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厌憎乌鸦，喜爱喜鹊：梅花鹊噪，喜事来报；但是，总是认为乌鸦是不祥之物，在古人的诗词中，它也是同枯藤老树、残阳瘦马、西风古道、肠天涯等等表示哀惋情调的词语联缀成句而著称的。至于黄昏之时，环飞在人类死尸上空的群鸦的叫声，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大概与此相关，中国人也同样讨厌报告凶信的预言家——乌鸦，而爱“喜鹊”的恭维。

先秦末期，孔孟之徒对东周天下末世衰微的哀唱，秦始皇听了就极其痛恨，误以为是“乌鸦”，故有焚书坑儒的绝世冤案。毛泽东的时代，更是将知识分子视为“乌鸦”，当费孝通等人鸣啼一阵时，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运动。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只能听到“喜鹊”欢快的鸣叫，而听不到乌鸦的悲鸣。

比较而言，西方历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宣扬人性之恶、报道人类社会险情的“乌鸦”，西方的“乌鸦”的叫声不断惊醒人们的危机意识，激起人们对更高层次社会安全感的追求，鼓起人们对更高层次社会生活质量的向往；这与中国历代文人清淡人性之善、旌表皇朝仁政的“喜鹊”形成宣明对比。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到中世纪基督教的“乌鸦”奥古斯丁、阿奎那之等。正是这些先知先觉者的哀叹悲鸣，才将西方引向一个全新的文明世界，他们的危机意识则在不断演进的西方文明历史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学和民主。

也许，全世界都深知中国的强权们喜欢喜鹊厌乌鸦的常识，所以，才有歌功颂德地一本书问世——《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这个充当喜鸦的主角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库恩；而与此同时，另一只“乌鸦”一直发出旷日持久地“哀鸣”——从“不寐之夜”到《议报论坛》，从无处停栖的中国大地到蒙特利尔自由的天空，他不停地“哀唱”着中共集权制度的挽歌，并用无可雄辩的事实记录了“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

不难否认，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但是，他把中国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成什么颜色？在《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这本书里，任不寐先生进行了全面具体地回答，他向世人昭示了“三个代表”的弥天大谎，他解释了江泽民十五年执政以来中国现实。

江泽民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走上了中国权力的顶峰，在十多年时间里，是他的政策繁殖出蝗虫般凶猛的官僚体系，权力寻租造成的官僚资本市场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是他推行畸形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拉大贫富悬殊、产生广大弱势群体的工人、农民的同时，也产生了少量靠掠夺而发富的红色富豪；是他将“稳定压倒一切”和“反和平演变”的思想禁锢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他在不惜牺牲资源、能源和文化为代价而制造了中国虚假繁荣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百孔千疮、满目伤痕的中国社会；是他在没有约束的权力下实施国企改革，在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同时，也造成了全国近４０％的工人失业；是他在所谓“完善”农村土地“改革”的口号下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造成中国农民在历史上最为沉重地赋税，导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局面；是他长达十五年政治上专制独裁，造成了千百万个为了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些，就是任不寐在《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展示的真正的中国；这些，就是“江泽民主义”创造的中国神话。是呵，谁能否认他“改变”了中国？但是，他把中国带到灾难深重的火热之中，他把中国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是呵，这个“改变”的含义包罗万象，谁能忘记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呢！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曾赤裸裸地宣称，强权即是伪善加上凶狠。江泽民的执政路线也不例外，但是，在《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这本书里，任不寐并不是靠泛泛地说教来抵毁江泽民和江泽民执政路线，而是靠理性地分析和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引导人们去正确认识江泽民所代表的中共集权制度在十五年里所造成的中国灾难。在六章共计七十余篇文章中，任不寐向世人解剖了江泽民执政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病源体；浓缩了他所代表的一群“乌鸦”——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痛苦地煎熬中的理性思索。

在卜伽丘的《十日谈》里有这么一个故事：道貌岸然的女修道院长正陪一个教士睡觉，她在匆忙中，拿起教士的短裤当作自己的头巾，就往头上一套，来到大厅审问一个犯奸的小修女，她当着全体修女拍手顿足，声色俱厉地把小修女臭骂一顿，还口口声声非严办不可。那修女抬头一看，只见女院长的头上有两条吊袜带不住地晃动，心里顿时明白女院长暗中干的什么勾当。于是，用一句话就打落了她的威风：“请你先把头巾扎好了再跟我说话吧！”

江泽民在离任之际，为了掩盖十五年来所妆演的荒唐而丑陋的角色，也匆忙抓了一条“裤衩”套在了头上——美国人库恩充当“喜鹊”为其著书立说：《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又恰好被任不寐针锋相对地指了出来——他所著《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告诉江泽民和他的同党：“请把头巾扎好了说话。”

２００５-５-２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