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神交已久的朋友——张林先生——失去自由已经整１５０天了。虽然我是只见其照从未见其人，但我还是为他的遭遇感到压抑、焦虑、愤慨。中国有很多博学的人，张林无疑也算一个。其实他最打动我的是他和许多大学问家不同之处：他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担当，是他对苦难同胞萌发出的强烈的悲悯情怀。在我看来，他是勇士，是有智慧的行动家。这样的人，是现在中国所稀缺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张林这样的事，这是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刺眼表现。这种不和谐是由再三宣讲要“建立和谐社会”的共产党中高层官员所导致。

我向来不认为现在中南海红墙内、安徽省委大院里有强大控制权的人尽是些恶人，就像我反感我党一股脑地把蒋介石和他的阁僚描绘成大恶一样的道理。收拾张林人等，只是官僚们依照旧思维、旧套路、旧处理模式的惯性，未能及时刹车而做了件愚笨的错事。我强烈期待的是，有关方面尽早来纠正这个错，而不是竭力来掩盖这个错。

在大陆生活的人们，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等这些政治高频词汇耳熟能详。共产党人说的这些，让人很向往、很神往。但是法律常识告诉我，关一些无辜的、事实上仅仅是写了点文章的人，把一些像张林这样善良、堪为做人的楷模的人押入囚牢，这不是在朝建设和谐社会的方向迈进，不是在朝政治文明的方向迈进，不是朝中华复兴的方向迈进，而是朝社会混乱、族群分裂、矛盾激化、国家衰退的方向迈进，是与初衷背道而驰的。

我们知道张林至少是三进监狱了，知悉他的一些不平凡经历。他曾一度流入美国，后又“偷渡”回国。从常例看，中国许多人奋力把外面富裕的、发达的国家作为偷渡目标，以图谋取个人幸福人生。我也曾为偷渡者表达过祝福。张林的行为却是逆潮流而动，有些像“吃错了药”。后来我看了文章才解了惑：他告诉自己的朋友“我实在太爱这块土地和人民，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放弃在美国的身份和自由舒服的生活，返回祖国”，他愿意从美国——那个高官子女主要流入地、那片自由最有保障的土地，要决然地回来——回到这片他明知自己会随时可能失去自由的土地。他希望为民众做事，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开路，甘愿成为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角色，甘愿成为自己受苦造福民众的盗火者。

他的存在，我没有十分把握（但八分是有的）说他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是至少有把握说，他的存在、他不懈地对公民权的讨要，至少印证了“民不畏坐牢，奈何以坐牢惧之”的含义。

我想，以没收自由的方式惩罚张林，实质上并没有惩罚到张林，对一个看起来已置生死于度外、笑傲江湖的侠士而言。只是官方惩罚的板子结结实实打到了他那２３岁的妻子、和他那２-３岁的孩子身上去了。这一点尤其让人揪心。我是个经常通过央视新闻领会“中央精神”的观众，我以为拆卸一个家庭的支柱、抛下人家的妻小，太残酷。这与政府高调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是完全相悖的。

完全能够想象一些官员恼怒，因为张林写文章经常说政府腐败无能、妖言惑众说即使攻台但中国军力不堪一击、甚至还为蚌埠街头的老人维权游行作评点、作全球直播，尽说一些不中听的东西，藐视朝廷的权威。可我感觉，即使如此可恶，将他收监的理由依然是不充分的。我以前写了篇文章里举例说：曾经，年轻的马克思也写理论文章痛骂过他的祖国，说他的祖国运行的制度、腐朽、没落，诅咒它“必将灭亡”，总之骂得厉害，但马的祖国政府没有捉小马去坐牢。

那位有名的矮个子、喜打桥牌的邓先生曾向别人诉说他的从容与无惧，“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余杰有言是“肩住黑暗的闸门”。必须说：正是张林这样的一批志向高远、人格高耸、脚踏实地的维权勇士承受着黑云与闸板的重压，才使我这样的矮个子在内的千万人在受益，能够舒展起腰身。是他们的付出与牺牲，一点点地拓展着中国人的权利空间。

在记忆里，谭嗣同、金大中、曼德拉、甘地这些中外先贤都是张林的这样的人，他们人生的许多时候不得不在被审判、被指控中度过。但是最终，历史无一例外都作出了无异议的终审：罪人不是他们，而是对他们施刑的人。希望涉案者能思考自己所处角色，谨慎行事。

在这个世界上，看不惯某人、不喜欢乃至憎恶某人是寻常的事。但是这不成为得势一方对自己不喜者随意处置的理由。张林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看到这样的细节：北京有声音对安徽蚌埠方面说：“你们再不管张林，那么，我们就要管了”。显然，这是上级发出了责备的讯号。于是，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一个合法的自由人、合法地去参加一个普通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的试图，居然成了压垮官方对张林忍耐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为安徽方面警方羁押自己辖地一个公民的导火索。一个自由人仅仅因为出席一个追悼会便失去自由。这样牵强、轻率的“行政执法”，能阻止得了天下人那攸攸之口里发出的抗议声浪么？

胡锦涛不久前有个“重要讲话”，他对连战、宋楚瑜他们说：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管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北京方面就会“不计前嫌”、不加追究、一笔勾销，都愿意同他们对话，愿谈任何问题。我喜欢这句话。它不同以往老八股的官话，是一句有亲和力的人话。它表明怜惜同胞之情，显示了广博的胸襟，体现了宽容。同是中国人，国共双方即便是拿枪拿炮进行过血腥的搏杀，但是最后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兄弟一笑泯恩仇”。那么，对张林、对那些拿笔拿键盘发表了些看法的人们，有什么理由和他们过不去而必须动用大棒、大刑相伺候呢？

中华民族的建设与复兴，不仅需要连战、宋楚瑜、陈水扁这样大陆外的政治力量，不仅需要李嘉诚、邵逸夫、王永庆这样大陆外的经济人物，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循着胡书记的讲话引申开来，是不是可以说，应该允许在牢狱中的张林、师涛们回家，允许在国境外的魏京生、胡平们归国。“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需要所有有志的炎黄子孙贡献才智与心力，来者不拒。“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因存政治歧见而设限，封堵异见人士的报国之门。

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生存方面正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点有目共睹。“国共合作”就是过去面临日寇挑战时呼唤同胞合作的历史佳话。今天，不仅需要跨海峡的国共党际合作，更需要跨大洋、跨政治分歧，把尽量多的中华儿女凝聚起来，更需要各个阶层的合作，共谋民族发展的未来；不仅要发扬共产党人在６０年前共赴国难时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协作精神，更要呼吁“中国人不折磨中国人”，“中国人不为难中国人”。

张林身处不幸。但中国有张林这样的人，是中国的幸运。希望张林的不幸遭遇是暂时的。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因为遭到敌意、经济权利受抑制，张林和他的爱人数年来没有职业，一家人长期身陷困顿。而张林一家所在的安徽省蚌埠市民政部门不能一直无所作为，应该认真对照《蚌埠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进行衡量。如果张家确实符合最低保障的条件，蚌埠方面就该为其提供低保；如果蓄意不给，那就有公报私仇之嫌，旁人会理解为官家以牺牲法治原则报复不喜欢的人，剥夺百姓生存权。这会有损党的光辉形象。

今天的中国，有点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像曼德拉坐牢时期的南非，都面临的是族群分裂的局面。如果任由同胞之间继续相互伤害、制造敌意的态势蔓延，这不是智者所为。作为中国的执政力量，现政府要做的不是抛出更多的绳索、套住更多的国民，而是逐步为被套的同胞松绑、解套作持续的努力。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曾经为了应对当年黑白仇恨、黑白对峙的危难时局，提出了“真相与和解”的宽容主张，挽救了统一与完整的南非。我想，中国在施行“拿来主义”时，拿来的大筐里也应该装有图图那套和解方案。而执政当局有义务显出主动姿态，促使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的同胞之间，不添新伤，抚平旧伤，为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奠定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