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治疗，在家里等待死亡降临的年轻妈妈。

呼啸着，救护车来了又走，扯着尖细的“嗓门”，村落间叫嚣声久久盘旋。

要知道一个艾滋病人住院有多难吗？中央政府启动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治疗”——国家对爱滋病患者最人性化的关怀是如何兑现的呢？根据县卫生系统的规定，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时可以在村诊所接受免费治疗，经治疗无效，由村医生出具证明，感染者可以到乡卫生院再接受治疗；同样，若乡卫生院对病情也束手无策，经乡卫生院领导签字，病人可以转到规模较大的县中医院。然而资格的审批必须由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要领导经手。大凡住到中医院的病人，都已病入膏肓。这繁复而漫长的入院申请对于他们来讲，无异于一次自杀。

经过重重审批入住中医院的感染者，病情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的，便又“兑换”了一张入住更高一级县人民医院的“申请表”——又一次生命的考验。熬吧，熬的过的便能活着入住“高院”。而实际上，很多感染者在中医院就已熬得油尽灯枯，没能活着出院。

“签字”、“审查”，中国人最好这个！由中医院到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感染者必须得到主治医生签字，所在医院领导签字，县卫生局领导签字，县艾防办（艾滋病防治办公室）领导签字，县防疫站领导签字……

有多少感染者在“讨字”、“求批”的路上，就这么耗着慢慢病倒了，真得快要不行了，生命再也不容等待了，呼叫的１２０急救车来了……

“底子足”、“脸皮厚”的终于“熬”进了县人民医院，又怎样呢？

上蔡县人民医院——“国家二甲医院”，新建的医院大搂上这几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可就是这个国家二甲医院却不接受艾滋病感染者。

在这个艾滋病几乎成为“特产”，成为“品牌”的地方，艾滋病人不可改变的贴上了“另类”的标签。“反歧视”、“我们要关心艾滋病人”、“相互关爱，共享生命”，这些口号随处可见，而这里的感染者只能在医院老太平间改修的病房里“享受关爱”。

２００４年，河南“拉网式普查”只上蔡一个县的感染者人数就接近７０００人。

近７０００名的感染者，共用２８张病床，共享一个大夫（曾经在北京地坛医院培训过）。

简陋、肮脏的病房里，患者干耗着，等待死亡。

七八间１０平米左右的病房，各自横着３、４张床，够几个患者使用呢？于是走廊，拐角、楼梯，厕所旁，货堆旁所有能用的空间都塞满了“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的床，床上是一具具枯槁般的躯体。像一次艺术展览，主题是“脏乱与干涸”。

像极了非洲的难民营。

病房的走廊里有三个正在挂氧气的病人，面色蜡黄，瘦骨嶙峋，从外貌和特征上很难分辨出性别，他们都好像很累的样子，眼睛都紧闭着。

每个躺在床上的病人旁边都有一个他们的亲人或坐或站，失却了凝重和悲伤，他们的脸上一致的木无表情，仿佛那病床上躺着的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在充斥着药水和霉味的阴郁走廊里人们仿佛都冰冻了。

一楼过道口躺着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病的不重，攀谈了，记得他的话：“来这里真不容易，来的都不打算走了。能活着出去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救护车拉着过来，架子车拉着回去，拉过来时候还能出气，拉出去的时候身子还是热的，就是不会出气了。”他说自己在这里住长了，见的死人比活人多，也有才看是活物转眼便僵死的。自杀是常有的：割腕的，跳楼的，喝农药的……他说他不怕，他也不会自杀。

他还给我讲了一件事，当天发生的。一个妇女，刚住院就叫嚷着要回家，说是害怕，因为同房一个和她年龄相当的女人死了。她就在旁边，听到那个女人临死前的叫喊，撕心裂肺的。对此，那个中年男子很不屑：“就这样的地界，胆小都吓死了，病在这里能治好吗”——这是他的话。

在医护办公室，我翻看了住院记录，２００５年元１日入住８５人，同年５月３日增至１３８人，床位始终只有２８个 .

当班的医生给我说：“国家免费供应的药物如果不重复算的话也就８３多种——重复的意思是：同样功能的药品分针剂，片剂——许多必须药品还是病人自己出钱的，譬如贫血的病人输血，白蛋白，球蛋白，这些都是很贵的药物，病人那有钱去买？这种情况在这里很多时候医生是没有回天之术。”

由于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３２岁的感染者牛宽肝脏已经失去正常造血功能，需要住院输血，因为没有病床，他的父亲只好和医院住着的村里认识病人商议，两个人可不可以轮番住在一个床上，上午一个人住医院，另一个人用三轮车拉回家，下午住院的人回家，家里的另一个病人再拉过来，为了让儿子能住进医院，老人家把另一家病人家属叫到医院附近的饭店里“请了一顿”，对方才算答应。

躺在病床上输血的牛宽给我说：“是靠输血来维持生命的，每次需要输４００ｃｃ，而１００ＣＣ就医院就要２００元钱，这血怎么到医院就这么贵了呢？俺卖血的时候４００ＣＣ才给俺５０块钱，每次来输血都是俺爹卖家里的粮食拼的钱，以前去医院卖血是为了（日子）过的好一点，现在来这个医院输血为了能活着，但怕的是钱也花光了，人也该死了。”

他还说医院的检查结果他已经知道了，他的免疫细胞就剩下３个了。

后记：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当我再次来到县医院病房看望他们的时候，走廊里又换成似曾相识的面孔，几天前看到几个陪护病人家属的背影已经陌生，几个认识的病人给我说从３号到５号，三天死了６人，最大年级的５０岁，小的２６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