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贤、吴婉琴、郑忠杰，一个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小镇的普通农民工家庭。数十年以来，三人含辛茹苦、彼此扶助、相依为伴，从自贡到贵阳、昆明、南宁、厦门、宁波、北京等地，再到广东佛山打工，现暂住于佛山市南海区郊区。

郑万贤，１９５３年出生，系建筑民工，工资没准儿，有活干的时候３０—３５元/天。吴婉琴，原籍贵州，１９５８年出生，因病暂停务工四年，做家务活，无任何收入。郑忠杰，１９８０年出生，职业中专学校毕业，１７岁出社会，其后学会开车，目前在为一家生意不错的花生油厂送货，工资加上奖金、外水，一个月的收入能维持在３８００元左右。

在南海区郊区的老乡里面，郑万贤一家是颇有些威望的。他们的伙食标准不亚于本地城市居民，也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老乡，为人正直、随和、大方。由于结识一些本地朋友，他们连房租费都免了，许多人对此羡慕不已。然而，一个偶然的饭桌机遇，他们遇到了我。通过一番深入的调查，我见证了众人羡慕之余的民工生存危机。吴婉琴记录的家庭经济帐目，是我发现这种危机的重要证据。

（一）巨大的支出

郑万贤一家２００４年的支出：

１月，生活费４６８·９元，煤气费６０元，水电费５２元，医疗费５６６元，外用１６９·５元，共计１３１６·４元；

２月，生活费４５７·７元，煤气费６０元，水电费３６元，医疗费３０４元，外用１０２元，共计９７７·７元；

３月，生活费５２１·６元，煤气费６５元，水电费３１元，医疗费４７３·９元，外用１９００元，共计２９９１·５元；

４月，生活费８４１·２元，煤气费１３７元，水电费３２·５元，医疗费４４５·５元，外用３５２·６元，共计１８０８·８元；

５月，生活费７１０元，煤气费８２元，水电费４１元，医疗费６２０元，外用５５７·７元，共计２０１０·７元；

６月，生活费５５４·１元，煤气费８０元，水电费４７·５元，医疗费５７７元，外用８８３·８元，共计２１４２·４元；

７月，生活费５４０元，煤气费２１元，水电费３９·７元，医疗费２８９·５元，外用１２１２·９元，共计２１０３·１元；

８月，生活费５６８·７元，煤气费８７元，水电费４６元，医疗费３９４·５元，外用２８４·１元，共计１３８０·３元；

９月，生活费７７８元，煤气费９０元，水电费４４元，医疗费２４０元，外用３６７元，共计１５１９元；

１０月，生活费８８８·６元，煤气费１０３元，水电费４４元，医疗费２７９元，外用７２４·６元，共计２０３９·２元；

１１月，生活费７３７元，煤气费１０３元，水电费３７元，医疗费１４４·５元，外用９５１·９元，共计１９３６·４元；

１２月，生活费７２２·５元，煤气费９８元，水电费３９元，医疗费２５７元，外用４５０·５元，共计１５６７元。

合计：生活费７８０６·３元，煤气费９８６元，水电费４５２·７元（三项相加，总生活费为９２４５元），医疗费４５９０·９元，外用７９５６·６元，共计２１７９２·５元。这里的“医疗费”特指吴婉琴的医疗费。郑万贤、郑忠杰的医疗费，计算在“生活费”之中。

郑万贤一家２００５年（截至６月９日）的支出：

１月，生活费５６１·７元，医疗费１９０元，外用４７８·３元，共计１２３０元；

２月，生活费７９４·１元，医疗费１２２元，外用６５７·５元，共计１５７３·６元；

３月，生活费６２０·８元，医疗费２２２元，外用３０７·７元，共计１１５０·５元；

４月，生活费６８９元，医疗费３０５·５元，外用１２９７·４元，共计２２９１·８元；

５月，生活费６７０元，医疗费９９５元，外用２７８·３元，共计１９４３·３元；

６月１日—６月９日，生活费２１１元，医疗费１７４·５元，外用７９０·５元，共计１１７６元；

合计：生活费３５４６·６元，医疗费２００９元，外用３８０９·７元，共计９３６５·３元。这里的“生活费”包括“煤气费”、“水电费”、“郑万贤、郑忠杰的医疗费”在内。

在这两笔合计支出（２１７９２·５元、９３６５·３元）之外，另有一笔特殊支出：资助费。郑万贤一家乐善好施，救济穷人，无数小额费用的资助和人情客往，均没有上帐，其它一些相对较大的帐目有：２００４年２月，资助贵州民工周宏生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４月，资助四川民工秦海３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５月，资助重庆民工蒲元进３００元，资助贵州民工王昭华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７月，资助四川民工肖玉莲２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８月，借助郑万贤的六弟郑希贤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借助四川民工曾庆良２５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资助贵州民工李新宝２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１月，资助郑万贤的侄女郑佳慧６００元，资助河南民工王顾忠４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借助吴婉琴的八弟吴江４０００元，资助吴婉琴的外侄儿吴晓东４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４月，资助贵州民工刘培德２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６月，资助重庆民工陈辉３００元。资助费共计：１３０５０元。

综合以上所有费用计算，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１７·３个月），郑万贤一家的总支出为：４４２０７·８元，即２５５５·３元/月，８５·２元/日。

（二）沉重的负担

从帐目本身来看，还能看出其它三个具体情况。

一、郑万贤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不错。他们每日都有蔬菜、肉类、水果、营养食品、小吃，有时也有鸡蛋，家中准备了４０公斤/桶的“怡宝”矿泉水和２４瓶/箱的“纯生”啤酒。所挑大米的价格是１·５元/斤，一个月三个人共吃５０斤大米。他们非常好客，因而伙食开支也很大，以２００５年为例：２月４日，肉类３４·５元；２月１０日，肉类７５元；２月１２日，肉类７１元；３月２０日，肉类２９元；４月１２日，肉类４９元；４月２７日，肉类４８元；５月２９日，肉类２８元……。而附近的民工，则大多是另一个状况：几两肉，几两烧酒，黄瓜、芹菜、茄子、藤菜，三个人的家庭，顶多１０元/天的伙食。

二、郑万贤一家的医疗支出巨大。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吴婉琴的医疗总费用是６５９９·９元，即３８１·４元/月，１２·７元/天。吴婉琴说：“我的病很麻烦，现在又准备在一个湖南医生那里医治，五天拿一次药，每次都是３００多块钱，一共要医三个月。”如此算来，三个月之后，吴婉琴的医疗费用又要增加将近６０００元。体重只有８０斤的她，不敢到大医院治疗，这让剩余积蓄不多的郑忠杰很为难。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６月９日，她这最近九天的医疗费用分别是：１２元，３９元，６元，１２元，１８元，６０元，１２元，１５·５元（６月６日，无医疗费）。合计１７４·５元，即１９·４元/天。

郑万贤、郑忠杰也时而生病。其中：

（１）郑万贤的医疗费用。２００４年：４月４日，１５元；４月６日，６元；４月７日，２０元；４月１０日，２０元；４月１９日，３元；５月３日，１２元；５月２３日，５７元；６月１日，３０元；８月３０日，３２·５元；９月１日，１０元；１２月１日，１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２月７日，１５元；３月２４日，１３·５元；４月１４日，１５元；４月３０日，４０元；５月７日，１１元；５月９日，６０元；５月３１日，５０元。合计：４２０·５元。

（２）郑忠杰的医疗费用。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８元；４月１１日，８·５元；５月８日，４６·５元；５月１２日，４０元；６月５日，１４·５元；６月６日，１４·５元；６月１３日，１４·５元；９月１日，３２元；１０月３日，３６元；１０月４日，３８元；１０月６日，５６元；１０月２８日，１０元；１１月７日，８３·５元；１２月１日，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５元；１月２日，５元；１月５日，１４·５元；４月１１日，８元；４月１２日，１３元；４月１３日，２０元；４月１５日，３６元。合计：４９６元。

三、郑万贤一家资助支出最大，其次为生活和外用的支出。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全家总支出为４４２０７·８元，其中资助费（１３０５０元）占２９·５２％，生活费（１２７９１·６元）占２８·９３％，外用费占（１１７６６·３元）占２６·６２％，医疗费（６５９９·９元）占１４·９３％。在资助费当中，其实还有一笔费用没有上帐，那就是对郑万贤的父亲郑泽泰和母亲郭云素的赡养费（注：吴婉琴的父亲吴承海和母亲罗祺太已去世）。这笔赡养费包括赡养本身的费用，以及父母的医疗费用，他们每次汇款都是由父母平均享用。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寄去５００元；６月７日，寄去３００元；９月２９日，寄去６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寄去４００元。６月３日，寄去５００元。合计：２３００元，即１３２·９元/月，父母每人６６·５元/月。

（三）家庭的背景

这是一个极有实力的农民工家庭，２５岁的郑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经济支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当时年仅２２岁的郑忠杰从北京一家工厂车间退出，来到佛山从头开始。他的一切经济收入，全部交由母亲吴婉琴保管，身上从来没有超过１００元现金。郑忠杰说：“我在家中实行的是绝对的公有制，父亲是私有制，母亲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他说：“父母都是５０岁上下的人了，从个人来说我是报父母恩，从家庭形势来说，负担越来越重，我必须先扛重的一头。”有多重？我问。——“起码占９０％以上吧。”经调查，事实确实如此。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郑忠杰辛辛苦苦挣的金钱总额共有１１·６万元，即３５９１·３元/月，１１９·７元/天。而现年５２岁的郑万贤则是有钱则花，又好赌成瘾，广交酒肉朋友，几乎是入不出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１２月底，郑万贤在佛山市南海区几个建筑工地负责打水泥，本来应有２９４０元工资，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４６０元（这将近三个月的车费还是全由儿子郑忠杰负担）。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已无事可做两个多月的郑万贤又到广州市白云区负责建筑打杂，干了１５天，又回家休息。１９天后，又到一个厂房当看守员，干了４４天。这总计５９天的工资本应有１９６０元，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３２０元。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次次如此。一年１２月，郑万贤真正在做工的时间不超过８个月。按照他自己的技术实力和人缘脉搏，即使一年只做８个月，也应有１万元的剩余钱。然而实情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钱只有３４３０元，即１０６·２元/月，３·５元/天，等于挣一包烟的烟钱。

郑万贤是个很特别的人物。说他特别，是基于三点：第一，他有一个不简单的儿子；第二，他自己的朋友贯通三教九流；第三，确实够豪爽够仗义，具有类似北方汉子血性——甚至可以说是“侠义”——的种种特征。说他是个人物，是因为他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在来自贵州、四川、重庆的部分打工人里面很有号召力，别人办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面，都容易解决。这个人，经历的苦难非常多，在江湖上有一帮很讲义气的打工兄弟，许多感恩待德的兄弟宁愿自己吃亏也要给郑万贤一个面子。但郑万贤本身并非要图任何实际回报，许多事情都是本着“搭把手、帮个忙”的心态，助亲属、老乡、朋友一臂之力。郑忠杰也传承了父亲的这一特点，但他做事很谨慎，多了点书生气，少了点江湖气，想到的事情多，做到的事情少。不过，一旦轮到资助他人，父子两人则都是全无怨言，责无旁贷。

（四）潜藏的危机

一、救助制度。首先，我对郑万贤一家对弱势群体的大力扶助深感钦佩。那２９·５２％的支出比例，而且不求实际所获，处在他们这样一个艰辛奋斗的农民工家庭，其实已经在精神层面上超过了许许多多的慈善家。但是，这也恰好反面证实了弱势群体的救助机制并没有有活力地运转起来，他们这叫“自助”——民工救助民工。而民工这个群体，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可是许许多多的工厂竟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有的工厂很狡猾，干脆就把工资定在最低工资标准，然后又百般克扣工资，表面上是走上合法，而表面的背后则是合法背后的非法。民工这种经济地位，迫切地需要一个深入他们内心，并成为求援习惯的有生命力的机制。

二、民工劣根。我必须非常痛心地指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回答“为什么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秩序”。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郊区打工，这是劳动力的转移，也是群体性的习俗、习惯、心理、语言、思想等的转移。然而，相对保守的农村秩序，从农村进入城市、郊区，在短时间内并没有改变传统，而是几乎原原本本地把它们带到了城市秩序的边缘。这些外来工聚集的地方明显地形成两套秩序：一，城市秩序，讲究规则、程序，即地上秩序、中心秩序、明秩序；二，农村秩序，讲究乡情、扎堆，即地下秩序、边缘秩序、暗秩序。郑万贤的好赌、醺酒，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灾难。郑忠杰面对任何坎坷都能看得开，唯独父亲内心的贪欲、不服输、无中生有的怀疑、好大喜功的排场，以及重复得不厌其烦的“老子整天都忧愁得很”的话，使得他深感民工自身的病疾不浅，必须重新认识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三、未来风险。郑忠杰已经尽到了他的最大努力，经济收入在短时之内无法再增加，但三个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他的面前：第一，他还没有结婚；第二，他还没有一栋楼房；第三，他母亲的病极难彻底治愈。别人也给他自己加上了一个问题：郑忠杰的身体状况很危险。据调查，郑忠杰将剩余积蓄寄回老家，由三姑郑修英保存，只有４·９万元。一旦上述四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突然来临，郑忠杰也只有望而生畏。在目前暂无风险的情形下，他也意识到这个家庭的“抵抗力”是不牢靠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缘故。另一个原因是郑万贤、吴婉琴的夫妻情感矛盾，观念很不相同的两个人曾经积下了多年的矛盾和恩怨。身为儿子的郑忠杰，因此在家中扮演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经济主力，母亲保护者，父亲沟通者，决策主导者，以及观念、信息、情感的传播者，甚至是——教育者。一旦郑忠杰有什么重大突变，那么这个家庭就很有可能走向分裂、分散，甚至父母内斗。

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的这次细致调查和统计，使郑万贤一家关起门来争论了六个多小时，问题的焦点集中于“如何有原则地减少支出”。我当场说的是这几点：第一，资源短缺，钱要花在刀口上，１００块钱办一件事和５０块钱办两件事，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所以花钱一定要讲效率，不要浪费资源。第二，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这就像经济再发展也无法保证国家的稳定一样，所以彼此平等、团结、理解、关心、量力而为、表达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家庭规则，是自由而民主的家庭制度。第三，“单赢”只是“最一般”的局面，你们家不是避难所、救助站，而应成为互惠互利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们在民工身上挣钱，而是让你们和民工一起挣钱，创造共同利益价值。只有这样，单赢才会走上双赢、多赢。否则，即便是一个输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赌徒，他也会找到你们求助，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在帮他。我这个人也乐善好施，人家都说我不是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的人，而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所以你们的问题其实也成了我的问题。要解决它，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