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希望

母亲，生我们养我们的人。在河南习惯上叫娘。

娘没有上过一天学，男女厕所上的标识她不认得，甚至连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她也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娘只知道自己今年可能有６８了。

娘说她从娘家出嫁大概已经有４８年了，“我的大女儿今年都４７岁了，我出门子（出嫁）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儿”。

娘说她结婚的时候住的是一间泥巴做的草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结婚那天，婆家人从邻居家借来门帘，一张破床和一双破被子。晚上她就把新做的棉袄铺在身子下面的高粱竿席子上睡觉。

条件虽然简陋但，日子还是照样过着。娘这辈子共生了５个孩子，除了老大其它４个都是中用的（男孩）。

娘说，那时候是大集体，叫什么“高级社”，后来叫“互助组”，娘生完了孩子就下地干活挣工分了。“自己家里像”猪娃行“一样，每个孩子吃不饱都哇哇叫。”

“王八戏子吹鼓手，割脚剃头拧灯笼”是当时人们认为最下贱的活，娘嫁的男人就是干下贱活的，他是个剃头匠。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头发胡子长了都是他给剃的，并不收任何报酬，生产队每天开给９个工分。这样娘和他的男人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拿最高工分的生产队长也不过１０分，娘没觉得他的丈夫干这活低人一等，反而感觉自己的男人很有能耐，村里那么多男人，就自己的男人会剃头。

娘和她的男人，靠自己的辛苦劳动过日子。用薯干和红薯面糊糊把几个孩子养活的白白胖胖的，孩子们个个长得象铁疙瘩，结结实实的。娘和他的男人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

短暂的“辉煌”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已是８０年代，娘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她和她的男人却老了。岁月的痕迹就这样悄悄地爬上了他们的面容，而他们几乎没有觉察。

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也已经结婚，娘和她的男人快当奶奶爷爷了。

对于现在的生活娘很满足，说是比毛主席领导的时候过的还好呢！那时候剃头工分拿的和生产队队长只差１分，也没有好面馍（馒头）吃，她男人还在给人剃头，现在不讲工分了，大人剃头刮脸８毛钱，小孩剃头５毛钱，一个月能挣２００多块，加上分了几亩地，日子过的红火，娘的男人也高兴，时不时还喝点小酒。

美好的总不肯，也不愿为谁停留。

好景不长，地里种的粮食不够吃了。国家“皇粮”要缴，各种不名所以的杂费日渐地多了，每天催要着，再也缴不清。男人一日不闲地给人理发，挣的钱供不上家用；女儿出嫁和大儿子结婚，家里的钱早已亏空，吃饭已成了问题，５个孩子只有两个上过学，也只是念到小学二年级再也无力负担了。

“靠这个养活不了家了，我也卖血去”娘的男人终于放下了干了大半辈子的剃头刀。

“死老头子，你去卖血谁要你啊！人家都要年轻的”，娘认老了。

村里的年轻人都开始卖血了。娘１６岁的小儿子也卖，跟着村里大一点的孩子一起，一直瞒着娘。

当养家糊口成为难题，一切也开始变得简单而明了。挣钱！只有挣钱！先挣到钱再说。

娘的男人和孩子都去血站卖血了，家务、农活全由娘一个人承担着。

娘说：“‘死老头子’卖血是因为家里太穷，快５０的人了，一直惦记着要给二儿子想办法盖房子，要不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俺孩子做老婆呢？”

“已经结婚的大儿子卖血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还娶老婆时候欠的债，大儿媳走路脚有些拐，但不妨碍生儿育女，前后生了两个孩子，计划生育超生的罚款也跟着来了”。

二儿子卖血的钱一半是准备讨老婆的，另一半是帮他爹给自己盖房子的。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好几（岁）的人了，和他年龄差不多的都定下来了。（定亲）

三儿子比二儿子小两岁，卖血的钱多半是吃了，穿了。这娃长得又高又大，就是走路有点不得劲（拐脚，）但好打扮，穿得和电影里的人差不多。

娘最疼的是四儿子，这孩子卖血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几个孩子中也数他对娘最亲，卖血的钱都给了娘，让娘积攒着，说是等他长大了攒够了自己盖房子，自己娶老婆，不让爹娘操心。

每天，村里的车辆来来往往，三轮车“隆隆”的马达声不断，都是来拉卖血人的。卖血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每个人卖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新建的房子多起来了，洋马车子（自行车）多起来了。黑白电视机也有了，村民的穿着也和城市人差不多了”。

幸福？就这样轻易地从天而降？

人们并不知道，这幸福的背后酝酿着多么沉重的代价。

几年过去了，卖血的买血的突然间都消失了，说什么血里面有“饼干”（丙肝）。娘的男人把自己剃头的家伙重新操拾了起来，又要给村民剃头了。

四个儿子也都讨回了老婆，大儿子和二儿子自己的房子也已经盖好，老三和老四还和娘住在前几年建好的“里生外熟”（墙里面是泥胚，外面包一层砖头）的“新房”里。娘说攒够了钱，两个儿子都要盖新房的。

厄运悄然来临

１９９７年，娘的男人死了，发高烧，拉肚子，治不好死的。娘说：“死老头子真的死了，我不伤心，６０岁的人了，活的（年龄）也不小了”。

１９９９年三儿子的媳妇死了，才２８岁，她得的病和“死老头”的一样。有人说她得的是“爱死病”，听说这病得上就得死，也有人说是瘟人的，日历表上写的都有，有人拿日历表让娘看，娘也看了，但不认识字，也不知道上面说什么，娘也没有太在意，只觉得老四老婆撇下的四个女娃太可怜了，最小的孩子刚生下几个月就没了妈。娘说，她又成了孩子的妈，擦屎把尿的都得她去做。

葬三媳妇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抹了眼泪。年纪轻轻的，大家都觉得可惜。更可怜的是四个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娘，往后只能靠一个老婆子养活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９日娘的二儿子也死了。

二儿子和四儿子都带了老婆孩子，去新疆种地。前几天，娘突然接到村里公用电话人家叫她，说是新疆她儿子打过来的。

“娘，我病的受不了啦！可能也是”爱死病“，我可能快不中（行）了，难受的厉害，治不好”。

娘说她一听就知道是二孩子，好几年没听见孩子的话音了，可她整日里想着。平常孩子舍不得打电话，逢年过节的都没有打过。

“那不中你快回来啊！你种的地先叫你弟弟给看着，赶紧回来，咱在家里找医生看。”

这时候娘已经知道“爱死病”是什么意思了，只要以前卖过血的人都会得“爱死病”，只要得上就得死，村里已经死了好些人了。村民都快吓死了，因为好多人当时都卖过血。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Ｘ日，娘的二儿子从新疆回来了，是由老三去新疆接回来的。到家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具温热的尸体，是在回来的路上死在火车上的。老三偷偷地从火车站租车把遗体运了回来。

日思夜盼的儿子就这样死了，死在回家的火车上，几年来的思念和牵挂，积了满满当当一肚子，到头来却只能对着儿子冰冷的尸首。娘的心思、牵念再也无处述说了，她的儿子就这样走了，丢下年迈的自己、丢下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走了……

娘哭了，老泪纵横，浸润了“岁月的沟壑”，风干了，留下深深的凄凉。

这年，她死去的二儿子刚３９岁。

“天若有情天亦老”，岁月总是无情。

２００３年秋天，二儿子死后不久，娘又接到一个电话，一样是从新疆打来，内容惊人的相似，就像老二当时打来的一样。不同的：这次电话那头是四儿子。

“娘，我也不中了，咋办啊娘！我受不上去啦！”一样的无助。

“赶紧回来，地里的棉花不要了，命要紧啊！”娘下了“命令”。四儿子从新疆回来了，他是活着回来的。眼前的儿子，娘几乎认不出来了。３２岁正值壮年，却已经和死去的“死老头子”一样苍老，身体瘦得几乎变了形，原来体重该有１４０多斤，看上去很壮的那种，而今怕是９０斤也没了；原本浓密的头发也已脱落的稀稀疏疏，让人想起田里缺乏肥料的病秧；衣服是以前的吗？套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是套在了一个用木棍扎起的架子上；两只本来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早已没了往日的精神，搭配着瘦骨嶙峋的脸倒也协调；那走路的姿势是该用“蹒跚”来形容了吧；冬天的军大衣也裹在身上，远远看上去和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没什么区别。

回到家后四儿子很快住进了县医院，娘每天来往于家和医院。花一块钱坐三轮车，娘是不舍得的，１０多里的路，娘全凭着一双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娘永远忘不了的日子：她最心疼的四儿子死了。

一件不合体的寿衣套在四儿子的身上。又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娘的心碎了，一次次地晕倒，含着泪呼喊儿子的名字。

白发苍苍的娘，挣扎着，使出浑身的力气，一有机会扑上棺材，哭喊着，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儿子干瘪的双手，熟悉的脸颊，她多想再拉一拉、抚一抚，说上几句送别儿子的话，哪怕只是一句……

按风俗，送葬时是要放鞭炮的，两个孙儿跟着棺材走着，不时的停下来，脸上分明写着惊恐。看着可怜的孩子，娘哭得更凶了。

在场的亲眷、邻里，再也忍不住，将伤心欲绝的老人架开了，表情却惊人的一致，一样的平淡。见过太多类似的场景，大家已找不到新鲜的言语慰籍这个同样不幸的家庭了。

老人不会忘记自己曾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妻子不会忘记曾有过这样一个爱她的丈夫，可年幼孩子是否会记得他们这个再也无法给予他们疼爱的爹呢？

流尽的眼泪

娘用玉米竿和朔料布撑起的屋子被暴雨冲垮了，她和她他的孩子们没有了住的地方。三儿子已经病倒，窝棚又倒了，再也不能住人了。娘和几个孩子暂时挤进了大儿子的家，尽管那里也是一样简陋。

没了安定的住所，娘犯了愁。她想到了刚辍学的孙女——三儿子的女儿，已经１５岁了，在农村算成人了。娘做主，给孙女找了个婆家，本村的。婆家也没钱，但比起娘一家要好过一点。

娘对孩子的婆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能给她们盖一间“猪窝”一样的小房子，让她和几个孩子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很可以了。

房子刚砌好，屋子里还没来得及填土，娘的三儿子就不行了。眼看弟弟要死了，娘的大儿子忙把他抱到了新砌的“猪窝房”里。

２００４年６月，三儿子死了，这次娘却没有哭。娘说她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眼泪也流干了。

但娘却在发愁：这个儿子怎么埋葬呢？家里亲戚朋友的钱已经借了一遍，再向谁家借钱呢？

正在犯愁，未及出嫁的孙女婆家人开口了，棺材钱他们出，她们说这钱不用还。娘的心里不是滋味，欠人家的是要还的，而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孙女已是人家的人了，尽管心里不舍得，但，娘想不出其他办法。

三儿子总算入土了，可娘的心里却放不下恐惧，三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唯一最亲近的四媳妇，也发病了，住进了医院。娘象疯了似的，没日没夜地奔波于家和县城医院之间，成天里围着媳妇的病床，一步也舍不得离开，只有当院方嘱咐她到街上药店里购药时，娘才不得已走开。

在街上，娘弄不清方向，尽管家离城里只有１０多里，但平时娘很少上县城。

娘一家又一家地寻着药店，嘴里不住的嘟囔着医生给她说的药名。娘一遍遍的念着，生怕一不小心忘记了。从北街到南街，从南街到东街，娘挨家问着，终于在一个角落的药房里买到了。可走出药房大门，娘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靠着一路走着问着，娘终于返回了医院。只是到医院门口时，娘再也走不动了。她又饿又累，好容易挪到医院门口的石梯上坐了下来，娘摸出了口袋里的馒头，那是从家里出来时揣上的。只咬了两口，娘又把大半的馒头塞进了口袋，她没有时间把一个馒头吃下肚，因为媳妇正等着她买药回去……

晚上，娘还得回家，家里几个没娘没爹的孩子还等着娘照看。地里一大堆活也等着娘去干……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４日，医院医生告诉娘，“准备回家吧，人恐怕是不行了，”娘心里也知道，可能媳妇也快不行了，躺在病床上的媳妇已经人连娘也认不清楚了，再说家里再也没有钱给媳妇看病了。

娘想到了死，想买几包老鼠药喝了不活了，“孩子们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盼望啊！”可娘不敢，那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孙女，嗷嗷待哺，还有那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她拉扯。“我死了不打紧，孩子们怎么办？”娘想通了。

她要活下去，她不能死，她要把这些孩子养活大。娘下定了决心。

她找了辆架子车，把媳妇从医院拉了回来，“咱回家吧孩子，这医院不好，离死人的房子（太平间）太近了，回家吧孩子，咱回家看病”。可怜的娘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娘和媳妇回到了家——“猪窝”一样的小屋。私人诊所里，娘好说歹说的给媳妇赊了两瓶吊针打上。眼睛不好使的娘很难看清楚吊针滴管里的药水是不是在往下滴，但娘的耳朵很好用，她能趴在媳妇的脸上，听媳妇在呼吸，这样娘知道媳妇还在出气，知道媳妇还在活着……

１０月５日夜里１０点左右，好半天，娘趴在媳妇的脸上却没能听到呼吸声。隐约看到媳妇嘴里面冒出了一团白沫，她知道，媳妇死了。

媳妇要下葬时，娘突然接到了上面“当官”的通知“你媳妇的尸体要去县火化厂火化，如果不去火化，就是埋葬了也要把尸体扒出来，还要罚款，你的孙子孙女也不能得到照顾，也不能进孤儿院”。

娘害怕了，娘把媳妇的尸体火化了，没有钱买骨灰盒娘，借找了一个装方便面的纸盒子，把媳妇的骨灰抱了回来，只要火化后就没有“当官”的管你怎么埋葬了，娘舍不得把媳妇的骨灰就这样丢掉，还是按当地的规矩，给媳妇做了一个小棺材把骨灰埋了。

现在娘和她的孩子们只有大儿子全家没有被ＨＩＶ感染，可媳妇因为腿残疾也不能自食其力，也没有能力去照顾娘的老老小小。

无声的呐喊

三个儿子两个媳妇，加上“死老头子”一共六口人。家里剩下的是六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因为有娘照顾着，这些孩子便不能算是孤儿，也就得不到政府的照顾。

娘哀求了民政所的一个领导，（原先是被群众告下来的村委书记，而今却升了官）这个领导对娘说：“给你办孤儿证可以，不过你得请客，你孩子死，你没有火化，不火化就不算是孤儿，不请客办这个怕有困难”。

娘也问了村干部，村干部是这样告诉娘的：“你的孙女孙子不能进孤儿院（河南统一称呼”阳光家园“）因为他们有艾滋病，有病的孩子孤儿院不收”。

娘又走了１０多里的路，先打听到公社（乡政府）在啥地方，然后再问，计生所，邮电所，派出所，土管所，只要是有“所”的娘挨个打听“你们管不管孤儿”，有些“所”还没等娘问到“孤儿所”这几个字，便有人急着回应“你找谁？下班了”。……

娘一直在寻找她心里所想的“管孤儿的地方”……

后记

１９９７年，娘的男人死亡，那年６８岁１９９９年，娘的三媳妇死亡，２８岁。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二儿子死亡，３９岁。二媳妇也被检查出是病毒携带者，两个孩子，大的１８岁，小的１６岁，都已经辍学外出打工去了，２００４年３月，四儿子死亡，３２岁。

２００４年６月，三儿子死亡，３７岁，三儿子给娘撇四个女儿，最大的１５，（已许配人家）最小的８岁而最小的艾滋病已经病发。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四媳妇死亡，３４岁。四媳妇也给娘撇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的９岁，小的７岁，９岁的男孩也没有逃脱艾滋病侵袭。

同年夏天，６８岁的老娘在血液ＨＩＶ化验中呈阳性反应，医生告知ＣＤ４细胞还有１０４个（正常人ＣＤ４８００至１２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