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和煦的初春某天下午，我路过西安小北门城洞外宽阔的人行道上，见四五个打零工的剃头匠，文雅起见，我称他（她）们为理发工，都在忙碌着为人剪发、洗头、刮脸。这些都是四五十岁的男女，全部服务项目下来，一个顾客一元人民币，比不要说大理发馆，即使偏僻小巷子里简陋的理发店也便宜的多。附近居民，大多是老头老婆，和在这个地区做小生意、清扫街道等的本地和外来人员等社会底层人群，常找他们，都是长客。看来颇受欢迎。

我看一个理发女工正给一个花甲老人忙活，很熟练，走近，想和她聊几句，还没开口，反而她先对我说："老师傅，理个发吧。"我下意识地摸了头，"还不长，再等几天吧。"我说，"你们的生意都不错吧，一天准挣个三五十！""哪有那么多，也就是十来块，一家三口，吃饭也差得多，如果叫工商局、市容人员或警察看到，不仅挣不到钱，还被罚，很可怜！这儿几个哥姐，都是下岗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活命，不得不和戴大盖帽的周旋，进行'游击战'，见他们来了就跑，他们走了就招揽生意。"，"那为什么不申请个营业执照？""说的容易，办起来就难了，那有钱租门面房，手续费也拿不起，还要交公安费、卫生费和更多说不出名堂的费！"

我很同情她（他）们，还想再问点什么，突然听到旁边一个男理发工"快，快！"的喊声，原来，七八个穿警服和类似警服的五大三粗的执法人员"包围"上来了，显然，理发工们跑不脱，只有"束手就擒"了。都是二三十岁头戴国徽、肩披领章的小伙子，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实践者，三下五除二，老虎抓小鸡似的，近乎文革时的"噴气式"，把几个理发工又推又拽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执法者又推又拽中，一个矮小的大嫂大喊大叫，抗议他们的"法西斯暴行"，企图挣脱，但那是两个高大的小伙子的对手。当然他们那些简陋的理发工具，凳子、脸盆等一类不值钱的东西，也和它们的主人们一样，被"抓"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有几个头发剪掉一半的顾客，只好快速跑向百米外的正规合法理发馆了，至于价钱如何计算，会不会减少点，就不得而知了。

我目睹了这一切。脑袋里立刻显现出了两三个月前，我在深圳亲眼见到过和这类似的情形。我住在陆丹村，说是村，其实早就是深圳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了。鹿丹村口天桥脚下，有一块大约十几平方米的空地，每天早上六七点开始，有两个近八旬的老妇人，一个和她半百半哑巴的残疾儿子，一个和她的中年半傻女儿，在那里摆摊，各在自己面前摆几样少量的菜。我常买她们的，觉得她们太不容易，从不砍价；不过她们还是公道的，从来没有过短斤少两的事。我问她们，每天都能挣２０元左右，好的时候，月收入一千块钱左右。这点钱，在深圳这个物价极高的地区，吃饭也是不够的。估计，家里其他成员还会有正常生活来源，也许有低保，否则，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她们和西安城门外的理发工一样，也是时时担心公务人员的"干预".那一天，大约早上七点半，我买半哑巴的菜，给一张十块的，等找钱，突然他抱起地下的菜就朝旁边海关小区跑，后面一个二十几岁的市容人员在追，两分钟还不到，后者就追上，"抢"去了菜，往一辆敞开的中巴车上一扔。自然，该找我的钱也"陪伴"了。和这同时，另一个市容人员，也抢走了那个中年妇女的几捆菜。不过，他们对两个老年妇女，还算客气，没有动她们跟前的那点菜，也许因为太少，不值得"抢"，反正只是告诉她们：这里不能卖！

西安的被抓男女理发工，深圳的被抢的卖菜残疾人，和类似他们的，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里的人群。当然，这一人群，究竟有多少，在中国总人口占多少，我们是无法弄清楚，反正在任何城市和农村是随处可见的。应该说，他们比许多乞讨者"高尚"得多，他们毕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活着的。问题是，他们触犯了一些社会规范和秩序，没有在执法机关规定的场所，从事交易，更没有交该交的各种费税，等等。所以，执法人员进行"干预"也是照章办事，不过太粗暴了。他们根本不去想一想，这些生活在社会地层人群却是无力照社会"规矩"办的；但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又不得不"违轨"，为了活下去，只好和执法者们展开了谋生"游击战"：你不来，我就干；你来，我就跑。不过，多半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