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六四惨案”十六周年纪念日又到了。

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日子，尤其是对于中国亲身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全国民主运动的天安门一代而言，更是一个痛彻肺腑、终身难忘的日子，一个彻底改变了人生命运轨迹的日子。十六年了，当初年轻的我们，未死于刺刀和坦克下的我们，都已经四十上下进入不惑之年，都已经饱受磨难和考验，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应该也必须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对这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对这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客观的检讨和反省的时候了。

任不寐先生提出的“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的命题，也许只有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等历史悲剧并进行过痛苦思考的人才能理解——天下没有白白承受的苦难！中国那么多、那么大的苦难尤其不能白白发生。任不寐先生给六四十六周年纪念日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祭品——最近由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新书《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任不寐透过“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这一特殊视角，对“六四惨案”十六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作出了客观检讨和深入反思，并深刻揭示了“江泽民主义”这一被赵紫阳先生称为“最坏的资本主义”极权统治下的黎民百姓的真实生存状况，以及江泽民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心灵的巨大和长远的毒害与异化，实在是对所谓“盛世中国说”的当头棒喝。

这十多年，不仅是“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也不仅是天安门一代的十六年，更是海内外民主运动的十六年，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十六年！十六年来，岁月无情，苟活至今，我们各自又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呢？

恕我直言，十六年来，海内外中国民主运动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已经陷入低谷；十六年来，新新人类不知道“六四惨案”为何事，赵紫阳先生为何人，沉迷在后现代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潭中不知责任和使命为何物；十六年来，“全民经商”，犬儒盛行，整个民族普遍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精神萎颓、物欲横流、自私冷漠、功利实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难道岂是“专制极权太强暴残酷，功利主义太喧嚣盛行”可以一语了之？是否与我们每个人的自私、软弱、狭隘、功利、投机、专横等等罪性密切相关？是否有我们自身的失职或同谋的责任？是否与我们追求自由民主，自身却不遵守民主原则和程序，缺乏宽容多元精神和民主学识素养，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又要以“集权”方式来实现民主息息相关？任不寐的书特别引我共鸣的是，他没有把我们与江泽民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他看见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是一个江泽民主义者。这不会让人高兴，但他说的是事实。

一个巨大的悲剧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容留滋长悲剧发生的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都讲“有什么样的土壤结什么样的果子，有什么样的人民必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最为可怕的是，即便是那些勇敢地起来反抗专制极权制造悲剧的自由斗士们，也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本身就是专制主义者的孪生兄弟，都是在同一片土壤土质里成长起来的，都存在着人类的种种内在局限，都具有几乎相同的原恶的遗传基因——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无数的勇士怀着崇高的理想，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反对什么自己却兑变成什么，推翻什么最终却异化为什么，娜拉出走后又病变为娜拉之父，始终无法跳出这一个巨大的悲剧历史怪圈。

欲改造土壤，必改造社会；但改造社会，必先改造我们自身。这应该是六四一代和五四一代根本的区别。五四一代人总是想改变社会，改变别人，自己是专门改造他人的精英。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这样想。现在，我们必须要从这种局限中走出来了。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运动时，我们还年轻稚嫩，那么现在我们都四十上下相对成熟了，应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直面自己的罪性和人性的弱点了，应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深刻反省与吸取十六年来的经验教训了，应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克服自身的专制主义遗毒了。不再“妖魔化”我们的对立面的同时，也不要再“神圣化”我们自身，努力“自我净化”道德品质民主素养的同时，也应“知行合一”地积极践行民主原则和程序，秉持“真相与和解”的真义，矢志不渝、契而不舍地伸张公义、弘扬自由。如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了自由与民主基因的突变和分叉，也必将代代传承代代繁衍下去，并最终结出灿烂美丽的自由之花。

自从“五四运动”始，中国人就贪图方便，简简单单地以为“科学与民主”能够救中国，不用再动脑思考那么多了。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史与近两个世纪的近现代化史告诉我们，单靠“科学与民主”救不了中国，尤其是在整个民族普遍性的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精神萎颓、物欲横流的时候。任何制度都是由人去操作由人去执行的，如果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颗土砾不变，滋养这一方土地的阳光、空气、水质、肥料不变，那么这个社会的土壤土质也不会改变，再好的制度也必然会异化变质——君不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却如孙中山所言“推翻了一个大皇帝，起来了数十个小皇帝”，到最后孙中山先生重组国民党，还得要党员向他本人宣誓效忠，按红手印了？君不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最后却异化为林彪所说的“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以致他本人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也迫不得已“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亲自上阵掀起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君不见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遵从多数人，保护少数人”，但是如果多数人都是道德败坏、信仰缺失的人，都是血统论者，都是狭隘民族主义、国家至上主义者，这样的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又会病变成什么呢？

有鉴于此，海内外一切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与前途的良知公民，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都有必要从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等受历史局限而相对浅陋的认识，发展深化到“改造民族精神信仰文化，塑造公民主体意识社会，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构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这样一个维度深广的普遍共识之上来。如果我们共同致力于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颗土砾的质变，如果我们共同致力于滋养这一方水土的阳光、空气、水质、肥料的质变，那么这个社会的土壤土质也将不断得到改良，公民社会虽然薄弱，却必将不可逆转地、迅速成长。

有人说，六四已经过去了，或者六四只是八九一代人的事。这是非常荒唐和愚蠢的。十六年来，“六四悲剧”时时刻刻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心中重复上演。这些年有多少人权案件不是与天安门悲剧一脉相承呢？“六四悲剧”天天在发生。为了中国不再发生“六四悲剧”，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事业，为了全人类自由大同的美丽新世界的早日到来，让我们团结起来，加倍努力，百折不挠，从我做起。

于北京慎独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