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久远，不再常听到一些老歌。岁月的匆忙和异乡的生活，好象让那些老歌也随生命远去。去年，国内来的一位青年朋友送我一个新的电脑活动硬盘收录机。永远跟不上科技新潮的我，笨拙和惶惑地将耳机试着塞进耳朵，一瞬间，一个久远而又熟悉的嗓音，像清流带着内在的激情涌漫我的耳膜，浑身为之一震，几乎泪落。那是一首被厂家作为试听的歌曲存储在机器里的经典老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哦，邓丽君！已经快十年了。记忆的碎片在那稍后的一段日子里伴着那歌声不断地浮起、编织，将一些与那歌声、那歌者相关的往事送回。

记不住是什么时候最初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总之该是二十六、七年前的事情。生活在东北的一个都市，远离南方，开放的南风夹着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吹刮到那里。

饭后茶余人们谈论的，除了中国政坛令人目眩的变化，再就是有些天方夜谭的国外生活，港台不再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域，变成富裕和自由的象征。也是从那里，涌来了各色走私和公开进口的商品，逐渐出现在一些人的家里，其中有许多港台流行歌曲磁带。是在那时，邓丽君的歌声随走私品一起从陆上和水路开始登陆；在我生活的那个艺术家集聚的大院落里，有人开始提及邓丽君：一位著名的港台歌星，据说还很反共。

初听邓丽君的歌曲心理上有些排斥，自幼便接受那种混杂着官方意识形态和传统读书人的理想的教育，习惯了雄壮旷伟的乐音，正值少年，气干云霄，邓丽君的那歌声对我显得过于阴柔、低迷，为此，与抱了个“砖头式录音机”整天沉迷邓丽君歌曲的哥哥还吵过一架。可是不久，政治上的叛逆意识随青春的蠕动渐渐成长，开始喜欢上一切那体制所压制禁忌的东西。邓丽君的歌声由此缓缓地流进耳中，也引发心中的某些疑惑：或许属于生活的真正的歌曲就该是这样的？

后来一个插曲更彻底改变了我对邓丽君的看法。

一次，作为一个艺术单位领导的父亲带回家中一内部文件，从其中我读到在华盛顿宣布与北京建交抛弃台北后，当时正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的邓丽君临时中断演出，高唱“中华民国”国歌和“中华民国颂”、“梅花”等歌曲，并立刻飞回台北，参加慰军活动……一读之下，想像着那立在台上高歌的女子，对比每日低头抬头都要踫到的一些“艺术家”，心中不由得升起些敬意，觉得这邓丽君倒真有些传统艺人的气节。于是，在那歌声中不仅听出柔情，也慢慢辨出风骨。自然，那文件不是一个偶然：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官方都在不断地开动国家机器尽其所能、像当年逐出国民党军队一样试图从大陆逐出邓丽君的歌声，“反精神污染”可能是最后一场彻底失败的战役。那以后，无数效仿邓丽君的歌手登台献艺，风靡神州。“小邓（丽君）战胜了老邓（小平）”——这个当年淮海战役的胜利者。强大的国家机器和铁腕的政治人物败给这一介弱女子的歌声，那是场历史性的失败。可叹的是，其中的有些道理，现在身居北京庙堂上的某些人恐怕也还是没有参透。

八九流亡法国后，听闻邓丽君因参与声援大陆民运、抗议屠杀，因而对接纳众多中国流亡者的法国倍生好感，也来此隐居，回想当年在东北读到那文件时的感觉，觉得果然不差。不过在那风骨之外，还隐约感到她的一份淡漠和洒脱，以及对世事的了悟。

一九九一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前，为声援正在监牢里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进行绝食抗争的王军涛、陈子明，几个朋友正相约举行绝食抗议。在度过一个饥寒之夜后，午后，疲倦的我们正靠墙歇息，星期日的阳光下，行人稀少的街头忽然缓步走来两位女士，手中捧着一大束鲜花。我与朋友开玩笑道：“有人来慰问我们了。”不想戏言成真，两位来到我们面前驻足，跟我们轻声攀谈起来。不施粉饰，衣着简朴，只有那束送给我们的昂贵的鲜花似乎让两位女士显得有些神秘、与众不同。她们称是上午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广播才知晓我们在这里绝食，特意赶来探望。

稍后的闲谈中，终于有那么一刻，一位朋友问起那位谈话的女士的姓氏，她平静地答道：“邓丽君”。朋友们兴奋地围上去与她聊起来。有朋友说怪不得觉得她面熟，她也只是笑笑。从小在一个文化名人圈子里长大，养成对名人有些本能的距离感的我，跟她聊了几句便退开到一旁，与她的同伴聊起来——她是邓丽君的女佣。这位叫阿香（？）的说“老板” 对她之好，拿她一向当姐妹朋友，动情之处，不禁哭起来……可以看出，在异国的土地上一群中国人闲度过的那个下午，让邓丽君非常愉快高兴。一位在场的朋友为我们全体与邓丽君合影留念，照片上她笑得很开心。

傍晚，她那位年轻的法国男友也来这里与她汇合，大家在巴黎街头初放的灯光里道别。

一年后的“六四”纪念，她来参加。艾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上，人头攒动，自八九“六四”后从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来参加悼念，只是因听说她要来。纪念仪式上，我和另外一位朋友身着白色丧服，以示哀悼。邓丽君在人们的簇拥下到达讲话的台阶上，还没有讲出一句话便失声恸哭。那样的时刻无法多说，也让人不愿多言，活动结束要离去的时她仍被许多崇拜者拥围着，我过去跟她打了个招呼告别，说有机会再找时间聊，挂着泪痕的脸，她点点头。后来听负责组织那次活动的夏云兄说，邓丽君跟他讲，就是因看到我和另外那位朋友身上的白色丧服，想起“六四”的杀戮与死亡，勾起心中的哀伤。……她还说，愿意什么时候再象八九时那样搞一次义演，为海外的民运筹集款项。

我知道她是决意不去大陆演出的，不是因为没有观众，只是因那个政权。

心中许下愿，也曾跟朋友们说过，将来有一天动员所有我认识的艺术界的朋友一起为邓丽君在大陆办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可是，九五年五月一个中午听到的消息，让这个愿望永远地破灭了——正值巴黎美好的春季，我正在家中做饭，边收听法广华语广播，忽然听到“邓丽君在泰国曼谷因病去世！”我一时呆住，丢下没做完的饭菜，不愿相信，但却知道那是真的，心中痛楚，差一点要流出泪来。

再过了四年，九九年我到台湾去参加“血脉相连支援大陆民运义工”组织的“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还让人陪同去邓丽君哥哥主持的邓丽君基金会拜访，说，太匆忙，没有机会到邓丽君小姐的墓上去上炷香，以后再来台湾，一定要找机会了这个愿。又是六年过去，机器里存储的这首著名的“恰是你的温柔”的词曲作者梁弘志前些日子也因病谢世。我却依然还没有机会到邓丽君的墓前致意，就像我照旧还是要每年在巴黎为“六四”的亡灵祈祷。

……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但愿那海风再起”，不仅送回邓丽君的温柔，对生活的爱，更有她那份坚守的风骨。有时，听着这歌，我想见那海风再起的海上，浪花托出邓丽君，象水波中诞生的维纳斯女神，唱着歌，踏浪而来。

二零零五年五月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