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１９８９年５月底赴京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就不能说他与“六四”事件没有丝毫关系。“六四”是他的新起点，却没有成为他的终点。因为他在任上并没有试图去做正面评价“六四”，直到他下台仍然是一个被回避的问题。

不过，眼下值得称许的是，香港《亚洲周刊》报道称江正在“突破禁区”撰写回忆录。所谓禁区，就是指毛泽东、邓小平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可以让江泽民做到。一般来说，共产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多是封闭型的，不像美国等民主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下台或退休以后可以随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如苏联共产党极权政府头子斯大林是死在任上的，临死时是一个人痛苦地度过的，因为他的“医生和警卫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他的房间”。这样的恐怖环境，面对如此暴君，怎么能期待他写出直面历史真相而毫无避讳独裁决策过程的回忆录呢？他发动的“政治清洗”运动非正常死了多少人？他能把这些内幕和秘密公诸于众吗？斯大林死后，倒是斯大林的继任赫鲁晓夫有所作为，在台上揭露斯大林，在被迫下台后开始“揭露”自己——撰写回忆录。他的下台也是非正常下台——勃列日涅夫发动党内力量彻底废黜了他。在所谓“退休”后的软禁日子里，他写回忆录也不为当时的环境所允许，只能偷偷去写，而且在国内不能公开发表。但他最后总算是写出来了，死后还得以全文发表——可以让后人当过期的新闻看。苏联领导人的更替，没有一个是上届领导人顺利“传位”自己指定的接班人的，列宁反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到苏联解体，进入俄罗斯时代，叶利钦按照宪法将总统位子顺利转给了他看中的普京。无论是在任，还是退休，高产的叶利钦写了多部自传体回忆录，如译成中文本的有《我的自白》、《总统笔记》、《午夜日记》等，分别由东方、译林出版社出版。

当事人撰写回忆录，可以直面真相，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我当时都干了什么”，以及“自己有权说出最真实的一面”。比如江泽民写回忆录，应当直面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１日以后当时中央对学生民主运动的种种决策过程，江与邓的会面及谈话，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并导致“六四”的发生。江作为亲历人，并作为当时的党总书记，是无法回避这一历史事件的，也是最有资格写出当时的历史真相的——美国作者库恩在新出版的《江泽民传》第１４５页写道他在６月４日晚上“与李鹏等人在中南海开会”。毕竟江现在已近八十高龄，一旦去世就成为千古历史遗憾了。

为“六四”正名，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一过程，需要多少年呢？现在还说不清楚。同时，“六四”的真相，还得不到官方的公布。“六四”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出当天凌晨北京发生的有关情况：６月４日当天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一篇名为“北京这一夜”的当天消息——很罕见的是《人民日报》以第一时间刊登当天凌晨的消息，而且是在截稿印刷前完成写稿、审稿、编发、排版等一系列程序的。该报道正文是这样的：

本报６月４日凌晨５时讯/解放军报６月４日社论说：“自６月３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３日２２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止，戒严部门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１９８９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这天是端午节，一个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节日），第一版是６月７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其中提到“６月３日凌晨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解放军官兵受伤５０００多人；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２０００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上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３００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二十三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由于这篇报道很长，第一版登不下，转至第二版，全文相当于占对开报纸整版的２/３，约８０００字。记者招待会上，除袁外，还有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袁木说“张工同志他当时在场”，还提供一段录相给记者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张工的原话是“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至于“六四”的具体现场细节，我们还可以翻看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有关报道分析当时的真实情况。该报第一版刊登同一个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记者布罗考采访的内容，特转述如下——

布问：是邓小平主席下令进军的吗？

袁答：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在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现在国外舆论中有所谓血洗天安门，轧死多少多少人这样的设法，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排着队、打着旗和平撤离的，或者说自动撤离的。

布问：我在您所讲的这番话中发现一些令我震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几百尺长的胶片，可以表明：工人、学生被枪杀，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枪杀，而且不但是来自我们西方国家的记者，还有一些中立国家的观察家，真个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都看到人们站在很近的距离被解放军枪杀了。您怎么能够说，您和中央领导人却不相信有人受伤呢？

袁答：我没有说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我刚才只是说，解放军在清理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打死人的事情。至于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过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分看热闹、围观的群众遭到误伤，解放军本身也遭到很大伤亡。关于这个伤亡的情况，我已经在前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国务院宣布过了。在这个事件中，解放军有５０００多人受伤，围观的群众和歹徒受伤的有２０００多人。死亡的数字大体上２００人，包括解放军，以及歹徒和少数围观的群众。

布罗考最后又重复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几百尺录像带表明学生和围观者被枪杀。他把几百英尺录像带一句“改为”有几英里长的录像带（《人民日报》原文如此），袁木回答说：“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有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他们可以搞出比你说的更长的录象带来歪曲事实。谢谢你对我的采访！”采访，指出“绝大多数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家不希望发生颠覆是基本事实”。袁木是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采访的。采访进行了４５分钟，一些中外记者旁听了采访。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７日电，称北京市公安机关连日来清查收缴被抢劫或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品，取得了初步成果。据戒严区内８个公安分局的统计，截止６月１７日，已收缴各类军用枪支１８１支，其中冲锋枪１３５支，步枪２支，手枪２５支，机枪１９挺（包括高射机枪４挺）；子弹２８２８７发。此外，还有电台、警棍、钢盔、催泪弹、匕首、盾牌等军警用品２３２件。此外，笔者通过与当时在北京的普通民众交流获悉，“六四”后一段时间，进入北京火车站的来往旅客经常碰到以检查“黄色录像”为名的公安检查行包，而一般检查“黄色录像”并不是集中的火车站进行，但其行为到底是什么目的，目前尚不能确认和证实。

历来，民主运动都在历史上评价甚高，比如“五四运动”。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还说过这样一句名言：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９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主席毛泽东招见国家主席刘少奇时，毫不客气的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２３页）当然，毛泽东说与做是另外一码事，但各国不可避免的民主运动，历来都是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在中国近邻的韩国，也就是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爆发的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现在已经被正名，其正名用了１７年。

“光州事件”发生在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发生时间是从３月份开始的，韩国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十分高涨，５月１８日，２０万光州人民夺取了武器库，赶走了官员，打退了驻军，此时军事独裁主义者全斗焕下了黑手，屠杀了数千名光州大学生和民众，光州起义被无情地镇压下去。日后全斗焕、卢泰愚都被投入牢狱以此来告慰光州起义的亡灵（自人民日报）。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詹小洪在一篇《韩国“光州事件”２５周年祭》的文章中提到，据官方报道，这次民主运动受到军方血腥镇压，造成了１９１人死亡，１２２人重伤，７３０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为２２００万美元。间接损失无法统计，并导致了五十年代韩国战争结束后，政府实施经济增长计划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年。当时的独裁者是全斗焕，以“肃军政变”上台的军界强人执政，实行暴力统治。１３年后的１９９３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５·１８”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１９９７年，金泳三总统签署“５·１８”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５·１８”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镇压“５·１８”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被课以重刑（死刑、终身监禁和１７年监禁）——后来政府对他们实行赦免。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以光州“５·１８”运动为标志的，至今已有２５年的历史了（《看世界》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亚洲各国中是具有显赫声名的，又是亚洲民主化运动的典范国家。中国“六四”期间，《人民日报》对韩国（当时称南朝鲜）的民主运动大量报道，如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头条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发自平壤的一条关于汉城的报道，标题是“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汉城消息：南朝鲜汉城、光州市民和学生２日再次举行示威和游行，要求当局查明李哲魁学生被害真相，严惩杀人凶手。据报道，２日汉城６所大学的２０００多名学生在市内举行绝食示威，强烈谴责当局残酷杀害爱国学生李哲魁，汉城中央大学２００多名学生在校内举行示威，声援绝食学生，并要求'现政府下台'.同一天，光州市民、学生３０００多名走上街头，再次举行示威，示威队伍来到被害学生李哲魁尸体存放处的医院前，要求当局澄清李哲魁被害真相。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１９名学生被捕。”当时的南朝鲜总统是卢泰愚，金大中是在野党平民党的领袖，后来也成为民选的总统。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国际版醒目位置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平壤电“金大中再次呼吁法办镇压光州起义元凶”。报道称：南朝鲜在野党领导人金大中５月２９日再次呼吁，当局应法办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核心人物“特遣司令官”郑浩榕。他说，处理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核心人物，是彻底清算全斗焕统治时期罪恶的“隐患”。６月７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新闻又加“追踪”：南朝鲜在野党领袖金大中继续敦促卢泰愚总统下决心，解决光州事件及第五共和国时期问题和社会民主化问题。６月８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新闻，显著位置是来自该报平壤的电讯，记者是徐宝康。标题是“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谴责卢泰愚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的学生和市民”。６月７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杀人凶手逃脱不了惩罚”的署名文章，强烈谴责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学生和市民的法西斯暴行。文章说，南朝鲜警察最近不仅残酷地杀害青年学生李哲魁，而且４日凌晨又杀害了一名无辜市民和一位２０多岁青年。南朝鲜人民和学生对法西斯警察的这种暴行义愤填膺，声讨浪潮不断高涨。文章指出，当局杀害无辜后为掩盖其罪行，造谣说“没有拷问致死的证据”。文章说，不要以为“死者不会说话”，就可以“掩盖和逃脱”杀人罪行。文章揭露说，南朝鲜警察屠杀无辜并非偶然。这充分暴露了卢泰愚政权的法西斯本质，他们不仅把要求祖国统一和社会民主化的青年学生和民众视为“左倾运动分子”，而且任意将他们逮捕入狱。文章还说，“事态表明，如果不推翻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南朝鲜人民就无法摆脱流血和死亡。目前，南朝鲜人民正以极大的愤慨，决心以无畏的斗争，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直到１９９６年，全、卢才受到法律的惩罚，总算吊民伐罪，实现了朝野和解，共同推进韩国的民主化进程。

在亚洲，韩国的民主运动有目共睹，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应该是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每天必看的内容之一，不知道对他有没有启发？美国人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十一章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２月“人非圣贤”中提到，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容一点夸张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１０年，匈牙利１０个月，民主德国１０周，捷克斯洛伐克１０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１０小时。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齐奥塞斯库曾是最早一批对中国政府在天安门采取的行动给予支持的领导人之一，而对江泽民来说，当他深情地回顾在罗马尼亚逗留的那段日子时，一直把齐奥塞斯库视为老朋友。在齐奥塞斯库被残忍处决这件事中，这位新任总书记看到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重教训。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６日，当时江第一次面临世界性的考验，他和５名其他领导人将召开一个少有的记者招待会，江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其他人卷入“动乱”，是出于对腐败和社会问题的不满。“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应当教育和团结他们。”还提到有关其前任命运的问题，“赵紫阳志为党服务的历史比我长，因此我认为他所应享受的生活待遇比我要高，”会上，江“巧妙地”应对了一个法国记者的提问：“有谣言说一名女生被拘捕并被遣送到四川，在那里她遭到一群农民的强奸。”“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首先，我对这一事件未有耳闻。其次，整个这段时期都充斥着许多虚假而荒谬的报道。”江的这一说法与国外媒体不尽相同，另一种未证实的不确切的说法是“罪有应得”。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关键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时期”，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江泽民等在世的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前领导人，应当在目前中国的现实出发，携手现领导人，放眼未来，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史和强国战略，通过从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团结全国人民，更加自信和稳步地走向共和，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党禁和报禁，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