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超和薛霸是《水浒传》里的小衙役，比起《七侠五义》里的“张龙、赵虎”地位还要低一大截，然而董、薛能量却不小，前后两遭押解林冲与卢俊义均施展百般凌虐折磨之能事，遂名垂文学长廊，成了酷吏文化的象征。

董超和薛霸向来焦不离孟，何谓“当董超遇上薛霸”？日前在太原警察与北京警察合演的一出《新野猪林》折子戏——北京警察驾车到太原办事，遇上红灯便循例停车，谁知后面驾驶私家车的太原警察不干了，起劲鸣喇叭，后面这位“薛霸”绝非色盲，而是横行霸道惯了，从来不吃红绿灯这一套，便狂按喇叭，让前车让道。这一来，前面的“董超”怒从心上起，干脆下车找“薛霸”的晦气。按说京城的警察于理于法都“治你没商量”，哪知做警察尽可以得理不饶人，却万万不能得理不让自己的同袍。于是双方火并，血溅五步，从皇城根衔命而来办公差的强龙竟丧命于地头蛇之手！

这就是“当董超遇上薛霸”的戏码，恰恰成了酷吏文化的注解。倘若京城“董超”不是公门衙役，他哪敢雄赳赳气昂昂地招惹恶霸地头蛇？原以为不用亮腰牌就把对方打得趴下求饶了，孰料太原“薛霸”不是吃斋念佛的，他也不用亮腰牌，就把你给收拾了。中国执法权力之无限膨胀，可见一斑。这又验证了一个丛林法则，当某种动物在没有天敌的环境下疯狂繁衍，到头来一定要互相咬噬火并，然后在利爪上津津有味地舔血。这就是东厂、西厂、锦衣卫的老故事。

此外，当酷吏横行，民权萎缩到气若游丝，董超、薛霸们荷戟独彷徨，专政公门要降伏的对象早就臣服了，这时，权倾天下的百兽之王就要将另一些下三滥的肉食性动物罗致帐下，诸如狼狐鬣狗之类，让他们有组织、有限度地作恶，然后给百兽之王按时按刻地恭顺献祭。这亦为东厂、西厂、锦衣卫的老故事，只不过日前又在成都公安机关重演——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计有四十余名警察与常驻车站的小偷团伙构成丛林法则里的“生态平衡”，由董超薛霸们领导群贼，群贼四处出猎，得手后按成例上缴“保护费”，许多警察还为此专门开设信用卡账户，让群贼按期入账。至荒诞者，不是你不能不能纳钱，而是因此你不能不偷，否则，套用《天下无贼》的台词，就是“警察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执法界如此黑暗，在于有暴政必有酷吏。而中国的“酷吏文化”尤为香火绵长，盖因专制政治至今依然老树新枝、根深叶茂也。然而在以前的帝制时代与民国时期，尚有民间社会这一层空间，酷吏政治并不总是能深入到这一层面。唯是中共立国后便彻底摧毁了原先的格局，完全取缔了民间社会，政权的统治力甚至直达最小的单位——每个家庭，于是酷吏文化的魔爪也伸向了每个社会角落。且看年来连续几起大规模的民间维权事件——

重庆万州的万人骚乱，导火索完全是恶吏盛气凌人、虎狼百姓；如果采信官方事后的饰词，则尤具讽刺意味——原来当街行凶伤人者只是“冒充”公务员而已，殊不知区区一个“水货”已能激起滔滔民愤，再来个如假包换的公务员，岂非全民共讨之？另外，四川汉源与广东揭阳的万人抗暴事件，虽然与产权纠纷有涉，但惹起如此火爆的民变，起初的诱因还是在于酷吏仗势行恶，残民自肥。

说到酷吏文化，盘点历代王朝的晚期，均系十羊九牧，官场冗员多多，极权政治积压下来的问题愈多，便越要“稳定压倒一切”，稳定也者，是要有效的吏治。问题是集权体制的吏治效率都很低下，于是冗官制就势在必行。现今中国大陆吃皇粮的官吏，实在已远超任何一代封建王朝，究其底蕴却又不得不然。由十羊九牧到十吏九恶，便是专制制度晚期的癌扩散。不妨来看看大陆的酷吏有多“酷”（ＣＯＯＬ）——辽宁兴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出动，不知是扫黄还是捉奸，突袭一女子常霞的私宅，常睡眼惺忪，茫然不知所措，只连声问来者何人，这群警员不屑作答，只命令户主交出“和你搞那个男人”，户主交不出，于是搜屋而无所获，过程中户主仍一迭声地问：“你们是什么人？”至于这帮入侵者悻悻而退，都无一人有兴致回答户主的简单问题。经此一遭，常霞得了间歇性精神病，成了“祥林嫂”，不断念叨：“我记住他们的车牌了，我记住了……”她记住车牌却又有何用？

再举一例：河北霸州康仙庄的派出所副所长，姓杜名书贵，若论官阶仅系未入流的微末角色，但身为“陀枪公差”，足以恶霸一方，某日他开着警车去看亲戚，路遇供电局的小巴工程车，杜副所长超车未果，便怒喝一句：“我就不信……！”话音未落，杜拔枪击发，工程车司机牛亚军登时毙命！

这名酷吏杜书贵果然够酷，他不外乎是董超、薛霸之流的小衙役，但霸气尤盛于那两位官差前辈。关于董超、薛霸，老作家聂绀弩的诗歌《水浒人物五首》曾勾画过他们的嘴脸——

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

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

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聂绀弩诗中的点睛之笔在末尾一联，苛政在上，超霸二公可少乎？酷吏恶吏实为集权行政之必须。再想深一层，何谓“稳定压倒一切”，何谓威权政治，都可以从中追寻出根须与枝蔓的必然关联。说白了就是：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