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三十）来自大洋彼岸的问候

自2002年11月中旬至2003年年初，丁子霖陆续收到来自美国近四十多个州的200多份慰问信卡。这些慰问信卡的邮寄者几乎全部是美国公民（仅有一封来自意大利）。据了解，这次寄卡活动是由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起的。

在“人权观察”就这次寄卡活动向美国公民发出的一份公告中说：“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政府军队在镇压聚集在被视作倡议和平政治改革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争民主的示威者期间，杀害了上百个男子、妇女以及儿童。在那场被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中，士兵们可耻地向抗议者和围观者射击，有些疯狂的坦克则碾向那些未及躲开的人群。在随后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民众被士兵们草草枪决。在军队干涉期间，北京至少有上百民众被杀，上千民众受伤致残。在此之后，在全中国则有上万人被捕。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是一位才17岁的高中生。他被子弹从后背射穿过他的心脏。丁子霖化悲痛为行动，聚集了一个被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的人权群体。从1989年开始，这些母亲和其他亲属们勇敢地从事寻求正义的运动，企图迫使当局设立公开调查屠杀的小组，并同意给那些死难者家庭和伤残者以赔偿，他们搜集关于被害的详情并为那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庭提供救济。由于公开挑战政府屠杀的立场，天安门母亲们遭受到政府持续的威胁和迫害。

“您可以在寄给丁子霖的慰问卡中表示对其他母亲和亲属们的支持。”

读着每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慰问信卡，让人无法遏制内心的激动。这里只能摘录其中几份信卡的留言（译文）：

“亲爱的丁子霖以及所有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被杀害者的母亲们，在美国我们非常清楚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我们通过电视看到了一切，我们还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有关的报道。我们对你们失去家人和朋友深表同情，我们对你们为自由、正义以及和平所作的抗争表示关心和支持，愿这一天早日光临于中国人民。”

 “亲爱的丁子霖，我有你、你丈夫和你们的儿子的合影，我也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儿子，然而我是如此幸运，因为我们富有生气地活着——他永远不必去面对曾经发生在中国天安门广场或其他地方的恐怖的事情。我为您和其他的母亲们感到骄傲，因为你们没有使你们死去的孩子的精神丧失。为你们大家祝福！”

 “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我称赞并支持你们的孩子们对民主、正义及自由的追求，尽管1989年时我才9岁。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像你们孩子那样勇敢的民众去作出努力，民主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向天安门母亲们及其家庭致以节日的问候：横贯万里，至少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们，祈祷者在为你们祈求和平与欢乐。在世界各地用如此众多的方式欢庆新年之际，愿你们能寻求到和平，并对爱、欢乐、和平怀有同样炽热的希望。”

“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们，在这冬季气候寒冷天空阴暗的时候，我送上这些文字，让你们知道你们不会被遗忘，保持希望，我们关心着你们！”

4月初，刘晓波、刘霞夫妇去无锡张泾镇丁蒋寓所小住，期间，由丁蒋陪同一起去了苏州太湖旅游区三山岛休憩逗留了三天，后又一起前往苏北泰兴县黄桥镇凭吊丁的二伯父丁文江先生故居。丁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又是在2、30年代与胡适、傅斯年等创办《努力周刊》、《独立评论》的自由派著名人士。刘晓波夫妇在无锡、苏州、黄桥的整个旅程，均被置于当地国安部门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

6月，丁又收到了寄自美国马里兰州的给“天安门母亲”的3000份慰问卡。这些信卡白纸黑字，整齐划一，上面用英、德、中、法（或西班牙）、希伯来文等五种文字分别写着：“勇气不会消失，我们祝福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不要因此沮丧，我们不会忘记！”等等。这三千份信卡每一份都有寄卡人的亲笔签名。

这些信卡是由专人负责收集起来后装在一个纸箱里通过国际邮局寄给丁的，但丁第一次前往领取时却遭到海关的开箱检查并扣押，后经多次交涉，才在几天后发还。后经了解，这次寄卡行动同样是由“人权观察”发起的。

丁为此代表“天安门母亲”致函“人权观察”并通过他们向所有寄卡人表示感谢。丁在信中说：“今年（2003年）6月份，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你们——3000位素不相识的马里兰州朋友们寄来的慰问信卡。这对我们这些在14年前的大屠杀中失去了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以及其他受难亲属来说，是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它体现了远方朋友们的同情和爱，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同时，这也表明了你们对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人的命运的关注。

 “我已把你们信卡的复印件分送给迄今已找到的每一位“六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让他（她）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这份温暖和关心。你们的信卡的原件，经我们商议决定，将全部妥善地保存起来，把它们留给历史，留给未来，为的是让我们的同胞永远记住：在那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充满着苦难和杀戮的年代里，有一群美国朋友曾经支持、帮助过我们。”

7月1日，香港同胞为抗议特区政府的所谓“23条”立法，发起了有5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为声援香港同胞的正义要求，“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香港同胞为取消23条恶法而进行的抗争。在这份声明中说：“多少年来血和泪的洗礼，使我们深深懂得人的自由之可贵。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一切！剥夺了自由，就剥夺了一切！但是，自香港97年回归以来，我们眼看着香港同胞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天一天地被侵蚀、生存境遇一天一天地趋向于恶化。对此，我们始终怀有极度的忧虑。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香港同胞遭受到大陆同胞曾经遭受的而且现在仍然继续遭受着的种种厄运，我们真诚地希望香港同胞能真正地享受“港人治港”的各项权利，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这个声明。

9月的一天，青年评论家余杰由刘晓波陪同看望了丁蒋两位，余带来一盘本年度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的实况录象（余为该奖获得者，不久前去美国出席了颁奖仪式）。在录像带里，除了有余杰的画面，还有另一位获奖者杨逢时女士的画面，杨所致获奖答辞感人至深，其中谴责了十四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大屠杀，并对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亲属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事后，丁给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很久不愿在人们面前落泪了，但我这一次怎么也无法忍受，而晓波和余杰竟也当着我的面相抱痛哭。想想今天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今已被厚厚一层尘土覆盖得难以辨认也难以寻觅了。但我依然相信，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保留着人性光辉的世界！我牢牢记着您的话：‘为天安门母亲说句话，只不过是一个人起码良知的自然表白。这不是政治，是良心。……总有一天，天安门前也会竖立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所有“六四”殉难者的名字及每一个被专制铁蹄摧毁的生命都将永远地镌刻在历史的墓志铭上。’对您的这些话，我很难用用更多的语言来表达，惟有说一声‘谢谢！’”

5月29日，“亚洲反失踪联盟”理事会主席玛丽·艾玲女士致函丁子霖，祝贺中国的“天安门母亲”被接纳为该联盟成员。

在这封信中说：碰巧今年的6月4日，是亚洲反失踪联盟的成立纪念日，它已经五周岁了，而天安门母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了这个联盟的会员。

信中表示：虽然目前从争取公义、真理和纠正错误方面来看，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庆祝，因为中国政府仍然拒绝调查真相，惩罚屠杀者，仍然拒绝让受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获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您和您的难友们的勇气，在政府强大压迫下不屈不挠气概，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在“六四”14周年之际，我们与您一起怀念死者和失踪者，同为他们流泪，我们也与您一起迎击恶劣的环境及人权侵犯者。让我们携手创造新的真实!

8月17日，丁子霖复函给玛丽·艾玲女士并转斯里兰卡失踪者父母及家庭成员协会（OPFMD）、拉丁美洲失踪及被拘禁者家庭协会联盟（FEDEFAM）、印尼失踪者家属协会（IKOHI）和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克什米尔失踪者家属协会，感谢这些国际的受害者组织对中国“天安门母亲”的声援和支持。

在这封信里，丁叙述了中国“六四”受难者亲属在以往岁月里走过的艰难的道路，并通报了为即将来临的“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所作的准备 。

8月中旬，在京难友就筹备“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事宜作了初步的商议。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十五周年的口号。经难友们反复磋商，达成了如下共识，也就是十六个字：“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十六个字既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的呼吁。

8月下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几位成员来访。为协助国内“天安门母亲”准备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她们提出找几位“六四”死难亲属作一次录像采访，并把此次采访制作成一套“六四”受难者证词光碟。经双方努力，这次录制活动于几天内完成。在录制成的这套光碟中，由六位死难者亲属讲述了她们亲人遇难的情况，以及十五年来她们的痛苦与挣扎。丁子霖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人们特别关注当年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因为这些失踪者“活不见人，是不见尸”，他们的亲属更需要人们去关注和同情。

在这次来访中，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朋友还向在京难属赠送了几件当年专为“六四”周年制作的文化衫。因数量有限，丁建议由专人保管留作纪念。来人当即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国内难属代为印制一批同类的文化衫，以作为“六四”十五周年的纪念品。丁、张接受了这个提议并表示感谢。经在场难友协商，决定这批文化衫的图案如下：前胸，借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图标；后背，则印上“1989—2004”的字样。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批文化衫竟成了2004年3月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羁押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的所谓“理由”。

9月上旬，丁蒋回无锡家乡暂住。

（三十一）蒋彦永医生“六四”正名建议书

这年秋末的一天，丁在南方接到北京三0一医院蒋彦永医生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你不认识我的，我是三Ｏ一医院的蒋彦永。”当时丁很感意外，于是说：“我们是不认识，但我们都知道您，都很尊敬您，您救了中国那么多人，也挽救了中国人的形像…….”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开始了电话中的交谈。蒋医生在电话里问及丁蒋的健康情况。当他知道蒋患有冠心病且频繁发作，他就催促丁蒋赶快回北京。他说：“赶快回北京治病，不要耽误。”在他的多次催促下，丁蒋提前于11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丁蒋带了病历前往一0一医院干休所宿舍拜访了蒋医生。他请来了三0一医院两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给蒋会诊，两位大夫建议蒋立即动手术。

那次，丁蒋给蒋医生带去了在海外出版的第二本书：《生者与死者》（2000年出版）。另外，还送给他一本“六四”十周年时由“中国人权”出版的小册子：《见证屠杀，寻求正义》。这次见面，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蒋医生详细地向丁询问了儿子在89年遇难的情况，丁对此作了回答，同时介绍了这十多年寻访到的一些同命运家庭的情况，其间列举了几家比较典型的例子。丁流著泪讲，蒋流著泪听。听完丁的介绍，蒋医生向丁蒋讲述了当年六月三日夜里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当时作爲一个外科专家，是医院里抢救伤员的总指挥。他告诉丁蒋，当时他们共收治了89个伤员，其中抢救无效死亡者7人。丁告诉蒋医生说：“在我们所收集到的名单中，死于三0一医院的只有三位，还有四位没有找到。”丁询问他是否知道死者的名字，他说他不知道，但他答应以后帮助寻找。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谈起“六四”这个话题，似乎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丁表示，对“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寻找工作还将继续下去，为死者讨回公道的抗争也将继续下去。他对丁表示：“‘六四’问题的解决是早晚的事。”

爲了证明他的看法，那次他曾告诉丁蒋，在1998年的时候，他曾见过杨尚昆。他说：“杨当时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他接着说：“其实在高层里边有杨尚昆这种看法的，绝对不止一个。”当时丁蒋听了很感意外，因为谁都知道杨当时参与了镇压；但他们相信蒋医生所说的，因爲蒋医生在SARS疫情上说了真话。

在以后的日子里，丁蒋与蒋医生除了经常通电话，又有过多次来往，直到他于2004年6月1日被羁押、被软禁。

2004年3月7日，蒋彦永医生终于给当时正举行的两代会和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里建议为19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蒋医生此举揭开了“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在这封公开信里，他详细披露了当年他参加抢救伤员的情景，也曾谈到吴祖光先生为平反“六四”所作的努力，谈到党内一些开明派人士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信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者家属和致残者的，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

3月11日，也就是蒋医生发表公开信的第四天，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先生邀请丁子霖就蒋医生的“六四”正名建议书进行了座谈。

在这次座谈中，丁首先回忆了她与蒋医生从最初的一个电话到彼此建立起真诚友谊的过程。她说：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蒋医生这样待人热情、心地纯正、平和谦逊的人很难得，甚至非常难得。她提到，有一次蒋医生对她说：有人称呼蒋爲“蒋先生”，蒋不让；说：“我是医生，你们就称我‘医生’好了。”她说：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军医，他今天能够站出来，敢于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如果不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这是很难做到的。她说读蒋医生的那份建议书，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一位真诚爱国者的情怀。

在那次座谈中，丁表示，她从蒋医生身上看到了一个人做人的准则，那就是说真话。她说：与蒋医生在SARS病上的作爲相比，这封信虽然同样是说真话，但却大大跨前了一步。因爲这封信份量很重，非同小可，它触及了一个最敏感的话题，涉及到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核心都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一次，他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向专制制度编造的谎言直接挑战了。他真是豁出去了，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

在座谈中丁还表示：这封信的发表，可以想见，对那些现在还活著的“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参与者乃至与“六四”有关联的一些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让这些人明白：人们没有忘记“六四”，也不可能忘记“六四”，强权无法掩盖杀人的事实。他们必须认罪，承担责任。对于那些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说，也会促使他们思考。也许当局会对会议的参与者封锁消息，但会后他们总要回到社会上去，这封信是瞒不住的，那么他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总得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现在保持沉默，难道一直沉默下去！面对“六四”问题，他们同样是绕不过去的。……

                                 （三十二）“文化衫事件”

3月28日，两代会开过不久，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当局分别羁押了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人。这就是曾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所谓“文化衫事件”。

这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28日上午10点至11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突然闯进“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和黄金平女士的住家，抓走了张、黄二人，并抄了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无锡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则带走了当时正逗留在南方家里的丁子霖女士，随后也抄了家。这次拘捕行动的起因就是所谓的“文化衫事件”。事情的原由是上一年的8月，丁子霖和张先玲等难友经商议，决定接受由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代为制作并赠送的一批文化衫（详情请参阅上一年度的“纪略”），准备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分发给难属留作纪念。结果，这批文化衫于3月28日从香港寄达北京张先玲和黄金平女士家时，被随后跟进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便衣警察作为“罪证”当场“截获”，并随即对两位当事人实施了所谓“刑事拘留”。而在南方，则对丁子霖实施了所谓的“强制性监视居住”，理由是她涉嫌参与了张、黄的所谓“违法活动”。

当局指控三人的“罪名”是：“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采取报假货名、伪造发货人姓名等欺骗手段，从境外寄送违法物品，逃避海关监管。”具体地说，就是从香港寄给张、黄两人的包裹单上写的是毛巾、婴儿用品，而实际寄的物品是文化衫， 而且寄件人用的是化名。另外，他们指控50件文化衫的数量超过了自用品的数量规定，因此违反了海关法。

很显然，所控这一切“罪名”并不能成立；而且，即使成立，也与收件人无关。

从法律上说，国内难属接受来自香港方面的邮件这件事情本身完全属正常交往，并不构成违法，更谈不上“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他们作出此项指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说难属们准备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穿着邮寄来的文化衫上街示威。然而，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他们根本拿不出所谓难属们要上街示威的证据。另外，他们指控这次邮寄在手续上违反了所谓“海关法”。然而，按职权范围，邮件入关时究竟是否违法这应该由海关来判断、处理，不应由国安部门越俎代苞；而且，所寄物品的数量即使违反了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也与收件人无关。

由此可见，这次由国安部门一手制造的所谓“文化衫事件”， 仅仅是一个借口；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一举摧垮被当局视为“不安定因素”的“天安门母亲”群体。

事后，当局为了欺骗舆论，通过官方的“中新社”发布英文稿“消息”称：在审查过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了种种“非法活动”，“警方依法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并教育训诫，她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悔过”云云，则完全是为了掩盖其任意羁押的非法行为，并以此来败坏受害人的名誉。

此次非法拘捕事件在媒体曝光后，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同声谴责。海外的人权组织和留学生团体、国内的民间人士、在京的80多位“六四”难属纷纷向政府有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香港同胞为营救三位“天安门母亲”举行了抗议示威。世界各地七十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中国政府逮捕了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三人表示震惊。在这封信件中说：“我们敦促您调查这些案子，根据中国宪法确保这些中国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如果有证据证明她们违法了法律，我们敦促您确保她们立即送到法庭依法处置。如果经过调查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她们涉嫌任何刑事犯罪，我们敦促您确保她们立即获得释放。”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瑞里在一份声明中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三名“八九”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家属； 并指出：“中国政府拘留三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并且拒绝重新评价当年天安门的镇压以及继续关押敢于表达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这些都让人质疑中国所称人权状况正在改善的说法。”

在国内国际各方的呼吁和施压下，国安当局不得不于3月31日和4月2日先后释放了黄金平、张先玲和丁子霖。丁于4月6日从无锡返京后，立即约见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有关官员，就此次无理羁押及抄家事件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丁还向他们提出了归还查抄物品的要求。然而，几天后他们只归还了从张先玲、黄金平家里抄走的部分物品，他们推托说丁的物品不在他们手里。

此次所谓的“文化衫事件”，至此算是有了一个了断。

4月中旬，丁蒋应邀去蒋彦永医生家里做客，这是丁获释后第一次与蒋医生见面。大家自然谈起因“文化衫事件”引发的那一场无妄之灾。同时，丁蒋也很为蒋医生的处境担忧，因当时他的“正名”建议书正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根据以往的经验，当局会找茬秋后算账。但蒋医生对此十分坦然，他说他是按正常渠道递交给中央的，没有理由问罪于他。然而，事情却不出丁蒋所料，时隔不久，蒋医生突然“失踪”了。

5月2日，丁子霖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专文《母亲节的梦》。文中说：“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将来临了。就我的理解，母亲节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庭、人伦气息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子女们以孝道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为母者，则不仅尽情享受着亲情之温馨与甜美，而且还品味着由生命之延续得来的喜悦与欢乐。

“我，作为一个养育过儿女的母亲，也曾体验过这样的幸福。记得在1986年隆冬的一天，正值我五十岁生日，全家高高兴兴地为我祝寿。正当要切开生日蛋糕的时候，连儿突然叫停。他搬来了一把我平时坐的大椅子，座北朝南，端端正正放到了屋子的中央。然后把我按到了椅子上，一本正经地朝我跪拜叩头。此时连儿的身高已经有一米七八了，看着他高大的身躯匍匐在地上，一付虔诚的样子，我心里觉得好笑，却也令我陶醉。

“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然而，那种令人陶醉的日子并不长，仅仅过了不到三年，一场血腥的屠杀就夺走了连儿年轻的生命，也终止了我此生的幸福。”

她说：“在这个节日里，我首先要说的是：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所有的孩子们。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的天职。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没有保护好他们，这已经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我们决不能再疏忽大意了。我们要向那些杀子弑母者说‘不！‘我们要请他们放下手里的屠刀！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种在中国已延续了数千年的蒙昧和野蛮难道还能让它继续下去吗！”

最后她表示：愿意与香港的母亲们和姐妹们站在一起。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吧！ 

                       （三十四）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

5月30日，发表题为《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的《“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以重申“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理念和诉求。此文件在起草过程中经过难友们的反复商议和修改，最后以中、英两种文本在海外多种媒体及互联网上公布。

《告同胞书》公布了截至当时已经收集到的共182位死难者的数字，并通过一系列典型的案例来见证当年那场大屠杀的残忍和惨烈。它向海内外同胞发出呼吁：“让我们记住这恐怖、这残忍、这惨烈吧！……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制度是多么野蛮，多么没有人性，又多么虚伪。如今，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已经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又从第三代过渡到了第四代。但是，这个制度的基本职能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扼杀‘自由’、扼杀‘民主’，扑灭任何来自文明世界的火种，无情地镇压一切向这个制度说‘不’的挑战者。”

《告同胞书》驳斥了中共当局在为当年那场大屠杀作辩护时提出的种种所谓“理由”，指出他们的那些辩辞无异于告诉国人：“死人不要紧，人命不值钱；为了‘稳住大局’，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在所不惜。”《告同胞书》质问当今的国家领导人：难道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政治稳定；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不杀人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强国地位！？

《告同胞书》警告当今的执政者：“请不要再欺骗、愚弄善良老百姓了！他们已被欺骗、愚弄了半个多世纪，这难道还不够吗？”《告同胞书》表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摆脱了中世纪的野蛮与愚昧，更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放弃了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肆虐于整个中华大地、令千百万生灵涂炭的‘中国特色’共产极权主义，而不是搞那些苍白无力的“亲民”形象工程。他们需要有一种勇气，一种敢于与传统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决裂的勇气，一种敢于抛弃伪善和谎言转而追求真诚、真实的勇气，一种敢于直面历史罪恶、作出良心忏悔的勇气。”

《告同胞书》指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的一个最直接的灾难性后果，就是在全社会造成了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畏怯与逃避。从此，中国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但是，这不是民众的选择，而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告同胞书》最后向海内外同胞发出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它则需要有一种持久的理性。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使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6月2日，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领袖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六四”问题的提案，此提案于6月3日在众议院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该决议草案呼吁中共：一、重估六四事件的判决；二、成立六四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三、释放所有良心犯；四、立即释放杨建利及其它所有因言论、结社、宗教而被逮捕或监禁的人士。

在6月3日的听证会上，“中国人权”组织的代表宣读了〈“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英文文本。

6月4日，按多年来的惯例，在京的约7、8家“六四“难属都会聚集在京郊万安公墓死难者袁力墓前，为死难的亲人献花、洒酒，举行祭奠仪式，但是，这一年的集体祭奠活动却遭到了公安和安全部门的骚扰和阻拦。他们采取分割手段，不让几家难属同时进入墓区。张先玲女士只被允许当天下午去公墓，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女士因患脑血栓多年靠轮椅行动，也被告知只能在他们指定的时间前往墓地。但尽管如此，难友们还是据理力争、冲破阻力，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分别完成了祭奠仪式。

（三十五）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

 6月1日，蒋彦永医生突然“失踪”。后来知道，他和他夫人一起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处所；又后来，获悉他和他夫人先后回到了自己家里，但不能外出，也不能接待来访者。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为此，丁子霖代表在京难友于6月6日致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他们关注蒋彦永医生被强迫失踪这一严重的事态。

信中说：“最近以来，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多次申明中国已经是一个法制国家，一切都要依法办事。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政府检察部门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确保蒋医生的公民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

丁在信中呼吁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立即责成有关部门恢复蒋医生的自由。她说：“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医生居然被无端地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还需要由别人来告诉你们吗？

 “我今天之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是因为实在再无法容忍下去了。做什么事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激起天怒人怨。我想，这一点同样是无需由别人来告诉你们的。因此，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和行政首长，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恢复蒋医生夫妇的人身自由，彻底查处这种任意剥夺神圣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让刚刚载入宪法的人权条款得到真正的落实。”

6月28日，美国国会二十名议员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释放蒋彦永医生。信中说：

 “蒋医生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医疗专家，他爲中国和世界的安宁做出过巨大贡献。他在警醒世界，使其关注“萨斯”疫情蔓延中所起的作用是衆所周知的。没有他的英勇行爲，疫情的规模很可能会更大，使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还可能让疫情扩散到全世界。

“蒋医生于今年二月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呼吁重新评定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如果蒋医生因行使他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拘留，我们认爲这是不可接受的。相反，对蒋医生不屈不挠的精神，对他这样一位关心时事的公民和医疗专业人士多年的服务，应当予以赞扬。”

7月1日，丁就此事再次发表公开信，表示赞同并支持美国20位国会议员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并再次敦促政府有关当局，立即恢复蒋彦永医生的人身自由。

2005年3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