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脱胎于新文化五四运动，早期的共产党员中许多都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反传统的健将，这些文化精英们正是在打破了一个旧文化而又树立不起一个新文化的尴尬之时，投奔马克思主义，希望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思想来达到彻底改造旧中国的目的。

然而，和他们与传统儒家文化毅然决裂态度不相和谐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待传统文化是要既继承又批判，即所谓的“扬弃”。马克思这个结论本是针对欧洲文化而言的，欧洲人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人类的文明，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全盘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继承了大量的欧洲传统文化，况且，马克思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肯定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同时，不得不在口头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收敛了许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也复杂起来。

共产党人对儒家文化的矛盾心态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讲话中可以表现出来。１９３８年，毛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１９４０年，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除非扫清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否则“什么新的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并称赞新文化运动为“自中国有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认识是肤浅的，作为一个价值观，他显得很粗糙。它能很好地指导人们怎样革命，但并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怎样生活，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处理生活细节。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远离人性显得大而不当。它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完全取代儒家思想。而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又是心存顾忌的，这使得本来已被新文化运动批臭了的儒家思想又得以悄悄地钻进了共产党的队伍。由于儒家思想的无神观、人性善观，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同的，使得二者能够和平共处于共产党人的大脑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宏观的革命实践，儒家思想指导微观的生活修养。延安时期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就是两者结合的一个产物。

马克思主义没能取代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再次显示了自身的适应性。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剧烈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仍然没能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家族世袭制度。“新中国”中广泛存在的子承父业的接班制度，就是传统世袭制度的延续，而“走后门”为子女安排好的工作，则是对传统世袭制度的丰富和创造。不仅如此，儒家思想在“新中国”中并不是一个苟且偷生、低三下四、地位低下的婢女，它而作为一个看不见的政治势力，发挥着其巨大的能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参与各种政治斗争。

儒家思想在“新中国”的巨大能量，在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中充分显示出来。

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格局，是在延安时期打下的基础。延安时期，毛泽东取得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通过整风运动排挤走了对毛的地位存在威胁的张国焘、王明，并清洗了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对毛的权威质疑的人，从此奠定了毛泽东绝对领袖的地位。“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语）。共产党内也是存在派别的。粗泛地说，其中最大、最有实力的派别是以毛为首的武装革命派，其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工作派，再次为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派。从思想成分的相对的差别来看，这三位信奉马列的共产党的巨头也是存在差别的，毛代表马列派，刘代表修正走资派，周则代表传统儒家派。延安时期，共产党内就形成了以毛为首，以刘、周为辅，三足鼎立式的权力格局，这种格局同样代表了共产党内的三种思想倾向的格局。

革命时期，大敌当前，三派是相互团结，亲密无间的。建国以后，矛盾便逐渐公开化了。首先就是毛和刘在经济路线上矛盾的爆发。

高岗是毛的人，他身为国家副主席，又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东北王”。颇有才干，深得毛的信任，有毛撑腰的高岗为何在与刘的斗争中败北身亡呢？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高岗也包括毛泽东小看周恩来了。高岗分明不知周的厉害，将他和刘少奇混在一起，称他们为白区的党，自己则自称为红区党的代表人，并扬言党内要进行秦（延安红区）楚（上海白区）大战。

周恩来心胸宽广，又心细如发，是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楷模。他有着女人般敏锐的直觉，能从蛛丝马迹中洞察出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同时具有高超的处理人际关系的交际手段，他既能把意见相左、成见很深的战友撮合在一起；又能巧妙地利用敌人间的龃龉进行挑拨离间，坐收渔翁之利。

面对高岗的攻击，主席的批评，周恩来在诚恳地做着深刻、一泻到底的检查的同时，将他利用情报系统收集来的关于高岗的黑材料不失时机地捅给了毛泽东。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是：高岗无视党纪国法，使之与苏联人员接触，谈论党中央认识机密，对党的领导人妄加评议；高岗目无党中央、毛主席，在群众集会上公然接受“高主席万岁”的口号；高岗在干部会议上多次妄议毛主席只会打仗，只会古诗文，不懂经济，不懂工业，不懂建设，而他高岗是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懂工业，懂建设，是全面之材。高岗私生活极端腐败。

周太了解毛泽东了，他清楚地知道毛这个“真龙天子”的逆鳞三尺在什麽地方。毛是容不得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受到任何的挑战和亵慢的，更何况它是来自自己的心腹和接班人。高岗的狂妄、口无遮拦触怒了“天颜”，毛决定在批刘、周的同时，也要批高，以惩罚他的狂妄，杀杀他的锐气。

屡遭批评打击的刘少奇本来已心灰意冷，打算放弃角逐，这时在周的帮助下，抓住难得机会对高岗进行了反攻。心骄气燥的高岗，可没有刘、周那样皮实，几轮打击下来，就支撑不住了，嚷着不想在北京呆了，再也不想和从“狗洞”（指监狱）里爬出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小人死缠烂打了，服输了，要回东北，不行，那就回陕北！

东北、陕北他都回不去了，中国是个人治社会，“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斗争到这个你死我活的地步，周、刘是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时机放虎归山的。在周的精心安排下，高岗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高岗的死是出乎毛的预料的，但面对高岗“反革命畏罪自杀”的既成“事实”，毛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１９６６年，毛和刘的矛盾激化，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打倒。

种种努力均告失败的刘少奇终于低下了头，找毛泽东求饶：“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或延安种地，安度晚年……”毛沉吟良久，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你现在也不要马上想到延安去或湖南去。先在家里读书，过去这一阵风，再说。”毛轻描淡写地拒绝了失败者要求活命的最后要求。

当时毛一定处于胜利的喜悦之中，他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会想起高岗吧。

接受上次高岗的教训，在文革中，毛将刘和周区别对待，先打倒主要的对手刘，胜利稳固后再对付周，将一步棋分两步走。

文革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６８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是第一阶段。此阶段，是社会主义思想同走资思想的斗争，以毛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势力告终。从１９６８到１９７６年，算是文革的第二阶段，此阶段是毛同周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同传统儒家思想的斗争。

１９６７年，毛在对走资派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马上就将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等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五十万人包围了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红卫兵要冲进大会堂揪斗周的“嫡系”陈毅，这时周勇敢地站出来，激动地高声喊道：毛主席曾多次讲“陈毅是好同志”，如果你们揪斗陈毅，那就要踏着我的身体过去！并要求红卫兵选代表辩论。整整三天三夜，周以惊人的毅力和出众的辩才平息了这次冲击。毛听到这个消息后感慨道：“天不灭周，我复奈何！”

让毛感慨的还在后头。

周的政治敏感度不次于毛泽东，刘被打倒后，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他于是采取了委屈求全的策略，表面上和“二月逆流”的将军们保持距离，表现出无派系、无辜的检讨的姿态。这还不够，处在毛这头都红了眼的力大无穷的野牛、林彪这只威猛的狮子以及四人帮四只凶狠的狼之间，单纯的逃避、退让是不行的，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又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无处可逃时，只有勇敢地迎上去。此时的周如一位武技高超的斗牛士，盘旋在毛这头杀气腾腾的野牛的身边，并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角度，对这头红了眼、又疑心重重的野牛抖动手中的红布，让牛角刺向了对周威胁最大的狮子——林彪。

正当全国人民拿着红语录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时，官方突然宣布：林彪集团阴谋杀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被英明的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给粉碎了。林彪逃往苏联，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沙漠。

官方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他是对人民的愚弄，是对人民智力的蔑视。

林彪之死至今众说纷纭，仍是个谜，真正知道事件真相的恐怕只有一个人，就是这出戏的总导演周恩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中国上演的这出权力斗争戏剧，其“艺术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将中国传统的窝里斗、宫廷政变等“灿烂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戏中“武林”高手举止温文尔雅，但又处处暗藏杀机，静时，娴若处子，动时，一剑封喉；整出戏扑溯迷离，险象环生，高潮一灿即逝，给观众留下众多悬念，不尽的余味。

也许是周恩来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形象给高岗、林彪、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使他们忘记了周曾是中共特科的创始人，地下斗争，周是行家里手、开山师爷。在和高岗、林彪的斗争中，周将传统的“太极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柔克刚，后发之人，伤人无痕，杀人不见血。高岗是“自杀”的，林彪是“摔死”的，反正跟他没什么关系。

５０年代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这样评价周恩来：“别看周恩来风度翩翩，那是假象。他杀了人，会若无其事地抽根烟就走开了……他是那种看起来不说假话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说过真话。他总是在演戏，而且叫你跟着他哭笑……他既能对人热情周到又能做到无情残酷。周出身于官僚书香之家，具有贵族的血统。在文化上，他抛弃了传统的表面，但保持了传统的实质。” （王兆军《谁杀了林彪》ｐ１５７）

林彪之死，对毛的打击很大，９·１３事件后，毛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之后又大病一场，差点一命呜呼，人从此一下子衰老许多。许多人只知道毛只受过一个挫折，就是他在井冈山时，被中央夺了权。而毛泽东自己在晚年时回忆说，自己一生所受的挫折共２２次。其中，林彪之死，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了。井冈山时，毛尚年轻，当时也只是路线之争，林彪之死却是对毛的理想、自信心的一次重大打击和嘲弄。

在中国，资本主义思想最脆弱，共产、平均主义思想可以轻易地将它打倒，但和传统儒家思想较量，共产、平均主义则又成手下败将了。

林彪死后，毛打落牙和血吞。失去了军事王牌，毛再也没有原来那么牛气了，他不得不向周派人马表示了一些妥协、退让。不仅如此，他还要忍受着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林彪、叶群日记中“林彪”以儒家思想的立场对自己的种种辱骂。毛终于看到了周恩来强大的力量源泉——－儒家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反传统、反儒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到年暮之时，在屡遭失败后，又不得不重新投到儒的怀抱，向孔二缴械投降。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顽强的斗士，他一不做二不休，你借林彪用儒家思想骂我，我就借林彪批判儒家思想。１９７４年，渐渐恢复元气的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相信人死如灯灭，知道死人好欺负，都爱拿死人做文章。你死了，你就彻底完了，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往你头上扣。昨天，林彪还是毛主席忠实的卫士，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常胜将军；今天林彪一死，马上就成了毛主席最大的、最阴险的敌人，就成了逃跑将军、吸毒将军，就成了见光流泪、见风拉稀的林秃子……。

已经领教了儒家思想厉害的毛泽东，在批林批孔时有些无奈地说：“批林容易批孔难”。要批孔，马列主义已经不够用了，不得已，毛泽东又从祖传的家当中将法家思想搬了出来，评法批儒，借法批儒。“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斗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但到最后，到斗争的最深层，仍然是传统文化的内斗，仍然没能跳出传统的圈圈。

在这场批儒斗争中，毛并未取得胜利。革命曾打倒了“封建”帝王，不曾想自己倒成了一个金口玉言的“孤家寡人”。年暮多疑的毛，不仅让老婆冲锋陷阵，并且开始重用、信赖自己的侄儿、侄女，不再相信革命原则，开始相信血缘亲情了。他不但未能将周恩来打倒，儒家思想根除，自己倒不自觉中钻入了儒家思想的彀中。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不是唯一批儒的帝王，除了他，还有秦始皇。但秦始皇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秦始皇不知道儒家思想对自己江山社稷的稳固作用，是对儒家思想的简单的藐视。而毛泽东则是位不贪图安逸的、知难而进的、无产阶级感情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为维护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毛泽东不惜冒生命危险一战，“阴间阳世墙一道，是福是祸管他娘”，发动文化大革命。

可惜，毛泽东拜错了神，行了不少恶事，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少灾难。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选错了理想，其结果会更可怕，对民族、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相对而言，周恩来则是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他是个没什么原则的人，他唯一的原则就是他的权力和地位，从共产党建立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第二把手的位置，周恩来是位儒家文化的成功实践者。儒家文化是为臣之道，它摆脱不了它的奴才本色，它的最高理想就是使人成为宰相，成为皇帝大管家。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就明智地看到自己缺乏领袖人物特有的力排众议、孤注一掷的自信与魄力，革命实践的磨合，儒家文化的底蕴，以及自身的天赋，使周将自己定位于“第二”的位置。不危及自己的位置，周永远是个好人，如果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给他一暗箭，让他不明不白的死去。建国以后，周在党内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总能化险为夷，不仅仅是因他聪明过人，还是因为他没有当“第一”的野心，因为他身上所具有的甘为人臣的儒家家奴式的忠心。周的“人臣”本色，使得多疑的毛泽东往往在斗争情况复杂时，总是信任、依赖周恩来，从而使周躲过了几次致命的打击，保全了自己。在文革中，周虽然将林彪杀死，但他并不敢取毛而代之，仍然屈居毛下，谨慎地伺候着这位帝王，并且还要全力对付“四人帮”的攻击、非难，虽然重病在身，人不敢掉以轻心、有丝毫怠慢。因为他知道稍有不慎，不仅会身死人手，还会落个骂名千古，高岗、刘少奇、林彪已经做出了榜样，人一死，就成了反革命、工贼、叛徒、。文革后期，周不仅为身前而战，还要为身后而战，知道咽下最后一口气，“死而后已”……、

相对于残暴的共产主义、无产专政，儒家思想是温柔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没能战胜儒家思想，使得共产党没能向秦始皇一样残暴，没能将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赶紧杀绝；也使得共产党政权没有像秦朝一样夭折，也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些生机。面对如此背景下的周恩来，面对如此背景下的儒家文化，一个中国人又能说什么呢？又敢说什么呢？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烈性自杀，那么儒家思想就是慢性自杀。儒家思想抵抗共产主义并不是为了让共产党、中华民族永生，而是为了让共产党、中华民族按他的方式死亡——可怕的儒家思想。

在“新中国”，在文革中，政治斗争并不仅仅限于毛、刘、周、高、林几个人身上，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派系、势力，与他们几个人斗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是省级、市级、县级、甚至村级的内部斗争，一个人倒下了，他的部下也就纷纷倒下了，坐牢的坐牢，劳改的劳改，流放的流放，今天吃人，明天被人吃，整个中国仍是个诺大的吃人筵席。在这个内斗的舞台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赢家，真正的胜利者，最终的、真正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龙。

政治斗争潮起潮落，那些具有理想主义倾向者，那些革命原则性强者，都最终因不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而被淘汰了；而那些实际者、机会主义者、、明哲保身者、都最终因符合传统文化精神保全下来，子孙得以昌盛。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中国人革传统文化的命，不如说是传统文化在革中国人的命——可怕的龙。

毛泽东去世后，毛的左派人马遭到了清洗，刘、周的右派人马又重新执政。社会主义思想沉沦了，走资思想、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关于近代大儒曾国藩、近代官商胡雪岩的书籍充斥了大小书店，成为中国人为官为商的必读之书。“六四”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为了政权的稳定，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两手都要硬，恢复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使得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遏制。这样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相互咬合羁绊中，在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两手硬”的尴尬对峙时，儒家思想鱼翁得利，渐渐恢复壮大，由隐蔽走向公开，从草堂走向殿堂。

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宣布“三个代表”，抛弃马列主义理论，鼓吹儒家思想，跳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配套，相互抵触的尴尬，将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统纳入传统专制经济的轨道，将两败俱伤的、孱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统统融入传统思想文化之中，通过消化、磨合使他们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

这样，儒家思想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靠批儒起家的，新文化运动反儒的笔墨未干，文化大革命批孔言犹在耳，国民反儒批孔训练有素，所以江泽民尊孔崇儒不能明讲，只能煞费苦心地以“以德治国”“民族复兴”“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口号来代替，只有对不懂事的孩子，才赤裸裸地让他们背诵《三字经》《论语》，向他们灌输儒家思想，用心良苦地从娃娃抓起，以为百年之计。

回首当年，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打击、折磨、屈辱、痛苦、反思之后，在走了一段马克思主义弯路之后，再次回到祖传的儒家思想的老路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中华民族真是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才能也只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才能只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可怜的中国人，一群迷途的羔羊。

光明大道是有的，许多中国人也知道，那就是民主、自由之路。这条路中国也曾经试过，但却浅尝辄止，又退缩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太强大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何魔力，屡遭打击而不倒？并能控制中国人拒绝光明，自甘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