什么事件的参与者，
也未听说谁和某大右派有什么瓜葛。一句话，
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那么这近１５００名右派，
都是些什么人呢？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基本上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
公司的业务员，
供销社的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回事。称得上知识分子的，
要算少数中学教师和多数小学教师了，
不过小学教师中除少数正规中师毕业生之外，
多数是简易师范，
即小学毕业读三年的初中水平教师，
还有小学毕业只读半年速成班的教师，
也就小学生程度。
他们大都是当年教师暑期学习班考出来的右派。多数人是这一道题答错了，
即是非题中有一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
你认为对就画＂十″号，
错就画＂一″号。这些乡里娃们，
还有人敢说现在不是共产党天下的吗？都纷纷画了个＂十″号，
这一划就像在卖身契上画押一样，
把自己卖了，
都名正言顺的成了大右派储安平的应声虫，
成了右派的正规军。不像某些基层供销社的工人们，
不够资格戴右派帽子，
只能戴个什么反社会分子杂牌军的帽子。我就在罗家冲作业区，
见到过一个刚刚１９岁的小右派，
又瘦又小，
地道的一个孩子，
整天哭，
哭来哭去就一句话，
就像祥林嫂唠叨的那样，
说我不就画错了一个符号吗，
怎么就犯了大罪呢？听了真叫人肝肠寸断！我在赵家岗作业区还见到过一个姓方的＂反社会″分子，
是粮站扛大包的，
是个只认识自己的姓的真正文盲，
半文盲的人就更多了。天晓得反右派怎么会反到这些人头上，
他们和什么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大决战，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极普通的基层群众，
怎么会和什么所谓关系国家命运大决战扯到一起呢？如果当时真的有什么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或者真如邹诗人那首长诗题目所说的：<<中国在进行一场大辩论>>，那么和这些基层百姓乃至文盲半文盲的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草芥小民参加到那一方，
对大局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之中有人意识到过要参加那一方吗？据我和他们数年的广泛接触，
尚未发现任何一位有这样的＂远大抱负″，为什么要把这些极普通的人，
拉到那样的大角斗里去呢？不是太高抬他们了吗？
这些都是空议论，
问题是这些来自基层的普通人，
怎么会戴上只该给真正知识分子才该戴的帽子，
或者说这些远离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通人，
怎么会搅到只有知识群体才会有的什么思想立场，乃至什么路线道路之争里去呢？，
他们平日所想的可只是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之类的琐事。记得当时脑海里一直就存在着这样的疑问，
因为它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宣传差异太大。那时就想不通，
想了几十年一直想到现在也未想通，
想不通一个国家为何要和基层百姓过不去，
年年都要打倒一大批本来是拥护这个国家的普通人，
国家又能得到多少好处，
即使有一些暂时的利益，
比如廉价乃至无报酬的劳动力，
和一时表面上思想的高度统一，
可以为所欲为，
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民心的离散，
远期的后果又会怎样？这些都是我几十年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尽管一直也未思索出什么结果，
就是悟出了一点浅显的道理，
也是毫无用处，
也改变不了现实，
只是我也总还在思索着。
问题是农场里这一群的普通人，
为什么会搅进政治运动的漩涡里去，
戴上他们不该戴的帽子？就安徽来说，此事不久就有了答案，
一是中央有布署，
反右运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向纵深发展，
纵在哪里？深在哪里？当然是要深入到基层单位了。二是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搞运动历来是宁左勿右，
反右派时他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
又加了两条，
即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
和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
所谓反领导就是反党，
多了这两条，
特别是反领导就是反党这一条，
安徽的右派还不是一抓一大批吗？不大办我们门口塘这样的改造右派大农场，那么多右派何处去？
我们农场这一大批右派，
基本上是１９５８年春季之后，
才陆续戴上帽子的，
其中一部分和我一样，５７年受批判，一拖半年多之后才处理的；
还有一大批是５８年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层层＂深挖″才挖出来的。前一部分人因为挨斗过多次了，
有了些思想准备，
情绪要平静一些；后一批人大体上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的，
都是些基层的普通员工，
犯的几乎都是反单位领导即是反党这一条，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特别是一些不够划右派的什么反社会分子，
这些人情绪波动极大，说起单位领导都是非常气愤的，
甚至满腔仇恨，
这可以理解。只是我后来了解的多了，
发现这里面情况也很复杂，固然有很多基层领导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乘运动机会排斥异己，
把不顺眼不顺耳的人打倒搞走。有的基层领导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整风反右，
倒觉得是一次精减冗员的机会，
把一些多余的人戴个帽子送走了事，
机关还能少些负担。还有一些基层单位领导，
个人品质不错，
主观愿望上也不想整人，有些小单位就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
天天在一起，
真的没什么大矛盾，真不想看到很亲近的人之间，
突然有谁无辜被打倒，
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样对家属和亲友，
都无法交待，
会几代人都结下仇。但是当运动一天紧似一天，特别是右派或＂反社会″分子指标己经下达到基层，
再不积极行动，
就要自己去顶时，
就只好狠狠心了。我就听一个基层领导诉过苦，
问我要是我遇上这事该怎么办？他说这事办起来比国民党派壮丁还难，那时还能和多男丁户协商，
或是拈阄，
或是出钱买个光棍汉抵数，
可是在搞运动时这些办法全用不上。既然抓谁也是冤，那只有运气不好关系不好的人认倒霉了，
你们说我哪里错了？你们要找我算账，
我找谁算去？还怪我那么凶那么狠，
还说我编了他那么多假话怪话反党的话，
他怎不也替我想想，
不编些瞎话，
他能够上杠子吗？不凶不狠怎么叫搞运动？怎么向上级交差？就是演戏也得假戏真做，
而且演长了也就成了真的了，
连被斗的人自己最后不也承认了！谁想到二十多年后还会改正呢？唉！
在农场时，
虽然已经感觉到这种状况是很荒唐的，
但总还想这些荒唐事只是某些基层领导，
政策水平不高，
运动精神理解不透，
犯下的局部性错误，
全国那么大，
一场大运动出现一些局部性偏差，
应该是不足为奇的。摊到我们头上只能哀叹自己命苦而已，
哪里敢对运动的正确性有什么怀疑！可是农场解散后，
我们回到了社会上，
接触的人更多了，
了解到类似我们那样的农场，
全专区就有好几处，
全省就更多了。特别是我调到一家地市级医院后，
发现在这种所谓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情况还是差不多。这家医院只有５００多名职工，
反右时却抓了近４０名右派和中右分子，都是些什么人呢？依然是和运动不搭界的人，
这才想到这次涉及到亿万群众的大运动，
得到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应该怎样评述它，
才算不带个人偏见，
才算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总之从反右起，
我所接触到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
除少数人外，
基本上都是些基层普通群众。普通百姓平日思考的不过只是些日常琐事，
虽说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也不过是读读报，
受点思想教育而己，
一个小职员办事员售货员保管员农村中小学教师，
有谁会想到有关政党政府国家方针路线的事？那不是瞎掰吗？不是脑子有病吗？大城市大机关高等学府科研机关所谓精英们之中的知名右派们想的什么，做了些什么，
对与否，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接触到可都是些小人物，没有人想过那些国家大事，
也无从想起。所以从反右起，
特别是接触到无数基层小右派和反社会分子后，
一直在想，
一场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辩论，
为什么要株连那些普通百姓，
他们又是怎样被株连的？为的是哪些破事遭此灭顶之灾？遭罪后在农场境况如何？摘帽后又在干什么？有多少人熬到了改正这一天，
多少人未熬过去？熬过来的人现在日子过的咋样？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一本叫做政治运动史这样的书出版，
里面一定少不了反右派这一章，
而写这一章的人，
不要只看到右派群体里那些著名的人物，
千万不要忘了还有无数的小人物，
忽略了他们就是忽略了罹难者的大多数。
不要相信什么权威性的结论，
要眼睛向下，
一直下到最贫苦的受难人群中去，那才能反映出一场运动造成什么样后果的真正面目。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底层，
再一受难，
就成了一群最弱势的人了。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话，
说地狱里最苦的鬼是无声的。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右派们，
几乎没有能用笔发言的人，
是一群无声的人。所以从在那家右派农场起，
我就想过有一天我要为这一群无声的人说几句真实的话，
所以才有这本小书。
当然，
我只是一个基层的普通科技人员，
既不是专业作家，
也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不可能对已定性的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
和不在编的所谓反社会分子等杂牌军，作一次广泛有深度的调查分析。我只能叙述从那家右派农场起，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只能是一鳞一爪，
视野极窄。我期待有更多的人，
写出视野更广更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来，
让我们能更全面更真实的看清那场运动的全貌。正所谓关心历史，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２００３/５/２９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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