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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
我最早晓得《野草》是在成都学者肖雪慧的家里。记得时为1995年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和友人李亚东前往位于西南民族大学宿舍楼的肖家拜访，闲谈之间，肖学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选对我说：“你是诗人，你晓得《野草》这群人吗？”我摇头，肖说：“他们从60年代就开始地下写作了。”
我暗暗吃了一惊，却故作平静的接过那本过时的诗集，随手翻阅。相隔多年，其内容已经淡忘，却还记得诗集选编者为九九。肖说：“这个九九为国民党将军之后，长在新中国这几十年，吃尽了苦头，却突然于70年代末时来运转，去香港找到父亲，并继承了遗产，成为某某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我上海外的网页时，读到过九九《魂断台北》的片段，也有些打油风格的诗，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留给我的现代派文学的偏见，就本能地忽略了其中透露出的某种尘封已久的顽强信息。
1999年5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
稍后，我与泊居美国的贵州地下诗元老黄翔夫妻有了电话和文字交往；日本的双语杂志《蓝》也开始从史料的角度，做贵州，上海，四川等外省的地下文学专集；特别是胡杰先生耗费5年时间而拍摄完工的记录片《寻找林昭》在知识界的流传，给了我更深的震撼。被谋杀的圣女林昭也是个应证种族灾难的诗人，她和另外两位同案诗人在60年代初就筹办了一份刊登有泣血长诗的油印民刊。这份致使他们锒铛入狱，并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反革命罪证”，比在1978年借着思想解放运动和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诞生的《今天》杂志早出现了近20年！
两年前，通过电话和电邮，我进一步结识了泊居美国的《野草》诗人蔡楚，他目前的职务是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副会长，并且以早年编辑《野草》的阅历和经验，主管着这个国际性作家组织的网络。在蔡楚的一再牵引下，我与住在成都另一端的《野草》主编陈墨见了面。
陈墨木讷，除了一张脸比较大，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送了我一厚叠《野草》杂志，十六开本，每本80来页，装帧简单，黑白两色，封皮上印了些勘称文学思想格言的 话。内文排版也比较老套，油墨味扑鼻而来，且有些字的颜色还深浅不一-——由此可推断，印刷此物的必是设备和工作人员均已老掉牙齿的不见光的小作坊。
从20世纪80
年代算起，我也称得上是地下出版的老手了，凭直觉，我就明白《野草》及其主编因装帧过于简单而容易被忽视，容易将它混同于成千上万的自生自灭的文学印刷品——我当时接过有陈墨亲笔题赠的《野草》时，也只是随手翻阅，瞅见目录上除了老“野草”若干，尚添了流沙河、冉云飞、肖学慧、王怡等熟人的名字，就随口问：“他们也投稿啊？”陈墨笑了笑：“新鲜血液嘛。”我接着又问：“已办了90多期？”陈墨答：“断断续续几十年，也该有这么多期了。”
我终于从这平淡的回答中嚼出一丝辛酸滋味。
我和陈墨有了交往，但不是太多，印象中他总是驾着一辆八面透风的老面包车，并且乐于在文友们高谈阔论之际，不吭一声去付酒饭钱。有一次，他于茶桌旁当着众人称赞我的狱中诗，还说已从网上下载若干首，恳请我应允登在《野草》上——这一时期，《野草》刊登的外稿量越来越大，海内外著名的北明、贝岭、蔡楚、万之、流沙河、王怡、肖学慧、冉云飞、蔡咏梅等等均成为常客，与老野草们交相辉映或旗鼓相当。海外一些杂志也有了事关《野草》的评价，以及历史追溯、定位——尽管作为老资格的民刊，《野草》也在1979年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上成都的闹市区张贴过，甚至风传被当时的成都市委取缔过，但它毕竟是个风格稳健，如今印量只有100本的文学交流杂志，我没想到它会出什么事。
我曾经与陈墨开玩笑，大意是：“你和邓恳诸兄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写地下诗，并且从70年代末到目前，将《野草》断断续续地办了90多期，居然没有问题！”陈墨的脸红了，含含糊糊地检讨道：“有问题，有问题。1979年，《野草》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定为‘反动’，差点就抓人，全靠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一句话，才保全了坛坛罐罐。我逃跑了好几次呢！”我问：“没有人栽进去吧？”陈墨答：“孙路坐过牢。”我问：“是办《野草》吗？”陈墨答：“是为六四。他在89年5月底因上人民南路广场拍学潮照片被捕，市电台还播过。”我嘴脸可憎地笑道：“与《野草》无关？”陈墨悄声道：“是的。”
我本想借势抬出自己在80年代为弄地下诗刊，曾跳下印刷厂二楼突围的革命事迹，向这位厚道得过分的老大哥吹嘘一番，却忍住了。我只隔靴搔痒地总结道：“成都的文化政策还算宽松吧。”陈墨愣了愣，我又补充道：“也许警察还看几本书。”
陈墨垂头丧气道：“写了几十年，快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我还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过东西。办《野草》的目的无非是发出点声音。我们这些人，经历嗑嗑绊绊，只是觉得文学这种嗜好总比其它嗜好，例如打麻将、钓鱼、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以及整人害人来得高雅些。可我们不搞政治，你让我们反动，也许都反动不来嘛。”
我被噎住了，反动派又不是天生的。即使令当局如梗在喉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有一次我和远在瑞典的笔会秘书长万之通电话，我极力称赞他登在《野草》上的一篇坦白自己是好色之徒的随笔，不料他叫屈道：“这个马虎的蔡楚！他怎么把我的私信拿去发表了？”我笑道：“一个人在好色和正人君子之间举棋不定，岂不可爱？”他说：“男人觉得可爱，女人看了就很麻烦。这个没睡醒的蔡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好色的国际长途通了没多久，《野草》就出大事了。大半年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墨终于在身心交瘁之际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时为2005年2月2日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把成都变成了一个似乎永恒的冰窖。陈墨依着头天的约定，缩头缩脑地浮现在金沙遗址旁，那张醒目的大脸在若干个不眠之夜里窄了许多。我们像两个特务在细雨中一声不吭地走着，约十几分钟后，钻进了一个茶楼。封闭的单间不另收费，我们坐了下来，相视一笑。我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蓦然之间，我想起了前苏联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说吧，记忆。”
老威：在这次谈话之前，我把你送我的《野草》都找出来，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突然间觉得异常亲切，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种自办文学刊物的冲动。后来当了卡车司机，还和老同学杨然、荆纪民等油印过两种诗歌传单，命名为《行云》和《诗种》——按当时的出版政策，这种未经有关方面批准的少年文学冲动就已埋下了犯罪的种子。
陈墨：我们虽然相差十几岁，但“受害”的源头都是文学。
老威：我在近期《野草》上读到一个《悼念鲁连》的专辑，感到有些鄂然。因为对照你们自印的《野草之路》，我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人，他是《四川文学》的编辑，自己也发表过不少小说。上世纪80年代，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还在布后街2号的同一个省作协大院里，天天碰见他。
陈墨：“鲁连”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周永年，因为与本城的另一位作家同名，又更名为“周永严”。
老威：对，周永严，四川写过小说的人都记得他，贺星寒和林文峋比他成名还晚哩。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睛，非常忧郁，连点头微笑时也很忧郁。我还曾递诗给他，他仔细看了，啥也没说，就还回来，好象嘴巴打了封条。
陈墨：周永严是唯一从《野草》走向官方文坛的作家，但他的命比谁都惨。太冤了。1964年，他才16岁，就参加工作，到了千里外的屏山茶场。那地方气候恶劣，工资非常低。前几年，成都电视台还专程去采访过，拍了长篇的专题片。那地方的知青，疯的疯，死的死，至今还有留在那儿，回不了故乡的。周永年最早到那苦寒之地，不过半年，就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同一宿舍的人告发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典型揪出来，批斗，并判劳教。那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由于不走法律过场，就没有期限。他在屏山茶场，一劳教就是12年
老威：有这么长的劳教？
陈墨：两三年期限满，就强迫留场当工人，天天有枪杆押着劳动和收监，其待遇同劳教也差不多。周永严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茶场方面觉得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许病退回乡。他有劳教背景，找不到工作，就进了街道生产组，与婆婆大爷们一起糊火柴盒。熬了两三年，邓小平复出，政治气氛开始转暖。
周永严最早化名“鲁连”向《野草》投的文章是《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写得太好了。他引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原著，指出“现代国家无不把‘出版自由’的条文，写在各自的宪法上”，因为“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预防性的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
老威：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论述似乎是针对目前的中共当局来的。
陈墨：的确，马克思正是一百多年前的《新闻检查制度》的激进抨击者，他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支撑社会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没这一块基石，整个拱门就将垮掉。
在1979年的思想解冻初期，能读到这样的违禁文字，怎不叫人拍案叫绝？我和社长邓垦等编辑同仁一合计，就在《野草》第二期隆重推出。当时我们赶印了495册《野草》，如创刊号一样，往各处邮寄了40多份，还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大量张贴，围观者连日不断，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北京已开始查封西单民主墙，风声陡紧，我们甚至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但几周后，居然没事儿！《野草》又印了第三期，却被成都市委正式定为“黑刊”，因此被迫改名《诗友》，不定期地在‘地下’流传。而鲁连作为我们的主要作者之一，一直很活跃。
1980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邓垦、罗鹤、徐沛在鲁连狱友张仁荣的引荐下，见到了真真实实的鲁连，也就是你在作协大院天天见面的作家周永严。自然是促膝深谈，心意相通。他当时30岁，却坐了12年的牢，在谈到自己引起轰动的杰作时，他突然挺起弱不禁风的胸膛大声说：“‘检查法永远非法’这句在中国最反动的口号，却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喊出来的！”
鲁连和《野草》朋友们的蜜月持续了几个月，却有“内部消息”传来：当局查明《诗友》即《野草》的变种，已加强了对这些异己分子的监视。一时间人心惶惶，蔡楚接手编成的第27期《诗友》也不知所终。鲁连此时已是《四川文学》编辑，彼此的“热恋”自然在心惊肉跳中嘎然而止——这个匆忙划上的省略号直到20余年后才重新接上。
老威：同在一个城市，20余年没一点联系？
陈墨：彼此如去了月球，音讯杳无。
老威：周永严在80年代还算有名啊。
陈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吧。总之，在2002年10月31号，九九突然打来电话，称已打听到鲁连下落。邓垦立刻照图索骥，电话那端终于传来那久违的弱不禁风的声音：“真没想到……”
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以为他名利都有了，因为比他成名晚的好些作家都飞黄腾达，占尽了共产党体制的便宜。可没料到，当《野草》同仁们邀约着去西门茶店子一栋临街四楼拜访时，这位昔日文友的惨状叫人窒息。门开了，我们被一位长年累月在此看护的乡下汉子领进逼仄的卧室，一张大床横据了大半个房间，两只近一人高的氧气瓶触目惊心地竖在靠门的壁角，而鲁连盖一薄被，勉力支撑着斜躺床头，鼻孔还插着一根长长的输氧管。
老威：他才50多岁吧？
陈墨：不到55岁。20多年前成为《野草》成员时，不过30岁；而他因写反动日记被抓起来坐牢之际，才16岁。人的一生就这么蹉跎而去，眨眼间就到头了。
老威：鲁连得的什么病？
陈墨：多年坐牢落下的病，我没忍心问。他够虚弱的了，凌乱的长发，脸颊没有一丝血色。塑料窗帘遮断了所有户外光线，却阻不断嘈杂的闹市声；无论昼夜，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鲁连说，这也是坐牢，早年坐牢还有刑满释放的企盼，而现在是彻底没指望了。
老威：我坐牢四年，无论在收审所、看守所还是劳改监狱，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连梦境里的黑暗也没有。我想，永远的光明就意味着无处藏身吧。
陈墨：鲁连说，他已卧床五六年，除了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外界的变化，就与世隔绝了。“几乎没有人来，”他一一捏住我们的手，竟激动得大喘起来，于是又把输氧管往鼻孔里塞……
老威：唉。
陈墨：我们尽可能地回避眼前，只去回忆。比如40年前在茶场劳教，鲁连和廷孝、剑秋往来的情景；《野草之路》上的某一篇文章，如何记录了邓垦、明辉、陈墨1964年春游昭觉寺“题竹”的逸闻；当然，也说起《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终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告别。3个多月后，我们才晓得这就是永别！鲁连是2003年3月30日夜里11点40分去世的，我们于次日上午前往灵堂默哀，耳边犹然回荡着他1965年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死者生前辗转于苦难/
如今，他沉睡了/
从此与世无争。”
老威：鲁连的一生也算《野草》的某种象征吧。
陈墨：《野草》的多数人都如鲁连，“生前辗转于苦难”。比如邓垦、九九、蔡楚、乐加等等，都是黑五类的子弟，当知青、社青，坐牢、打临工，却又不甘心沉沦，酷爱读书，始而与文学结缘。鲁连的命说不定还比其他人好些，因为他毕竟是唯一从《野草》走上官方文坛的人，享受过几天热闹。
老威：你遗憾文学没能成为你的职业？
陈墨：我已60岁，迄今为止，文学没给我带来一分钱的利益。
老威：据我所知，你曾经有过机会。
陈墨：我1969年就编纂过《中国新诗大概选（1918—1928）》，还通过向《诗刊》投稿引起重视，并进一步地认识了著名诗人孙静轩。79年思想解放运动中，《野草》也曾“吐故纳新”，汲收四川作协里的开明人士组成新的编委会：主编贺星寒；编委骆耕野、万一、邓垦和我；艺术指导孙静轩，可没弄多久，风向急转，就宣布散伙了。
老威：黄粱一梦？
陈墨：我去文坛晃悠一圈，感觉不对劲，可能从根子上就是两路人吧。说实话，我对同官方合作兴趣不大。我，还有邓垦，九九等人，珍惜自己的在野身份，到老不悔。做个不在官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在野的爷爷感觉也不错嘛。1999年，你编著的《沉沦的圣殿》一出来。我们就四处打听，托人买了七、八本，互相传阅。见书上只谈到北京西单民主墙，只谈到从白洋淀到《今天》杂志的那条线索，却没有一个字涉及《野草》和外省。就觉得郁闷。因在《沉》书之前，公开出版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其编者杨键，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曾专门来成都采访过《野草》同仁，搜集去大量珍贵资料。我们太看重非官方的评价了。
老威：就西方对中国大陆思想和文学史的开掘研究，西单民主墙和《今天》早已成为主流；虽然法国的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魏京生和北岛至今还是“地下”不可替代的象征符号。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我受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环境，当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求索达到了顶点……
陈墨：通过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批判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今天》派诸君接触现代派文学比你我都早一二十年；“太阳纵队”的张郎郎说，他们一帮人在50年代就听摇滚乐了，而我和邓垦最多在啃古典诗词或新月派诗歌。所以，《野草》和《今天》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老威：在对文学艺术实行垄断及配给的社会，“起跑线”不仅仅是个创作概念，它意味着你所处的阶层，有无资格进入某种特殊的文化环境。
陈墨：你的意思是《野草》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老威：这是我的检讨，因为单以作品论，我更认同《今天》派。我的确忽略了作品表层之下的漫漫人生——血泪、蒙难与挣扎终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观赏价值。
陈墨：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刊之一，《野草》几乎要成化石了。或许在二三十年前，它站在过思想文化阵地的前沿，吸引过人们的眼球；但二三十年后，它就落伍了。其实在《野草》内部，总有分歧，一二三期社会反响巨大，大伙就情绪高涨，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风声一紧，有人就要退出，甚至要抽回底稿。我曾被当局点名要抓捕，后来又因赵紫阳的一句话，阴转晴了。《野草》好几次由公开转入地下，比如1979年，魏京生入狱不久，《野草》就被迫更名《诗友》，以手抄的形式流传；至27期，终于被成都市委查明，《诗友》为《野草》变种，要清查，于是大伙作鸟兽散达十年之久；1988年，自由化气氛浓烈，《诗友》又恢复；可不久，老《野草》孙路卷入学潮，风声鹤唳，《诗友》又停办；1990年10月，《诗友》又复刊。至1994年为止，共搞了81期，并在九九、罗鹤的张罗下，编了本《野草诗选》。
之后，又歇了七八年。海外成立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已去国外多年的老《野草》蔡楚为创始人之一，他在负责笔会网络的同时，搞了个《野草》网页，作了大量的宣传，《野草》作为存在多年的文学社，才首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著名流亡作家贝岭、万之、北明、郑义、蔡咏梅、黄翔夫妇都曾通过蔡楚和《野草》取得联系，热情鼓励。《野草》最近一次复刊后，他们，还有国内的肖学慧、王怡、流沙河、冉云飞、杜导斌、廖亦武等良心作家都成了我们的作者。
贝岭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最早介绍《野草》：“在四川成都地区，60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
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1964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
老威：我记得蔡楚和蔡咏梅都写过《野草》。
陈墨：许多人的论述中都提到《野草》，蔡楚和蔡咏梅的文章更有影响。特别是蔡咏梅，在民运中资格很老，她的大作在《开放》杂志上头条登出，《野草》的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许多。
老威：她是怎样定位的？
陈墨：她着眼于地下文学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特质。老《野草》们传阅后，一方面很振奋，觉得这反应了我们骨头里的东西；一方面却觉得自己目前的思想境界跟不上这种评价。但是，进入历史是每个文人的梦想，为了回应，复刊势在必行了。
老威：有些功利色彩了？
陈墨：都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才得到这么高度的肯定，无论如何要搏一搏！可具体到复刊，矛盾就来了。我发现原来的某些老朋友，由于长期应付生存压力：菜米油盐，下岗问题，儿女，甚至孙儿孙女的问题，原来的棱角都磨平了。不仅不读书不思考，连这方面的兴趣都缺乏。也有人提出，应该坚持《野草》原有的传统文学方向，外界的评论是一回事，我们不要迎合，以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老威：你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啊。
陈墨：从少年一直交往到老年，现在剩下一条生命的尾巴了，人却变得如此现实和平庸，那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追求，就与社会同流合污。平庸到底，说不定到老也成富翁了。尾巴上再改变最没意思，失败了嘛，过去的罪都白遭了嘛。想想鲁连的下场，搏一搏太值得了。
要配得起外界的评价，《野草》不能有名无实。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把《野草》办成有质量、有激情、有锐气的文学刊物，依靠老一批的原始资源已经不行。必须争取外稿，注入新鲜血液。
我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反对，把《野草》的门越开越大，既然我们没有政治诉求，没有社会改革的诉求，那不妨把嗓门放大些。逐渐，给《野草》投稿的海内外作家多了，与本地的自由派人士联系也密切起来，流沙河夫人吴梦华还参与了编辑，使《野草》的内容历史性地焕然一新。
老威：你没料到会出事儿？
陈墨：这仅仅是个话语权嘛，况且在20年前，鲁连就发表了《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然而到了94期，果真出事了。
老威：就是在网络上影响很大的“甲申300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
陈墨：对，就是张献忠的农民政权屠城300年的祭奠专号。这个题目冉云飞最先提出来，他此前已写了文章，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流沙河也写了文章，对当今政权把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立为农民起义英雄表达了愤慨。
老威：沙河老师曾经说过，六四屠城之后的十几年，他读得最多的是记载清军入侵的《扬州屠城记》。
陈墨：流沙河的学问和人格，对后辈的确有较深的影响。
老威：请把筹备专号的经过讲一下。
陈墨：大约在2004年6月初，我邀约《野草》的无慧、维才、雨樵，还有王怡、冉云飞、吴梦华等下馆子，在饭桌上，冉云飞谈兴颇高，并在言谈中随之建议，《野草》作为本土老资格民刊，做这种关系屠杀的历史翻案文章最合适。其他人也一致叫好，我就当场拍板，与在座的诸位约定，每人为“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写稿一篇，限一个星期后的同一时间交稿。
稿子很快就齐了，流沙河、王怡、冉云飞、余杰、肖雪慧等等，清一色的川籍上乘作家的上乘之作，使《野草》抵达了几十年来最辉煌的至高点。其“借古讽今，影射当政”，令我等拍手称快，却让有关方面难以容忍。王怡的文章揭露了某地发现张氏大西政权万人坑的史事，指出内族入侵比类似清朝的外族入侵更残忍；余杰甚至把张献忠和毛泽东作了比较。据说冉云飞还借张献忠屠城引申到了六四屠杀，不过，被责任编辑吴梦华删掉了。
打印稿出来后，我在喝茶的时候，亲手交给吴梦华，由她做最后一校。吴梦华很谨慎，所有文章中较为露骨的地方和攻击性的字眼她都作了删节或修改，有的还用红笔作了记号与批注。她熬了一个通宵，在6月9号上午还给我，并翻着校稿作了些说明。
我当即送印刷厂，那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户，一直没出过问题。
老威：你估计是怎么暴露的？通电话？还是人多嘴杂，走漏了风声？
陈墨：我至今都没弄清楚。一些老朋友说，《野草》有案底，种种情况公安局早就掌握了，并且暗中监视，看你几爷子要干啥。如果一直保持原有的以老《野草》为主的纯文学风格，就不动你；如果要继续纠集牛鬼蛇神，太冒靶，太出格，就随时一网打尽。所以在出事之后，从《野草》分裂出去的一些人兴师问罪，要罢免和开除我，因为正是我的一意孤行（当然还有蔡楚的遥相呼应）把《野草》引向了绝路。
我虽然万分沮丧，却不同意这种分析，我认为事出偶然。我想起一个细节，6月8号上午，我去取校稿，见印刷厂里人心惶惶的。一打听，原来那天全城的公安机关正在搞拉网清剿，名目叫“扫黄打非”，其实是搜查地下天主教的宣传材料。
老威：这和《野草》有关系吗？
陈墨：看上去是两码事，但地下传教太厉害，当局的神经都绷紧了。那天他们出动了上万的警力，搜查每一处个体和集体打印复印铺子，搜查每一个有印刷设备的地方。据说情报还挺准，他们终于在城南的某个“窝点”缴获大批违禁品。
老威：《野草》算此次“扫黄打非”的意外收获？
陈墨：也怪我的疏忽。因为我找的老关系户搬家了，新厂址在火车南站派出所的隔壁。由于经常替派出所打印资料，民警们天天窜上窜下的。当时我认为厂家和派出所的关系不错，印《野草》不会出纰漏，哪晓得，一查地下教会，只要带字的东西都不放过。
老威：类似的“误会”也在我身上演过。那是1999年3月，我去李白故里江油。当时我带了一沓《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打印稿，托一位税务局的朋友帮忙复印。可没想到，当这位朋友在一家理发店门口将一纸袋复印稿交给我时，一伙便衣特务一拥而上，在大街上“人赃俱获”。我气坏了，顿时在警车上破口大骂。经过一个通宵的突击审讯，原来搞错了——当地国安局不知从哪儿得到情报：中国民主党有大批宣传资料在江油印，他们就把正好在这时出现的我当作嫌疑人了。我要他们澄清并精神赔偿，狗日的恼羞成怒，竟反诬我“非法采访”
陈墨：我是神鬼不觉地撞进天罗地网，可能是派出所民警一瞟见打印稿上有“大屠杀”等敏感字眼，就绷紧了。还来不及汇报，就查封了印《野草》的现场。6月9号傍晚7点多钟，我忙碌了一天，刚回家，武侯区公安分局的两个刑警就脚跟脚地进门了，我被控制住，只好一筹莫展得坐在沙发上。大概十几分钟后，大批人马才轰地涌进来，领头的掏出一张没有公安局长签字的《搜查令》，逼我签字，接着抄家开始……
老威：没局长签字，啥意思？
陈墨：显然他们兀地遭遇《野草》，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就顺便摸了张还没生效的《搜查令》来抄家了。
附录：
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蔡楚）
对于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来说，无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生活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诚实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意志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歌德
我的床头，放着一本长四十一公分、宽二十九公分、厚三公分的大书，这是一本由三期《野草》和八十一期《诗友》的复印件，自行装订成册的地下读物。我常常捧读这沉甸甸的、真实地记录着我们的心路历程的大书，诗友们那狂躁的心跳声（邓垦语），那满足于一吐为快的心理本能的冲动状（阿宁语），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陈墨语），都一一响于耳畔，到了眼前。
一九六七年秋，邓垦写出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文革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野呜写出《探监》：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奴役人的劳改制度的黑暗。
一九七六年，冯里写出了《自由》：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着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着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甚么地方？／一张书页连着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着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深切地倾诉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此外，陈墨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蚯蚓》,一九六八年写出的《零碎的爱》和《她要远去》，一九七六年写出了《天安门》，一九七九年写出的《野草》，邓垦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一九七三年写出的《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写出的《三峡》和《海螺》；蔡楚在一九六一年写出的《乞丐》，一九七五年写出的《透明的翅膀》，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等待》，一九八零年写出的《我的懮伤》；白水在一九六九年写出的《雨夜怀友人》，一九七零年写出的《复砚冰信》和《迟开的荷花》；万一在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纤夫》；徐坯在一九七一年写出的《夜巡》和《梦》；阿宁写出的《坑和人》和《危机是什么？》明辉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八四年写出的《溯洄集》和《文革杂咏》等。都是在这“后代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陈墨语），诗友们曾有过的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真实见证。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一九六三年，邓垦就编有自己的《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一九六四年，陈墨也编有《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二人志趣相投，并合编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蔡楚亦在1964年编有自己的《洄水集》、《徘徊集》等诗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里，邓垦周围不知不觉地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是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余人（后来发展成为成都野草文学社）。邓垦说：“以诗的形式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又说：“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地发痒。因此，我们唱出了这集子。”一九七二年，在陈墨的鼓动下，邓垦把众诗友的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尚未油印成册，友人某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邓垦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手抄孤本付之一炬。一九七六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文字狱之故，被迫又将这手抄孤本烧掉。一九七八年二月，《野草》的画家苟乐加、陈卡琳（女）等人，在成都草堂小学举办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成都最早的民间画展--《二月画展》。展出了油画《人》，水粉画《华表坍塌了》等数十幅作品。一九七九年三月，在陈墨的发起下，诗友们创办了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刊《野草》，并公开走向社会。陈墨说：“《野草》不仅固化了诗友间的相互影响，也使探索成为凝聚力；而想在新诗史上独树一帜的派别理想，也得以初步尝试--那就是卑贱者不屈不挠的野性，我们当然以此而自豪，并认定这便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野草》虽只出了三期，并被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正式宣布为反动刊物而被迫停刊。但影响还是有的。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诗友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入地下，作为《野草》同仁间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垦终于手抄编写完《诗友》创刊号，但至二十八期又被当局定性为黑刊。社长邓垦痛苦地说：“我们人生这点点追求与乐趣，又被当局给剥夺了。”一九八八年二月，大约气候适宜，邓垦、陈墨、蔡楚和孙路共定《诗友》复刊。孙路说：“说真话，抒真情，捍卫自己的人生基本自由，用笔记录真实的历史和人生，已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法改变的道路。”
“六四”事件发生，诗友孙路、潘家柱、滕龙入狱，《诗友》再停刊一年，九零年复刊至九三年底共出八十一期。一九九四年，诗友们集资出了本没有书号，不能公开发行的《野草诗选》（四十五人，三百六十九首），九九年又出诗文选集《野草之路》。这种自悦自乐，相互切磋的方式至今不辍。
《野草》这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地形成。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为她的个性极不张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诚实、正直、坚定和执着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没有任何纲领和章程，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无论中国的政治气候怎样变幻，诗友们从未因个人的遭遇而出卖这个群落。他们都十分珍惜诗友间那种神交意会的依托感，比较淡泊地看轻文艺的功利性。诗友阿宁说：我们都不是搞艺术的人，自始自终懒得去争什么桂冠。但却是些认真生活，愿意说真话的人。除了良知我们的诗不受任何的指使，我们并不企图反映什么规律、趋势，只满足于一吐为快的心理本能的冲动，因此，我以为“诗友”二字，当以友字为重。如果说开初的几位诗友邓垦、陈墨、徐坯、明辉等，故然因年纪相仿，住宅相邻，社会背景大同小异，自然容易走到一起。但到了后来，这个群落的地域越来越宽，年龄跨度越来越大，社会职业也五花八门，艺术流派亦五光十色，从成都到荥经，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从工人、农民、知青、社青到学生、中医、教师、文史研究者、企业管理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却有固定的信念--坚持抒发自由的心声，用笔见证社会和人生中的真象，进而上升到置疑、反思和批判。陈墨说：“我们所处的社会，不但有几千年的专制道德，还有比专制道德更吃人的共产主义道德（雷锋就是这种道德的楷模、标准），不但有否定个人一切自由的法律（所谓的“宪法”），还有比法律更严酷，几乎等于中世纪宗教的信仰束缚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领袖意志的紧箍咒。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会发扬了人性中假、丑、恶的一面，被扭曲的人们之间的互斗，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物质生活罕见的贫乏，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深刻的人间苦。我们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苦闷（用文艺），也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追求。”诗友们有的坐过牢，有的曾被土劳改，有的进过派出所，但这个阴阳互补的凝聚体（谢庄语），并未沉沦，他们在仅有的条件下互教互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启自己的智能，以图保持一个真我。陈墨说：“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的求索是真实的，我们的反污染的搏击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坚持创作，既不为名为利，也不想赢得唾沫或掌声，这只是我们找回一个真我的形式。”
此外，作为一个人，要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就应当有对正义的选择。因为人人都放弃对正义的选择，那么，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就会受制于政治，或者说受到一个利益集团的驱使。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他把正义的第一原则表述为：“每个人对与其它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兼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因此，我们应当具有对正义的选择的道德勇气。《野草》这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还值得谈谈的是《野草》的艺术追求，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
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他还在一九六五年致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这是继他指定文艺要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后，又武断地否定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诗，封闭式地切断了新诗借助白话和世界资源以求得探索发展的道路。而《野草》断然拒绝遵命文学。她的主要成员深受新诗史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诗作风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倾向。这明显的是对新诗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基础和主流的肯定和传存。我的体会是经过反右运动后，当时的中国诗坛上除了大量的民歌体的，诸如《红旗歌谣》之类的伟大的空话外，剩下的也只有贺敬之、郭小川几个寥寥可数的承颜顺旨派。而少数有勇气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追求，他们除了有自己的枕头文学以外，还私下在民间传递，人被批得丑不可闻，作品被贬得一文不值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六一年，我在诗人尹一之先生处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作。我的感觉是中国怎么还有这么美的诗？继而产生了阅读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作品的愿望。于此同时，邓垦、陈墨、白水、万一、冯里等诗友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中国新诗主流的影响，选择了拒绝遵命的程序。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对艺术美具有认同感。任何指令或打压封锁，都否定不了文艺作品艺术美的魅力。艺术美是超越时空界限的。
《野草》中的几个主要成员，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语言美。诗，不仅应有悟性和境界，还应强调诗的音乐性，不但要有韵，更重要的是有节奏感和旋律感。诗的语言美，不仅应表现在语言的结构上有所变化，还应强调语音语调的起伏变化，以结构和语音语调的起伏变化来烘托诗的情绪的变化。少数几个诗友还对新诗的格律化做了一些探索，特别是陈墨的诗作和他不愿在中国文艺领域内凑热闹的一贯态度，表现了一个唯美艺术追求者的深刻的孤独。从他们的诗作中，能明显地读出中国古典诗词天风海雨般的气韵和含英咀华般的琢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西方诗，受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痕迹。《野草》到了中后期，还突出地展示了艺术美的包容性。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在《野草》中光彩夺目，恰好验证了“天上的星星是没有一颗相同的”灿烂的艺术景观。
《野草》诸友都是没有名望的人。如今，他们中除了一两个人被接纳进官方的作协之中，其余诸友都依然在中国大陆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他们在功利上一无所有，然而，他们早已在精神上提前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他们至今仍是足以自豪的自由民。古希腊伟人伯里克利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敢的果实！”从《野草》的历程中，我的领悟是：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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