洙泗村位于广东南海县，属叠窖（氵偏旁加窖字）南乡，那是我籍贯上的故乡。

那一带的地名多有“氵”的偏旁部首，这就是风水。水气浩茫的珠江三角洲，散布着无数这样的村落。洙泗村不大，桥却很多，它被纵横河涌不规则地分割着。乡民生息繁衍的主宰首先是水，其次才是土地。

洙泗村是孔姓。不过，这一姓独大的格局在抗战离乱中已解体，孔氏各房人家死的死、逃的逃，腾出的空缺又被别处逃来的客籍人填补。及至１９４９年后，这重组的格局已告凝固，孔氏宗祠再无重振声威之望，乡民们盼到了“救星”，非但兴高采烈地拱手让出了“迁徙自由”，连古老宗法社会的小小瘤结——孔氏祠堂，亦被锋快的革命手术刀所切除，过程干净利索，根本不须施以麻药。

这些家乡故事距我似甚远，因为我的降生和成长，都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故事里。然而，我与那陌生的洙泗村还是有着一种命定的联系。我半生以来填写过无数次履历表格，在“籍贯”一栏里，它被抽象成汉字而存在，宛如宿命。到了异国，我却又和它倏然分离，此地不怎么需要履历表，实在要填的话，“籍贯”被剔除，代之以“出生地”。从此我和洙泗村相去之远，更甚于实际的地理距离，令我感到无端的惆怅。

我是见过祖父和祖母的，却已不怎么记得，两位老人在同一年里先后辞世。我想，我一定是送殡行列里的重要一员，牵着父亲的衣角，走过一道又一道木桥，一直走到新坟跟前……以后我多次随父亲返乡清明拜祭，在青草丛生的坟前，我都曾竭力回忆当时的细节，奈何了无痕迹。

我只从父亲那里得知，故乡向来富庶，只不过，祖父是富庶的洙泗村里最穷的，因为他没有一分地，全部产业只有一间祖屋。祖父是乡里的“花王”，没有地，他就种花，在石湾（岭南著名陶都）造的大小陶盆里种，送到佛山卖，以此为生。

祖父留给我们的“物业”，是十多棵树。洙泗村数得出来的树，都是祖父手栽的。除了三棵蛋花树，全是果树。

如果我儿时每次返乡都是扫墓祭祀，那就未免太过肃穆。其实，“祖系”的象征对我来说，既非那座几近湮没的坟头，亦非那间“公社化”后成了生产队部的孔氏祠堂。它是有生命、有枝叶和根系的，它正是祖屋跟前的两棵龙眼树。

龙眼挂果，正值学校放暑假时分，我便来了，爬上树干，边摘边吃。望去村中树冠掩映，都是祖父的影子。我至今不知那些树结的什么果，反正那时节我不可能分享它们的甘甜，只能在城里忍受着沉闷无比的课本灌输。还好，我每年都能吃到“树上熟”的龙眼，剥开壳，晶莹圆润，又大又甜。

村头三条河涌交汇处，有一座稍宽的桥，桥头铭勒着“洙泗村”三个大字，桥洞下曾回荡着我儿时欢快的尖叫，我就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虽然多年后我为此诧异不已，那河道之狭窄，撑根竹篙便可一跃而过，怎能在此学泳？

那些我说不清来龙去脉的族中长辈告我，我本是孔姓中的“祥”字辈。这就是文化的断裂，我背弃了宗规，背弃了原属自己的辈分，从我的父母开始，已皈依了另一个凌驾一切的超级图腾。这个图腾需要匍匐在它脚下之亿万子民作无穷无尽的献祭，而它许诺的回报却在缥缈的来世。

富庶的家乡眼见一年比一年穷困凋敝。至１９６６年，革命到了极致，连父亲也不敢在清明节返乡扫墓了。未几，我的学生时代也猝然结束，远赴海南岛，在五指山中以肉体的苦行和自虐式的精神修练去臻达对圣谕的通悟境界。

经历沉重而阴郁的几度寒暑，我和我的同辈人都绝望地放弃了灵与肉的修练，成了愤世嫉俗的叛逆者。只是，我们的灵魂已无归所，一切都成了废墟，唯有我们不再相信的海市蜃楼，依然在地平线之下闪烁着失却了魅惑力的超验灵光。

一切都得自己去找，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七十年代中期，我回了一趟洙泗村，发现连祖父的遗产也无偿奉献给革命了。“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在水乡除了拼命扩大耕地面积，别无他途。河涌“裁弯取直”，鱼塘翻种禾稻，祖父的坟头被圈地造田所夺，水田一直拓展到我家祖屋门口，两棵龙眼树中的一棵被刨伤了根，枝叶凋零，乡下的姑姑告诉我，这树是“一公一母”的，一棵半死了，另一棵也就永不结果。

至尊无上的主义只有索取，而从不予百姓以恩泽，乡亲们的景况实在不堪话起。那次返乡，仅系惊鸿一瞥，我走过所有的桥，从村头踯躅到村尾，然后离去，并未留下来品尝和考察姑姑一家晚餐的物质构成和营养指数。

此后多年，我都未曾涉足洙泗村，而这期间，已是世情翻覆，用一位作家（张承志）的话来说，是“巨人时代”（毛身材雄伟）收锣，“侏儒时代”（邓、胡的五短身材）揭幕了。

“侏儒时代”的百姓，日子好过多了。毛是开天辟地的大英雄，和大英雄共事，难；在大英雄的治下生存，更难。邓、胡较接近凡俗，但毕竟脱胎于英雄族系。赵就更属凡俗了，也因之多了一点人间烟火味。

侏儒和凡俗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其实寄身于某个思想家的架构里存活，才是一件至为可怕的事情。邓、胡、赵的“新政”，要归纳成一句，就是“你们现在可以做什么了”，而不是“你们必须做什么”。这样的新政，“新”得虽然很有限，但这个原生命力极强的民族，只要有一点伸展的空间，便如杜牧之句：“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我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目击者。１９８２年，我一气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便有“虚脱感”，遂由北京南返，到洙泗村住下来“体验生活”。

时值初夏，我还赶上“末班车”——参加过一次生产队社员大会，参加过几次水田耕作，未几人民公社就解体了。我想，当初祖父一定是拥护“公社化”的，因为他最穷，身无长物，但他未能活到领受人民公社的好处。如今他在黄土之下也不必辗转反侧了，因为无人能见到公社化的好处。大家欢天喜地散了伙，一心奔小康日子去了。

就在１９８２年我的乡居生活期间，姑姑一家迁往佛山市，一间古旧的祖屋只剩我这嫡孙留守。屋前半死的那棵龙眼树，终于死了。剩下那棵这也开过花，却无果实，孑然守望饱历风霜的老宅，无言凭吊着那个逝去的迷狂年代。

姑姑迁走后，天井和墙头的各款盆栽花卉次第枯焦，我委实没有本事伺弄它们。祖父的“花王”技艺，连父亲也仅识皮毛，至我这一代，已告失传。我所做的唯一与祖系有关的事情，就是依照姑姑临走时的嘱咐，每日给祖父祖母的遗像点上三柱香。我每日如仪，总觉得有点滑稽。在朋友圈中，我大致算得上离经叛道的“反传统主义者”，于是每插上一柱香，我都感觉到自己是在修复和重描权威文化的某种声威符号。曾以为雷霆万钧的革命已把这一切都无情碾碎了，殊想不到，它之生命核有如一枚古莲的胚胎，哪怕成了化石，也能坚忍地从劫灰中复活！

我这人除了读书写字，别的都漫不经心，连那最初级的宗法仪式也很是倦怠，有时三五日都忘了上香祭祖，但只要蓦然念及，还是会焚香如仪。皆因我这段日子独居祖屋，有了一大发现——祖父母的碳笔画遗像就算是出自墟镇九流画匠之手，毕竟也输进去了一些神秘密码，我儿时所疏忽的，如今已不能视而不见，那就是祖父的面容神态很大一部分已移植到我身上，比之父亲，我更象祖父。当我敷衍了事地上香之余，偶尔和祖父的平面形象对视，顿觉肃然，不禁敛容正颜，真切地感知到“崇祖文化”之威严。

后来，我到山东开笔会，从泰山下来，便执意要到曲阜一行。在曲阜文化馆的协助下，我于孔府族谱档案里查到了南海洙泗村，黄卷之中除了南海孔氏的渊源和谱系，还赫然有张平面图，洙泗村的流水、木桥、宗祠和孔姓人家的住宅分布，甚至还有村头村尾的树木（都是祖父所栽）。曲阜孔府的人告诉我，各地孔氏宗祠历来都有义务修篡和绘画这样的族谱和图表，再送至孔府存档。他不无骄傲地说，孔氏宗族谱系之准确详尽。举世无匹，连英国皇家族谱的御用修篡部门也曾来考察和取经。我在洙泗村的图表上看到了自己的祖屋，看到了祖父和父亲的名字，然而却没有我这长房孙的名字。这就是历史的断裂，我因之颇感怅然。只不过，曲阜之行倒让我链接上了一个断裂的文化环，在我的故乡已无人知道“洙泗村”村名的来历，我曾问过父亲，他不晓得；我也曾问过村中的孔姓长辈，他们也不晓得。殊想不到，就在孔府档案里偶尔发现，原来洙泗就是流经曲阜附近的两条河流洙水和泗水。日后又从宋词里解读出“洙泗”的意象——

六州歌头（张孝祥）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消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显而易见，“洙泗”是儒家文明的一个象征符号。然而以我这南人对水的固有概念，我并没有看到曲阜有什么值得书写的河流，临去时又忘了问当地人，洙水和泗水是否已干涸断流乃至不复存在？不过，洙泗村仍在，故乡的流水负载着古老的传说淌动不息……这都离我很遥远了，或许唯是遥远才记得如此真切。

何时才能见到你？我的洙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