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龙应台女士最近写文章，就国家大问题提到“大叙述”和“小叙述”两个概念，并把文章的核心放在了民主价值观上，如“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台湾人所享受到的民主，与大陆人所享受到的民主，是不一样的，台湾的民主是到位的与民同享的民主——可以把官选上，也可以把官选掉，大陆的民主是缺位的不能全民完整的民主——不能直选县长、市长和省长。比如龙女士举的一个例子，他们城市的市民找政府人员办事，可以随意进入政府，而我们这边的城市政府却像放贼一样防着你，门口有拿枪的武警守卫，登记处的大爷对于来宾甚至连头也不抬一抬就直接开口“登记”。用清华教授陈丹青讲的故事说就是“我中央啊”——意思是说当年中央美术学院传达室的大爷每接电话，头一句就是“我中央啊”，现在政府的传达室开口就是“登记”，甚至一个小小的某城区一个小机关也设一个穿制服的门卫，他的口气和严厉仿佛他就是衙门里的“大爷”，那口气就是“我是大爷啊”，并不亚于陈丹青举例所说的“我中央啊”。

民主应该是从细节着眼的，正如人权是从具体个人身上反应出来的一样。如果你说你还饿着肚子，你就应该找政府要救济，如果政府不给你救济，还把你暴打一顿，并赶了出去，那么街上就会多一个抢劫犯，社会就多了一分不安全。民主与人权不是“大而无当”的绝对化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实际的市民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比如民主就是选民可以直接选择自己的市长，还可以直接罢免自己的市长；比如政府可以不管政府不管而法律必管的事情，还可以袖手旁观，绝不会因为司法的种种弊端而越位，而越俎代庖。因为法律的制定者不是政府，政府就没有权力对司法独立指手画脚。同时，司法也不必担心自己独立判案而受到政府经费的“缩减”和“制裁”。虽然政府不敢干预司法，但媒体舆论却可以用理性的言论“干预”司法，说三道四，甚至“未审先判”——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媒体只是媒体，不代表权威，也不代表国家，媒体只能代表个人和本报而已。司法的独立性，就用不着怕舆论，也可以毫不理会舆论，“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民主制度就是保障民众的利益，从制度上在权力之间进行相互制衡，防止权力和民意被任意放大和缩小。在１９４９年以后３０年间的中国，不幸的岁月居多，重要是一些人和事被任意放大。比如世界上还有２/３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中国人去解放他们。比如台湾人民生活在国民党的蹂躏之下，需要中国共产党去“全国山河一片红”。而事实上，世界上２/３的人并不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当时的中国领导者，也不是完全意义的胜利者、解放者——恰恰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时成为新的压迫者和施暴者。

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被放大的，比如“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语），当时林提出这些吹捧口号，后来林彪事件后党中央仍旧称毛主席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是接受的，可林彪一出事后就把这当作罪状推在林彪头上，并发动群众总结说林彪一伙是“万岁不离口，红本不离手；当面说蜜语，背后下毒手”，反而毛一点责任都没有，里外都是人。直到所谓的“四人帮”被打倒，上台的那帮人又开始放大“四人帮”的罪过，什么刘少奇、彭德怀被迫害致死，都统统是“四人帮”干的，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主席还是英明领袖、伟大领袖。

再回到十六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学生组织的民主示威爱国行动，最初到至今，统治当局都不否认学生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被一小撮坏人利用了。可是，他们却在“六四”后通缉了２１名大学生。其中第一位的就是原籍山东的王丹。王丹被通缉，也是被放大的大学生，比如当年他仅为２０岁零３个月，可公安部门下达的通缉令上，却说王丹２４岁，是吉林人。当时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发了这一通缉令。事实上，中共是根据需要而故意放大了王丹的年龄，同时也放大的王丹的影响力——也就是让他成为政府的不可饶恕的敌人。王丹妈妈解释说这是政府不好意思，其对手居然是一名年满２０岁的娃娃，有关人和有关部门就篡改了王丹的年龄，２０岁变成２４岁（大意）——多么假的通缉令和多么假的《人民日报》所谓权威报道啊。

现在，“六四”已过十六个年头，中共的对策就是“缩小”其影响力，让其成为值得绝对遗忘的过去，一反当年放大“六四反革命暴乱”的做法，但这同样是绝对正确化的老套路。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想想三十年前我们所读历史教科书，国民党是以反动派身份出现的，是反共的，而抗日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年战争，最后是“她坚持了抗战八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时的形势是连鬼神也都必须相信的，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当然，当年的台湾也是同样的绝对化套路，污辱共产党为“共匪”，中共反污其为“蒋匪帮”。自从１９４５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首领实现握手之后，又６０年过去了，台湾在野的国民党首领连战于今年４月访问大陆，大陆又开始放大曾经被妖魔化的政治对手——历史教科书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化敌为友。所谓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不过，连战与宋楚瑜来大陆，也教育了大陆民众，以往两党敌对期间往往是根据政治需要被放大的政治对手的罪恶，其事实却不完全是那么样的，放大与缩小都是不足取的。大陆标榜自己最坚持实事求是，事实上，放大与缩小都违背了实事求是。昔日执政的国民党并非一无是处，今日在野的国民党并不是完美无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同样，“六四”后流亡国外的当年的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以及留在国内的政治犯，其当年的呼吁和反思，也并非不是“小骂大帮忙”，党和国家应该感谢他们，纪念他们，承认他们，认真对待他们，不放大他们的经历或得失，不缩小他们正面的真实历史和评价，理解和补偿他们，与他们和解，同样也是和历史和解，和广大民众和解，对未来负责。

龙应台说连战和宋楚瑜来大陆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自由民主和均富）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她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而连宋提到了台湾的民主，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幸好，他们说了”，是在“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原载《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现在，让我说，龙的建议和连宋所言就是传话给中国的执政党、掌权者，不要再犯一些放大与缩小的错误了，只有客观地不折不扣地正视历史，正视客观现实，尊重自由民主和均富，才能使广大民众和执政党一同建设和谐社会，否则就是执政党一家自说自话，民众没有真正的响应，最后这个执政党岂不是太一相情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