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从夜郎自大的梦呓中清醒过来，经历了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直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逐步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其口诛笔伐，掘墓鞭尸，大有摧枯拉朽，斩草除根之势。信仰马列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者，发现儒家思想是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潜在的力量时时发挥着巨大的能量，阻碍牵制着社会主义运动，并对毛的权力构成威胁。在文革中，毛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展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批孔运动，将孔丘从神坛掼下，扔到了泥淖之中。共产主义失败后，儒家思想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人们的头脑。毛泽东独裁权力的继承者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又将孔丘从泥淖中捡起，擦拭干净，放在神坛之上让百姓崇拜起来。——孔丘竟然成了不倒翁，任何打击都不能奈何与他。

新文化战士们不能说不够理智深刻，毛泽东的权力不能说不够至高无上，但为何就打不倒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孔丘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没能重视儒家思想的宗教本质。

一、儒家思想是宗教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它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宗教的基本要素可分为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两个部分。内在要素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信仰和价值观。任何宗教都有对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即由此衍生出来的整套价值观念。二是感情和体验。信仰者对神灵在感情上的信任与依赖，以及与神灵产生的情感共鸣。外在要素也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行为和活动。每种宗教都有特定的禁忌、献祭、礼仪等符合其信仰的实践活动。二是组织和制度。每种宗教都有进行宗教活动的群体、组织，以及维护组织生存，规范宗教生活的规章、制度。

我们看一看，儒教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信仰和价值观。儒家思想的崇拜对象是“天”和“祖先”。“天”的概念大量出现于儒家经典之中，“天命”思想深入受儒学浸淫的中国人的人心，儒家思想是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为宿命论者的强有力的理性工具。但祭祀“天”是被天的“儿子”“天子”所垄断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染指。“天子”之下，王公大臣、黎民百姓祭祀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中国人相信祖先的亡灵不灭，并能像神一样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坟墓——阴宅所处的位置的好坏，决定着子孙的命运和前途。祖先在阴间和生前一样需要食物和金钱，需要子孙常常献祭，贡一些祭品，烧一些纸钱。祭祖是被儒家礼教所强制执行的，谁要违背，将被视为大逆不孝，将会失去作为中国百姓的资格。

价值观。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以及《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四书五经都是儒家价值观的详尽论述。他告诉中国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做君子应该怎么言怎么行，应该有什么作为，应该有什么不为。这些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感情和体验。中国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亲、祖父祖母以及对家族有杰出贡献的显名达贵的远祖。中国人对祖先亡灵的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他是祭祀者与亡灵生前亲情的延续，是对祖先功德、养育之恩的感激和追忆。祖先崇拜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着真实的、现实的生理基础，他往往比其他神灵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执著、有力。

第三，行为和活动。祭祀祖先是儒家礼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尝，冬天的祭祀叫做烝.禘祭、尝祭的意义是很大的，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不可以不知道的。祭祀虔敬，国内的子孙就没有敢不虔敬的了。祭祀不虔敬，又怎么能做民众的父母呢？（吴树平《白话四书五经》《礼记·祭统》）

凡是治理民众的方式，没有比礼更紧要的；礼有五种形式，没有比祭礼更重要的。作为祭礼，并不是从外部施加的，而是由人们心中发出来的，是内心有所感触而以礼仪加以奉行的。

在祭祀的日子，进到祭室，就仿佛一定见到有先人在位；转身出门，肃然间感到一定听到有先人的声音；出门以后再听，慨然间觉得一定听到有先人的叹息声。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颜不会在眼前忘记，先人的声音不会不会在耳边消失，先人的意志、嗜好不会在心中忘却。（《礼记·祭义》）

孝子将要举行祭祀时，考虑事情不可不有预先准备，及时应用才物不可不置办齐全，并专心致志地加以办理。在宫室修缮完成，墙屋间隔完毕，助祭百官安排齐备以后，主人夫妇就斋戒沐浴，穿上礼服盛装，端奉着祭品进献上来，恭恭敬敬，专心致志，就好像不能胜任的样子，就好像将要使手的样子，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极至的表现。……于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觉而于神明交接，期望着供养神明。（《礼记·祭义》）

清王朝覆灭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仪式，这是中国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动。今日北京天坛即是昔日皇帝们祭天的祭坛。今天皇帝没有了，但祭祖却仍是全民恪守的传统。每年阴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等都是今天中国人祭祀先人的鬼节气。祭祀时，子孙将祭品贡放在坟头，放一挂鞭炮，烧一些冥钞、纸做得钱币、金银元宝等，向祖先亡灵磕头，并“祈祷”：爷爷（爹、娘），我们今天给您送钱来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孙子今年顺利考上大学……一年中除了这几个固定的鬼节之外，还有按先人去世之日计算的“三七”“五七”“七七”“一周年”“三周年”等祭日。

中国人的丧事、葬礼也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儒”的本意原是一种职业，就是周朝时丧礼中的司仪。儒生们为丧礼制定了繁杂、等级分明的礼仪。这种礼仪别说造着作，就是照着说，就是一件累人的事情，我们可以窥记载周代礼仪的《礼记》之一斑，而想象其全豹。

人刚死时，丧主就要啼哭，兄弟们就要号哭，妇人要哭泣又跳脚顿足。国君的丧事，在迁尸到南窗下摆正以后，世子坐在东边，卿大夫、父辈、兄弟、子辈都站在东边；执事、庶士都在堂下面向北而哭泣；国君夫人坐在西边；家内命妇、姑姑、姊妹、女儿辈都站在西边；家外同姓的命妇率领家外同宗的妇人在堂下面向北而哭泣。大夫的丧事，丧主坐在东边，主妇坐在西边，有爵服的男女就坐着，没有爵服的男女就站着。士的丧事，丧主、父辈、兄弟、子辈都坐在东边，主妇、姑姑、姊妹、女儿辈都坐在西边。凡是在房里哭尸，丧主都要两手托着盖尸的被子而哭。

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礼记·丧大记》）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两轮扫荡，今天中国人的丧礼已经大大简化了，但其基本的构架仍在，其繁简因地区不同而不同，但其中都少不了传统丧礼的精髓：磕头。一个人，不管他生前是个绅士还是个流氓，一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儿子、孙子、儿媳、以及亲戚们都要向他磕头，作痛哭状。吊孝时磕头，奠礼时磕头，出殡时磕头……一场丧礼下来，要磕几个至几十个头不等。随着改革开放、“民族复兴”，丧礼也有“复兴”的趋势。

相当于西方的圣诞节，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宗教节日。春节是家族的大团圆、大串联，一年一度的“走亲戚”使家族得到维护，避免因地理、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是亲情淡薄、家族涣散。春节家族聚会中的礼仪，是儒家等级礼制一年一度的复习、演练。春节也是中国官僚们行贿受贿的传统节日。

第四　　组织和制度。

组织。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混沌性。其宗教、哲学、政治、伦理、经济、科技、文学等都是混合在一起，分不清彼此的。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合而为一的。儒教是一种纯粹政教合一的宗教。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宗教体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众官僚，按级别依次为枢机主教、宗主教、都主教、总主教、主教、神甫等，还未做官的秀才这是修士，每个家长则是一个家庭的长老。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人都尊奉儒家信条，并高度自觉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输儒家思想，以使臣民更顺从，老婆更听话，孩子更孝顺。

制度。儒家礼制的制度就是他的“礼”。简单地讲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复杂地讲就是《礼记》中所制定的生活行为规则。儒家的礼，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制度中最繁文缛节、管的最宽的一种制度。

男女不要混杂地坐在一起，衣服不要挂在同一个衣架上，毛巾、梳子不要混用，不要亲手接地东西。嫂子、小叔不要往来、说话，不要让母辈洗涤下裳。

女子订婚后，腰带上缨饰，没有重大的事情不要进他的房间。对已经出嫁而回娘家的姑姑，姐妹及其女儿们，做兄弟的不要和她们同席而坐，不要和她们用同一个器皿吃饭。父子之间不要坐在同一个席子上。

凡是吃饭要有一定的礼节，带骨肉放在桌边，切肉放在右边；饭食放在人的左手边，羹汤放在人的右手边；切细的肉和烧烤的肉放得远些，醋酱调料放得近些；葱佐料放在醋酱左边，酒浆饮料放在右边。摆放牛脯干肉时，弯曲的放在左边，挺直的放在右边。

在吃饭时，不要用手团弄饭团，不要吃得满嘴喷饭，不要喝得满嘴流汤，不要吃得嘴中作声，不要啃咬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在放回器皿，不要把骨头投喂给狗，不要专吃一种饭菜，不要把饭食的热气折腾光，吃黍饭时不要用筷子，不要大口大口的喝汤，不要搅和羹汤，不要剔弄牙齿，不要喝剩下的酱汤。客人搅和羹汤时，主人要致歉烹调的不好；客人喝剩下的酱汤时，主人要致歉饭食准备得不够。（《礼记·曲礼上》）

一名中国人一出生便坠入“礼”网之中，从生到死，你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全由儒礼包管，你一生的精力、活力将会被繁缛的礼给消耗殆尽。而这正是儒教的目的，让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顺应天命，无力欺君罔上，犯上作乱，以保持社会的静止不变。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就是宗教。

二、儒、道：最成功的无神论

和其他宗教相比，儒教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不论其内在的价值观念还是其外在的组织和制度，儒教并不固守一种机械的模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他都能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和环境变化的需要。它的这种变化性、伸缩性使它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它无体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它使每个中国人在不自觉中成为他的教民，并自觉地为他传播教义。而这一切，正体现了儒、道教所追求的终极真理——道的特征：玄虚。正如《老子》中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教和儒教本是从一个娘胎中出来的同胞兄弟，他原本也是“大象无形”的，只是由于佛教东进的刺激，他才模仿佛教，建立自己的道观，制定自己的道规，并将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揉和凑成自己的教义，以宗教的面目出现在世上。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在一个新的高度的重现，儒教则是道教的理性外延。

世上的各种宗教都是不同的，都是各具特色的，中国的儒、道教更是如此。人们对人类来源的迷惑，对摆脱现世痛苦的渴望，对超脱肉体的永恒追求，使人类产生了宗教。这使得不同的宗教都具有这样两个共性：一是对神、对造物主的崇拜；二是对现实的否定，对天堂、彼岸世界的追求。而这两个共性，恰恰是中国儒、道教所不具备的，并且是有意、极力回避的。

儒教用模糊的“天”来取代神，并将人天生对神的向往很“唯物”、很实际地转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崇拜祖先；然后，让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后，灵魂可以寄托在子孙延绵不断的香火之中，而不去追求渺茫的“天堂”“天国”“极乐世界”。祖先崇拜是人类最大限度的对神的否定，是世上最成功、也是唯一成功的无神论。

道教用玄虚的“道”来取代神，它否认天堂、地狱，也不屑于祖先崇拜，但，是人就会追求永恒，就要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归宿，万般无奈之下，道教只好去炼长生不老药丹，追求肉身成仙，来摆脱死亡，摆脱短暂，让灵魂永远寄居在自己的肉体之中。

儒、道教的这两个特性，使得儒、道教具有一种“反宗教”的宗教特色。“反宗教”并不是科学，最起码，它们的外延是不同的。科学属于纯粹理性范畴，而宗教却不仅仅只属于理性范畴，他的外延却要宽广得多。在物理学中，质量相同，电荷相反的离子被称为“反粒子”，由“反粒子”构成的物质被称为“反物质”。就如“反粒子”本身也是粒子，“反物质”本身也是物质一样，“反宗教”也只能是宗教本身。中国的儒、道教是“反宗教”的宗教。因此，再称呼儒教、道教时，是应该打上引号的，但由于其出现的频率太高，有碍读者的眼睛，笔者只能省略。

“反宗教”的儒、道教，使得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无神论国家。据西方１９９７年统计，全世界总人口５９亿，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４７、８亿，无宗教信仰的人数是１１、２亿。中国有１２亿多人，其中各种宗教徒有１亿多人。也就是说那无宗教信仰、无神论者的１１、２亿几乎全在中国。（《学习时报》２００１、４、２３）

儒、道教对神的否定，使得中国人要么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无神论者，要么是一个急病乱投医的泛神论者。儒、道教对彼岸的否定，使得中国人对死亡过分恐惧，对现世过分留恋。儒、道教对神的否定，使得中国社会犹如一只在黑暗中航行的船，没有灯塔的指引，航行是痛苦、迷茫、备受煎熬的，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停止航行，放弃追求，自欺欺人，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熬日子，等死。儒、道教对彼岸的否定，使得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彼岸理想，拒绝前进，沉湎现世，迷茫堕落的社会，成为一艘侵泡在苦海中，毫无生气，毫无希望的破船。

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对中国专制的根源——儒教进行了猛烈、“彻底”的批判，但中国的民主仍然遥遥无期，其原因，就是新文化战士们摧毁的仅仅是儒教“冰山”露出“海面”的理性的一角，这个“冰山一角”被摧毁了，“冰山”会因自身强大的浮力再度浮出“海面”。新文化战士们对儒教单纯的理性批判，不仅对中国广大人民收效甚微，就是对知识圈内人士，甚至对于自己本身的收效都是很有限的。新文化战士们可以将儒家思想批的一钱不值，但他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在现实生活的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中，又会不自觉或无可奈何地遵守传统习俗，而就是在这些不显眼的生活琐事、传统习俗中，专制的种子在悄悄地发芽、生长，一旦气候合适，它就会成为参天大树，就会蔚然成林。

人的理性是作不了自己灵魂的主的，单纯理性批判是打不倒儒教的，打倒儒教的只能是宗教。

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也许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感性上做了很多努力，让中国人民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工作前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信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极力将自己塑造成神，以取代儒教在中国人灵魂中的地位。然而，毛泽东不是个神，他好色淫荡，寿命有限，他一死，他的宗教就烟飞云散了。当年许多中国人在毛死后的那种“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该怎么办”的恐慌、迷茫正是宗教情绪的写照。

人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王位，真神不坐上去，邪神、魔鬼必坐上去。将魔鬼赶走了，还要将真神请来以取代它，否则，魔鬼必卷土重来。人的灵魂不可能是空虚的。

三、善与恶

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其最终研究对象都是人，所以人是个什麽东西，人性是什么，是所有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人性是什么，不外四种看法：第一，人性本善。第二，人性本恶。第三，人性即善又恶。第四，人性非善非恶。其中，第四个观点是对人性及人性问题讨论的否定，它可以和第三个观点划为一类，因为都认为人的善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可以通过教育学习，达到至善之美的境界。而这一结论在客观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也最终会走在一起，不知觉中，第三、第四种观点成了人性善的另两种说法和版本。因此，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中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就两种：人性善和人性恶。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在儒教看来，人一生下来本是白纸一张，是洁白的，是善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诱惑下，才慢慢地学坏了，变恶了。因此，只要能够不断地学习，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坏习气去除掉，人就能恢复他本来的纯洁面目——善。

儒教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观察人的成长过程中得出的幼稚、肤浅的经验。人，在小时候，懵懂无知，两小无猜，显得纯洁无暇，和作恶多端的成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善的天使。儒教因此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是出于对人的青春发育常识的无知。成人所以比儿童恶，是因为性的发育成熟，而非受社会风气污染所致。性是人类恶的根源，人的妒忌、虚荣、贪婪、残酷等恶德皆有性派生。其实人在青春期以前的孩童时期，也非白纸一张，人从娘胎里一出生，就具有抢夺、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天性，只不过程度轻微罢了，儒生们如果被对自己孩子的亲情仁爱蒙住了眼，看不到人生而自私的种种表现，那是女人般的肤浅；如果看到了，硬说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

由于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人认为通过学习便可以得到善，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大人、君子；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小人、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恶的小人、刁民就需要刑法管制，而官僚们则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于是“善良”的官僚们就不需要监督制约，而可以凭着“高尚”的道德任意行事，其结果，是使并不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肆意行恶，干尽了坏事。

由于儒家的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统治者对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恶，一味地采取掩盖、高压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能使恶渐渐冰消，反而使恶成为旧抑的火热的岩浆，最终会冲破压力而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动乱、大破坏。

由于儒家的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人认为社会中应有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使得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编造尧、舜、禹等假人物、假事迹，伪造禅让的假历史，并为掩盖历史真相而删削诗经，篡改春秋，对历史大动手术；使得孔丘成为造假的鼻祖，儒生成为最早的造假集团；使得中国人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源远流长，泛滥成灾。

由于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视“性”为洪水猛兽，将“性”掩着、盖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特殊的表面仁义道德、正人君子，背后卑鄙龌龊、男盗女娼的虚伪。

人性本善使中国社会假、丑、恶，它分明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真理。

与儒教相反，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

法家要比儒教深刻得多。他一针见血，一眼看透人的丑陋面孔。人生而自私，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同前）儒家不是鼓吹“仁”，渲染血缘亲情吗？法家就从这里开刀：“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韩非子·贝内》）卖车的盼人富贵，卖棺材的盼人早死，何也，是卖车的人善良，卖棺的人恶毒胡？非也，都不过是为了一个利字罢了。所谓礼让，不过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把戏而已，因此统治者无需兜圈子，绕弯子，无需仁政、礼治、伪善、谦让、忸怩作态，只要严密监控加上大刑伺候，恐怖再恐怖，就可以平天下。恶是能力，恶是勇气。最恶者为王，天下是恶者的天下。善是弱者、懦夫的行为。

秦依法家思想治国，用刀剑剪除了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后，便将恶的锋刃由对外战争转向内部人民，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百姓稍有过错，便被削鼻、断足、腰斩、车裂，被割下的鼻子堆成堆，被砍下的脚装满了车，秦朝的大街上满是被施刑的残疾人。单秦始皇执政的十二年间，被处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的人就多达７０多万人……。秦王朝只有恨，没有爱；只知恶，不知善。它的残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秦王朝建立十五年便夭折暴亡。

秦亡，法家思想没有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产物，代代相传，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人身、精神的自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性本恶，也不是个好东西，也不是真理。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儒家思想占的比例高了，统治的时间长了，社会就会在伪善帷幕的遮掩下，污垢渐积，血缘裙带，人情关系，纠缠难清，导致腐败糜烂，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民大众民不聊生。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社会就会爆发动乱，人民就会揭竿而起，这时，在太平岁月中被虚假的人情、面子所包裹、所压抑的恶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泛滥成灾。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日你斗我，明日我杀你。人们在打倒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将一切仁爱统统打倒，一味凭着恶奸淫烧杀，胡作非为。然而，人是脆弱的，人的肉体、精神都是经不起恶的长期折磨的。杀人者也被人杀，斗人者也被人斗，相互的仇恨、杀戮最终使得双方两败俱伤。这时，人们就迫切需要善和爱来抚慰受伤的身心。在中国，人们无处可去，只能一头重新扎回到孔孟的怀抱中，去寻找善和爱。经过一番恶的折磨后，人们愈加感到孔孟之道的可贵，并将恶的行为归结为不尊圣人之言所至，于是更加将儒教奉为神明，流涕感慨道：读经尊孔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圣人之言万万违背不得……

从伪善到恶的爆发，然后再回到伪善，然后又必然导致恶的再次爆发……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穷尽。从专制到动乱然后再到更加专制……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没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怪圈。这个伪善——恶——伪善的恶性循环实为中国社会中诸多恶性循环之母。

中国社会很复杂，但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将人性貌似科学地研究了一番，其最终结论仍是人性本善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是恶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金碧辉煌的，但因其根基——人性观的错误，而使得其理论的大厦建立在了沙丘之上，时间略一推移，整个大厦就不免坍塌了。法西斯民族主义是彻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和动物与动物的关系一样，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关系。优者胜劣者汰，优秀的民族是位于食物链中最高层的食肉动物，由他们来统治、消灭像低层草食动物、昆虫一样的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是大自然铁的法则。然而，二战的结果，并没有像希特勒所预想的那样，德国赢得战争，日耳曼奴役、消灭劣等民族。相反，在战争中，他和德国输了个精光，自己优秀的民族反被“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给奴役了。纳粹的民族主义理论被战争铁的事实给粉碎了。一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是将自己沦为成了野兽，野兽再凶猛，也不会是人的对手。因为它不懂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不知道“文弱”的善和“渺茫”的正义的深沉的力量。他们那金戈铁马、张牙舞爪的邪恶被善轻轻一推，便丢盔卸甲、土崩瓦解了。恶没有成全，反而毁掉了他们。

世界很复杂，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四、圣经的善恶观念与西方民主历史

实践证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不对。那人性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说的对呢？

《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赶出了人类最早的家园——伊甸园。

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始祖却没有吃上帝为人预备下的生命果，而是偷吃了上帝明令禁止的善恶果，选择了性交，选择了通过性交繁衍自己，人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女人增加了怀胎生产的痛苦，人的生命变得有限，必受终身的劳苦；人类始祖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人一出生便将恶带到世上。人是恶的，但这并不光荣，这是罪。

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善恶果，有了智慧。人有了智慧后的第一反应是眼睛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产生了性意识——这是人类恶的根源；第二个反应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知道赤身裸体不好——产生了羞耻心——这是人类道德的起源。

人性是恶的，但自知丑陋，又去追求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

人性是矛盾的，人是痛苦的，这是人自作自受。

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１９３９）是一位奥地利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哲学家。他和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被誉为近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犹太人。他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研究中发现，真正支配人们生活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不被人的知觉所认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则是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它决定了人的全部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且他还发现，在青春发育前的幼儿时期，人同样存在性欲；人一出生，便将性欲带到了世界上……。

美国有一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２４分钟就会想到性。２４分钟？！这意味着是么？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你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你奋斗的唯一一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种种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你的幌子，幌子下面，你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

不让上帝做你的主，情欲必做你的主。

人类犯了罪，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仍然爱人，给人指出了一条忏悔、赎罪的道路，并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类，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让人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洗刷掉自己的罪恶，摆脱死亡，重新获得永生，并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王。

由于原罪，我们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

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民主主义既不是精英、超人专制，也不是打着人民旗号的独裁，他主张由包括各阶层的大多数人来统治国家。其方式就是人民用选票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让他们管理国家。他们选举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人，但也决不是最坏的人，而是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这是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中最符合基督博爱精神的一种思想，民主政体是基督博爱精神的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只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明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实为代表独裁者一人的利益；法家思想只是代表皇帝的利益；儒家思想只能代表贵族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只有坚实的、铁的法律作后盾，才能保障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被剥夺。而法制的前提是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法制是基督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是维护皇帝特权的；儒家思想的“礼”是专门破坏平等的。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了使人民不受愚弄和欺骗，这就需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了使人民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结社的自由；为了使政府能真正、时刻代表大多数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游行示威、表达自己要求的自由。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自由的敌人。

监督机制是民主政府的常规机制，它是基督正确人性观的体现和实践：高贵者、卑微者都是人，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的、自私的，都需要监督，但监督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使大家都行善。没监督，高贵的绅士也会成流氓；有监督，放荡的淫妇也会成淑女。

今天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妄图称霸全球的纳粹德国，也不是企图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苏联，而恰恰是最人道、最尊重人权、最关心人民物质、精神生活、信奉上帝的民主美国。这就是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