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就是阅读一个世界；既是阅读作者笔下的世界也是阅读作者。认识张翠容已经近二十年了。那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北京，在朋友也是做记者的高瑜家。充满激情的时代，她从香港北上采访北京的知识界。午后的斜阳里进来的年轻女子风尘仆仆，像是刚从远方来，即刻又要启程到异乡去。质朴，瘦弱，真诚，神情和提问有时显得幼稚，好像在追寻着什么，也让人感到有种内在的坚毅和执着。

后来，北京，纽约，巴黎，台北……隔些年便意外地与她相遇一次。岁月流逝，人事沧桑，那最初的印象却依旧，只觉得那份幼稚渐渐被一种成熟所替代，多了份对生活和世事的悟达，多了份悲天悯人的情怀。读这本纪行，印证了这感受，也了解其由来。

我们这时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越来越相互关联，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全球化。但对这样一个与我们的生活有着越来越密切关联的世界，大部分人好像还是缺乏了解，各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精心营筑的心灵壁垒依然坚固；刻意的歪曲和善意的误解、因文化和历史的所造成的隔膜让仇恨、怀疑、猜忌继续在世界上肆虐，和平因此受到威胁，生命由此受到践踏。与此作斗争，多年来我就有个看法：一个记者，至少是那些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带人们到世界上去。这自然不是指要去带人们旅游，而是要用自己笔和图片去帮助人们脱离个体、族群、民族的视野局限，去理解遥远或相邻国家、地区所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宽容常常是因理解而生。遗憾和吊诡的是，有些记者在增进人们相互间的了解上，可能并没有扮演合适的角色，有时甚至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感、个体和所属媒体的利益盘算、猎奇的心理、对轰动效应的追逐、对舒适的要求……可能阻碍某些记者、甚至是才华横溢的记者，去挖掘报道事实真相的原因。许多夸张扭曲的信息就这样被抛出，成为新一轮误解和仇恨的种芽。

我不知道张翠蓉的记者才华是否出众，也不敢说她的笔下没有误解和偏颇，但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有作个好记者的一些可贵素质：对新闻的敏感，工作勤恳，以及对陌生世界和事件的好奇。当然，没有这种好奇，也许今天她会像许多香港白领职业妇女，仍在一个高高的豪华写字楼里办公，领取着高额的薪水。是这种好奇驱使她不断地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过，好奇可能也只是一种好奇，若无什么其它力量的支撑，它或许没法让一个弱女子常常去战乱中冒生命的危险。正如她自己在书中所多次提及，是那些她在危难时所握过的、因恐惧变得“冰冷的手，冒汗的手”，是那些无助的人们的“你可要再来”、“一定要把我们的事情报道出去的”声声恳求，支撑着她，是那让读者了解更多的真相的职业责任感，让世界多些理解和关爱的真诚滋养和鼓动着她的好奇，这才有那一次次地“行过烽火大地”。也因此，我们不难从书中看出、也不难理解，张翠蓉是在努力用心去了解她所要描述的世界，倾听她描写的事件中那最普通人的声音。她的报道中不是没有政要明星，但她将笔墨更多地留给了那些普通人。这或许是作为人、更是作为记者的张翠蓉最让人钦佩、感动、尊敬，当然也是让朋友感到骄傲的地方。一到当地便出入豪华旅馆、享受高级服务的那些记者们，大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理解事情的某些真相、当地人的某些真实情感；而在三美元一晚、到处蚊蝇的旅馆中寄宿，挤在当地人破旧危险的交通车里的张翠蓉所感受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与前者不同了。

用这本纪行，张翠蓉带我们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那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异国他乡，也不是游客领略乡土风情的休闲之地；那是一个烽烟四起、战乱流离、充满眼泪和鲜血的、痛苦和迷惘、绝望和困顿的世界。那不是电影，却有许多比电影世界还丰富的故事；那不是艺术，却撼动人心。生命在那里挣扎，忍受煎熬，如同地狱；真情和希望也在那里凸现和升腾，伴随永恒的山川、河流和天空。中国政府对身居危难中的侨胞不可饶恕的冷漠，西方大国的虚伪，国际政治的残酷和荒谬，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人们对尊严、和平、权利的渴望，都伴着她的笔真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而她所反映的在极度贫困和动荡、在恐惧中生活的人们那对最普通的正常生活的向往，应该也是作者带给和平中的读者的一个宝贵礼物：让人们懂得珍惜。柬埔寨柏宁那个在他人眼下遍寻一块揩臀的手纸而不得的小男孩的愤怒眼光，阿富汗教授哀伤痛苦的表情，阿尔巴尼亚中国侨民的迷惘，东帝汶难民的泪水……一幅幅乱世浮生图，让人痛苦、感动，心生怜悯，寄予深深的同情。

那也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引得作者不时发出感慨和困惑的疑问：恶魔与天使只有一线之隔，随着利益的诱惑和时间的转移而不停地转换着面具。昨日的仇敌，今日的高朋；不断变换着的宣传高调……不过，在我看来，比起我们经常阅读的那些充满自信陈述和判断的国际报道来讲，这些困惑和感慨恰恰有着更强的真实性；它带我们到那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去，逼迫我们思考和谨慎地判断。正如作者反复提及的：即使是战乱中的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自然作者有自己的立场和好恶，从书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但它们不强词夺理，咄咄逼人，高人一等，而是随着她执著的客观描写而自然流露。

读这本书，你能清楚地感到她眼看灾难发生、暴力横行、生灵涂炭而无力回天的痛苦，感到她那作为外人无法分摊受访者苦难而生的那份内疚，这些都因作者女性的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而得到强化。我想，或许正是她当年给我留下印象的那份质朴、简单和真诚，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使得她能在那凶险多端的世界逢凶化吉，减少了许多人恶意的图谋和猜忌，窥见到许多他人不易触及的视角和事实。书中“罩袍下的残酷世界”那一节最精彩直接地展示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作者的女性特质，我们是很难得以如此真切地一窥塔利班统治下那罩袍笼罩的阿富汗妇女的世界究竟是什么。读到那一刻，心情沉重，仿佛那三磅重的罩袍也重重地笼上我的心头。

由此我还想到这些年常在脑际萦回的一个念头：二十世纪的文化和思想、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许过度男性化了，也许这正是这个世纪许多灾难的成因之一。当今世界的女权运动所蕴含的某些文化取向、妇女在各方面的卓越的表现或许构成了人类新世纪的希望之光。在这一点上，作者不正是个例证？——两岸三地，中文世界各种媒体成千上万，有财有势者多矣，但有几位象作者这样的独立记者？战地记者？“背囊记者”？恰恰由张翠蓉这样一位文弱女性来做出这种需要极大的勇气、奉献、辛劳、宽容和理解的工作，成为南方朔先生所称道的“华人世界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国际型第一线记者”，这难道是纯粹的偶然？难道不应让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暗道一声“惭愧”？

百年沧桑，传统的中华文明秩序在现代西方文明的撞击下崩解，天下意识被民族意识取代，恢宏的气度不再。怎样重建一种中国人的现代世界意识，这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课题之一。今天，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加快，这问题尤显急迫和突出。不过，一切还是要以对世界尽可能的了解作前提。挣脱偏狭，自己同时也带人们到世界上去，这是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和心路历程，现在也应如此。

翠容友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到了世界的一些地方，因自己的付出而得到精神的升华，也给读者获带来许多外部丰富的信息，读者或许还会对这世界、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新的感受和想法。下一程，她要到哪里？我不知道，或许她自己也不竟然能全部预知；但我想那方向大概会是明确的：继续去转述人间弱者的疾苦，招唤人们的良知，去道出真相，揭露强权和不公，去邀请人们来思考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带人们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上去。

《行过烽火大地》，张翠容著，台北马可孛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