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极潦倒的人溜进一家破败的漆黑的院子里，为了保全性命，他捡起一块带有令人作呕的干血味的肉骨头来啃，咽下去又吐出来，多次反胃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了：“我狂怒地捏紧拳头，孤立无援地哀号，着了魔似地乱咬。骨头上沾满了眼泪鼻涕。我反复地咬嚼，咒骂，号哭，仿佛心都快要碎了，接着又吐。我大声起誓，要把宇宙间的全部强权统统打进地狱里去！”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克伦特·哈姆森（Ｋｎｕｔ Ｈａｍｓｕｎ，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的成名作《饥饿》（１９８７）中一个片段。小说堪称新浪漫派代表作，饥饿中的各种幻觉和变态心理刻划得相当生动细腻。作者自称这样的描写是“对自己挨饿时期的回忆”。

一个曾经发誓要战胜强权的作家，最后却投入纳粹这一凶恶强权的怀抱。二战期间，占领挪威的纳粹头目波特文在挪威统治五年，残酷地拷问、屠杀挪威人。可是，在哈姆森眼里，从头到脚浑身 “武化”的德国人，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

一、闯荡出来的文人英雄

哈姆森出身于一个缝纫工人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九岁那年，他就跟叔父当学徒，整天做繁重的童工，而且经常挨打受气。两年后，他成为店铺帮手，因受不了虐待而出逃，此后一直靠打零工谋生。浪迹天涯的哈姆森先后做过小商贩，鞋匠学徒，修路工、小职员和乡村小学教师……，还两度只身远渡重洋去美国闯天下，在美国社会底层滚爬，当过电车售票员和农业工人。后来，哈姆森贫病交加返回挪威，写了《现代美国的精神生活》（１８８９）一书，嘲笑美国的生活方式。

在坎坷路途和繁忙的劳动之余，哈姆森十八岁就开始写作。他的作品经常以急速迈向工业化的挪威为背景，描写新生无产阶级如何力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如何日益变得畏畏琐琐，心胸狭隘，或成为有闲阶级追逐消遣的牺牲品。他的小说还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挪威农民的生活。

１９０８年，与妻子离异的哈姆森，与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玛丽结婚。婚后，哈姆森创作的小说《维多丽亚》曾轰动一时，这一悲剧故事被批评家列入世界爱情小说名著。由于杰出的史诗般的小说《大地的收获》，哈姆森于１９２０年荣获诺奖。从此，他被视为“挪威魂”和挪威的民族英雄。

二、以诺奖奖章奖掖纳粹

哈姆森从小深受德国文化影响，热爱日尔曼民族。纳粹上台后，哈姆森把当时的德国视为“族长政治”的楷模。二战爆发后，他公开著文支持希特勒，但他并未正式加入挪威纳粹党。为了给纳粹鼓掌，哈姆森把他的诺奖奖章转手“颁发”给纳粹文化教育部长戈培尔，在邮寄奖章给戈培尔时，哈姆森还附上他的“颁奖词”：

“诺贝尔规定他的奖金应当奖给具有理想倾向的作品。我不知道有谁能像你一样，年复一年，如此不知疲倦，如此带有理想倾向地通过写作和演讲道出了欧洲和人类的事务，部长先生。”

可是，曾经在柏林大张旗鼓焚烧“非德意志书籍”的戈培尔，并没有把诺贝尔奖放在眼里，因为在焚烧的书籍中，就有诺贝尔家族中最能名至实归的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戈培尔无耻地宣称：“他们[“非德意志作家”]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一会儿，这些先生们也许正在巴黎和布拉格的移民咖啡店里，但他们的生命线已经被割断了，他们只是接近死亡的行尸走肉。” “犹太人登峰造极的唯智主义时代结束了”，“新智慧的长生鸟从这些废墟上展翅而起，旧的已化为灰烬，新的将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飞升。”这大概就是哈姆森表彰的戈培尔的“理想倾向”！

１９４０年纳粹侵入挪威后，哈姆森开始直接为纳粹效劳。１９４３年５月，哈姆森前往德国，得到戈培尔接见，６月间得到希特勒接见。从一部以哈姆森为题材的影片来看，被希特勒接见时，哈姆森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纳粹的景仰，另一方面又质疑纳粹在挪威的某些不够人道的行径，弄得会谈不欢而散。希特勒愤怒地表示：再也不要见这样的臭文人了！尽管如此，哈姆森德国之行的消息传到挪威，成千上万哈姆森的读者涌到书店，纷纷退回他的小说以示强烈抗议。

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希特勒自杀后，在挪威一家报纸上，哈姆森为希特勒写下了一则讣告：赞扬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我们，他的后继者，为他的逝世鞠躬”。在战后的挪威，八十六岁高龄的哈姆森和他的妻子玛丽很快就双双被捕。

三、从民族主义到纳粹主义

从一位杰出作家到投靠纳粹，哈姆森的思路历程值得研究。根据他本人的著作和北欧学者的研究，笔者经过一番梳理，把他的思路归纳为下述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使他中邪。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挪威人民对哈姆森进行审判时，他在法庭上作了这样的自我辩护：“我想强调，我那时是在一个被占领的、被征服的国家写作，在这种关系中，我想提供关于我自己的某些简单信息：那时候，我们都期待在发展中的日尔曼世界共同体占据要位，我们或多或少都相信这一点。”

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浓荫小径》中，哈姆森继续进行这种自我辩护。他谈到，他认同纳粹“占领的权力”，并且在报刊撰写短文警告挪威人。当时，在他家里也驻扎着德国士兵。他认为挪威人挑战“占领的权力”是愚蠢而徒劳的，只能导致自身的毁灭。因此，他把眼光转向希特勒和特波文。紧急时他日日夜夜发电报，关注挪威同胞生死存亡的问题。他的妻子玛丽为他核对，按他的电报打电话，因为他自己近乎耳聋了。他辩护说，他那时可以像许多人一样抛弃祖国，逃往瑞典或英国，然后回来充英雄。但是，他没有逃。“我认为，留在这里为祖国效劳是最佳选择。我耕耘农田，烦恼中显示了自己的最佳能力。那时国家一切都缺乏。其次，我用笔杆子为挪威在欧洲日尔曼国家赢得高贵地位。从一开始我就乐于这样思考。做得愈多，就愈有趣，甚至感到迷迷糊糊。当我独坐深思，我不知道在这整个时期，我做的是不是两相抵销了。我认为这是为挪威着想的一个伟大构想，非常值得奋斗和工作：挪威，应当是欧洲边缘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我和德国人民站在一起，同样和俄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两个强大的民族把手伸向我，他们将始终不会驳回我的要求。”

哈姆森承认，他的行为是丧失理智甚至是近乎疯狂的。他那时茫然失措，因为挪威国王及其政府也开始流亡了。他强调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挪威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因此犯了错误。

面对“卖国贼”的指控，哈姆森自称他的灵魂至为宁静，并且有最佳良知。可是，正如挪威《每日新闻》文化编辑本兹朗德在《一半哈姆森！》（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３日）一文中质疑的那样，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像哈姆森那样“相信”一个神话，哈姆森与二战期间的挪威人民的感情不一致的。难道说，挪威抵抗运动中无数的抵抗者也相信日尔曼人的世界共同体吗？

四、从自然崇拜到英雄崇拜

哈姆森思想上的两大倾向，一是自然崇拜，二是英雄崇拜，前者主要继承了卢梭和康德的传统，走到极端，他甚至把科学视为空洞的技艺，视为一堆不可理喻的混合材料；后者继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他推崇“族长政治”，迷恋血统和种族的奥秘，取消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某些批评家把《大地的收获》视为“尼采主义”在文学上的翻版。的确，这部小说，通篇具有强烈的拒绝现代工业文明、孤独地返回原始自然的思想倾向，带有明显的反智主义（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色彩。他对科技、财富积累、工会组织和妇女解放一概持反对态度。对于女人，哈姆森只看重她们生儿育女的社会功能，他蔑视具有朦胧的女权主义意识的易卜生，并且嘲笑易卜生笔下的出走的娜拉，甚至出言不逊，说易卜生使得挪威蒙羞。

哈姆森既陶醉于自然的宁静生活，又顺从自然的野蛮力量，思想上带有泛神论色彩。在《最近的欢乐》中，哈姆森这样写道：“我们处在‘整一'中间。这就是真正的上帝。的确，我们自己就是整一的一部分。”这一思维在政治领域的转换，便是屈服于无法战胜的强权，把四时更替的自然规律转换成黑格尔式的“历史的必然规律”。当纳粹兴起，每个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轻而易举地转换成每个人都是他所属的民族或国家的一分子的集体观念，从而抹煞了个体的独立意义。

挪威文学教授阿特勒·吉特堂（Ａｔｌｅ Ｋｉｔｔａｎｇ）在《哈姆森与法西斯主义》一文中指出：在哈姆森的政治神话中，德国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应当力求发展，而英国则代表着时代的衰老，尽管它用各种手段以求永葆青春。哈姆森的血统论几乎到了以貌取人的程度，例如，他这样对易卜生进行生理上的嘲笑：“这个伟大的诗人生产了一种噘起嘴皮的表达形式， 把他的鸡胸撑到不能再高的地步……”

哈姆森不但嘲笑同行作家的长相丑陋，也嘲笑知识分子的道德关怀。他对易卜生的挑战，实质上是对西方自由思想的伟大遗产和现代文明进程的挑战。与此同时，他赞美尚武的“民族英雄”的英俊，甚至视其为形体美的理想。他把人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和服从，最终替换成对强权的服从，把个性的泯灭视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充满意义的牺牲。他对人在现代文明中的自由追求进行了冷酷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如他的《水泵旁的女人》中所比喻的那样，人的形象不过是庸碌的互相推搡搡互相践踏的蚂蚁而已，根本谈不上人的尊严。

五、从浪漫主义到纳粹主义

欧洲浪漫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德国浪漫派，与雪莱代表的英国浪漫派，雨果代表的法国浪漫派均有所不同。以消极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德国浪漫派，是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一种反拨。这一流派担忧现代化过程将把传统社会分裂为独立个体，担忧物质文明摧毁精神文明，因此强调具有民族特色或集体色彩的人生观和美学观。在他们看来，包括北欧诺曼人、英国人在内的日尔曼民族，即雅利安人种，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的民族。只有日尔曼民族才能引领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 的厄运。因此，维持民族的纯净成了他们的共同理想。

德意志浪漫派对二十世纪初叶的北欧，对瑞典学院，均有深刻影响。诺奖评选标准，最初把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理想倾向”解释为“一种崇高而纯洁的理想主义”，就是这种影响所致。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承认：“颁奖给布雍斯捷尼·比昂松、拉迪亚德·吉普林和保罗·赫斯，却拒绝了列夫·托尔斯泰，亨利·易卜生和爱米利·左拉，就是由于这一以保守的理想主义（黑格尔哲学在本国的一种变体）为特征的评选标准，它所主张的是教会、国家和家庭的神圣性，其理想主义的美学发端于歌德和黑格尔时代（十九世纪中期由Ｆ·Ｔ·费希特加以整理）。”颁奖给哈姆森，也可以作如是观。

浪漫主义同样崇拜自然。美国批评家利奥·洛温塔尔（Ｌｅｏ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在《文学与人的意象》中指出，“哈姆森对自然整体的认同可以无需费力，并且无幻灭之虞而达到极致。 那些空想家们想像中的人与自然的潜在统一，被表现为早已实现的统一：人生意义是在诸如洪水和大地等自然因素中发现的。当这样一种神话有意识地被运用于一个强大的党政组织的利益时，例如在法西斯主义情况下，人们被告知：他们的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分享自然的情形，无异于他们对‘种族'或民族的共享。”

将浪漫主义的哈姆森与现实主义的易卜生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易卜生以其冷峻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十九世纪末叶尖锐的社会问题，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如出走的娜拉，处在权威控制（家庭专制）与自由追求的两难之境中。易卜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只提出问题，并没有提供救世的答案。如果说易卜生表现了自由追求的困境，那么，哈姆森暗示了走出困境的解决途径：投靠权威，服从权威。这样一来，哈姆森就抛弃了、违背了并且挑战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精神遗产，终于投向纳粹怀抱。

六、从无产阶级到恐怖主义

哈姆森笔下的工人阶级，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先进，那样大公无私，那样有组织纪律性。在他笔下，工人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人物形象形形色色。这是哈姆森小说中真实性的一面。在《漫游者》中，哈姆森写道：“无产者中间的那些绅士们为他们自己想得很多；他们蔑视农场工人，不想与他们打任何交道。”哈姆森笔下，除了农民之外，另一类重要形象就是漂泊无根的流浪汉。流浪汉喜欢波西尼亚式的浪漫生活，作为边缘状态的流氓无产者，他们绝不会循规蹈矩。他们既可能卷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可能卷入纳粹运动。在小说《神秘》中，哈姆森心爱的人物奥古斯特，就是一个残酷的鸡鸣狗盗式的流浪汉。他以伪浪漫主义请调，把都市风光视为缺乏惊雷闪电的“非英雄”的平庸生活。他呼唤“庞大的半神半人”式的英雄豪杰，他崇尚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和暴力行为。作者写道：“这个大恐怖主义者是最伟大的，这一尺度，是撬动、提升世界的巨大杠杠。”这句话使人想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之类的比喻。

洛温塔尔指出：“扎根土地的农民和那些与无根相系的波西尼亚式的流浪汉，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宠儿。但是，哈姆森之所以同情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类型，有其特定的逻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拒绝有组织的都市文化，崇尚粗糙的难以调和的‘自然’力量的运转。偶尔也有些社会上的无根文人（他们已被称为‘武装的波西尼亚人'）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披荆斩棘，鼓吹英雄崇拜，维系在土地上的根。”为共产主义披荆斩棘的文人，有其追求社会正义和人生理想的一面，但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均与恐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容易走向嗜血的极端。

七、半是清醒半是糊涂

在《浓荫小径》中，哈姆森竭力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进行辩护，表现了异常清晰的思路。但是，在审判期间，哈姆森因精神异常被转移到奥斯陆精神病院，被诊断为 “一个精神能力长期被损害的人”，在这里接受了四个月的检查和治疗。后来带罪住进老人院的哈姆森逃脱了牢狱。

一个人的某种程度的清醒和糊涂，并非水火不容。我相信哈姆森的神经早在二十年代就是不正常的。关于他获得诺奖，据说哈姆森的朋友、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卡尔菲尔特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当哈姆森领了奖金支票回到旅馆时，坚持要把奖金与卡尔菲尔特以及另一位赏识他的院士均分，这当然遭到他们的拒绝。哈姆森继而扬言或戏言，要把支票和奖状送给照顾他的旅馆服务员。可是，他把奖状和支票都给弄丢了，第二天，别人在电梯里给他找回来。哈姆森的病态，还可以从他的新浪漫派作品中发现一点端倪，一种病理上的转换为纳粹信徒的可能性。在他的笔下，浪漫的爱情，变成了男性施疟狂和女性受虐狂的变态，弱者似乎只有在对淫威、强权和暴力的顺从中才能找到一种做爱的愉悦，生命的愉悦。

八、哈姆森的教训

１９４５年希特勒垮台后，当挪威傀儡政权头面人物奎斯林被判处死刑时，哈姆森被判处通敌叛国罪，因病免除囚禁，罚款四十二万五千挪威克朗（当时约折合为八万美元，无异于剥夺了他的全部财产）。他留给世人的教训是值得探讨的。

诺贝尔奖曾经使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甚至使得某些平庸作家暴得大名。哈姆森就是一个暴得大名的作家。无论是金钱的暴发户，还是荣誉的暴发户，一般都容易飘飘然，失去精神的定心力而滥掉、垮掉。

从一部以哈姆森为题材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在拘禁期间，警方让哈姆森观看了奥斯维辛囚徒受迫害的纪录片，哈姆森惊异地发现，这是他前所未闻，难以置信的。他当时住在挪威一个小镇，消息闭塞，耳朵聋了，听不了挪威广播，手头只有一份德文报纸，对于当时局势无法全面了解。由此可见，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全面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对于参与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哈姆森的时代意识形态满天飞，有害的思潮，像细菌一样腐蚀人的感官，侵蚀人的肌体，加以包装后，容易使人误认为良药因而中邪，高级知识分子也难以幸免。除了人所共知的海德格尔之外，在诺奖作家中，西班牙小说家卡米洛·何塞·塞拉，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德娄，都曾和法西斯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瓜葛，甚至Ｔ·Ｓ·艾略特也曾被视为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分子。

在哈姆森的悲剧中，他的妻子玛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女强人，一个道地的纳粹分子，是她牵着哈姆森的鼻子走。访问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完全是在她的安排下进行的。她原本是一个漂亮演员，儿童文学作家。据某些批评家的分析，玛丽在剧团曾经很想扮演某个角色，却被导演和剧团拒绝了。数年后，她终于找到报复的机会，找到表演大角色的世界舞台。她利用了哈姆森耳聋的弱点，充当他的发言人，却无需询问他究竟要说些什么，完全由她自己即席发挥。同时被捕后，夫妻两人被隔离审讯，判决后得以见面，相对无言，但哈姆森对玛丽显然有责怪之意。玛丽再次凭她的交际手腕，帮哈姆森出版了最后那本自我辩护的书。最后，夫妻达成谅解，在夕阳黄昏中，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在长达七十年的笔耕生涯中，哈姆森留下大量作品，其中不少作品仍然被视为挪威的文化财富，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矛盾现象：一位杰出作家，一位“挪威魂”，最后成了纳粹的帮凶，成了“挪威奸”。

今天，奥斯维辛已解放六十周年了，可是，新纳粹和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有死灰复燃之势。挪威乃至北欧的的新纳粹“光头帮”，当然希望从哈姆森那里吸取灵感。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别哈姆森文学中的法西斯细菌和有益的文学成分，总结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