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

昨夜钱被王教导员放出去洗热水澡（也许还办了其它事），回来后他说，两大桶热水兑在一个大桶里，洗得非常舒服，连衣服都是用热水洗的。这才是真的受优待！此前他讲过，所里准备让他住进小号子，只３个人，因为没电视（大概还因为对我们号子映象还不错，我想），他拒绝了，没去。

今天早上，李开门剃胡子，剃完，我单独留在后面，问他上次说的“这个案子可能不按司法程序”是什么意思。李所长说没说过这话，“怎么可能不按司法程序呢？”他一脸的困惑，“我没讲这话，只说过肯定按司法程序办”。李告诉我，余支队这个星期没时间，谈一次的可能性没有，他要陪省里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调查组到各地了解情况。

李提出见见律师，我答应了。让李宗毅去问问，看看案子的走向，也好。我在心里预计，不容乐观。公安的说不定会将指控进一步扩大，新的起诉意见书有可能包括有“首要分子”或“国家机密”。由于修宪与修订《刑法》之间必定有个时间差，长的话这个时间差还可能超过一年，因此，我的案子在今年热天继续走司法程序“过碾子”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的话，也许都无法出狱。

李所长将我和老钱留在８号，要外劳的送来一瓶开水，自己关上门就给２９号开门去了。

剩下我们两人在风场里晃动。老钱无意中透露，他的案子在检察院，案子的性质是工作上的事，再进一步，他就不肯深谈了。

估计是２９号的号审提完了，李所长又来开了８号的门。听到大门开动的声音，我和老钱从风场里回到室内，李拿出一点茶叶，给我们每人泡上一杯。这是我入狱来第一次喝上茶。他又拿出一小袋奶糖，说是老钱家人来留下的，给了我们两支笔，老钱也要记帐。

闲聊了一会，有人进来通知老钱要提审。我赶紧将两只茶杯满满地掺上开水，端回号子。李跟在我后面，我干脆转身回到８号里将开水瓶提过来了。老张见机行事，拿上自己杯子倒水，纹身又加上自己的茶杯。监室大门关上后，除老钱提出去了，还剩６个人，全围过来分茶水喝。

一会儿，外劳的小周打开观察孔，要我们坐好，说是一会有人要来。果然，不一会，看守所一把手杨所长带领几个女的出现在上面窗口，大概就是省妇联未成年人犯罪调查组的。她们对吊气很感兴趣，要他站起来。问了年龄，进来的原因。问过后，彼此在窗口上耳语了几句，也不让吊气坐下，径自走了。身影刚从窗口消失，吊气立即去小便。待老张去小便时，那几个检查的女的却转回来了，从北边窗口探进头来。老张急忙转身。

吊气对性的问题总是特别敏感，邪邪地笑着说，那几个女的也背过头去了。他们方便时我取出了纸和笔，低头记日记。这个动作却正落在检查人员的眼中，杨贵田所长喊我起来，问我在写什么，要我再帮所里写点调研材料。他们的身影从窗口刚消失，室内吊气就“吃吃吃”地笑起来，学老张刚才的狼狈样，说张的那个东西被那几个女的看见了，“那几个女的长的不错，回去肯定会想鸡鸡的！”这孩子，对性的趣味就是这样浓，联想也丰富。

中午，刚睡下约半个小时，大门开后，喊我出去，张等立即翘起头来，说是我有了好消息。穿好衣服到外面，谢力在８号门前做出请进的手势。进去后，桌子后一并坐了３个人，两男一女，没穿警服，全不认识。我边坐下边穿袜子。李所长端张椅子坐在后排。我便请他将眼镜拿来。谢力在侧在笔记。李拿来眼镜后也坐下记笔记。正面三人中女的那位胖乎乎的，坐中间做笔录，右边一武汉口音的中年男子，也是胖胖的，自我介绍说是武汉公安的，因为有谢力警官在旁边，就没要求看他们的证件。要求说一说几次到武汉的经过，接触了哪些人。问话中，我又与他们发生了争执。我认为在武汉的几句集会都是合法的，人权领域不是国安伸手的领域，与主审的胖中年人争论了几句。我对他们申明，聚会是合法的，没有什么危害社会的行为，对合法的人权领域进行调查，是把集会当作了有犯罪嫌疑的活动，不能接受。我有权不合作。问话中，我插述了对当前几件时事的赞许态度：给农民直接补贴，江苏省将收入在５００元以下的农民列为不充分就业，部分省市给农民办养老医疗保险，认为这几件事做得比较好。胖个男人表示，对集会、言论自由等今后再讨论。对于集会中的参加人员，因为隔的时间太久，有些细节上记不太清（其实记得清的也推说记不清，出狱后整理时注），胖个男子说与原来所说的不一致，因此不要我签字。整个问话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走后，李所长将我单独留在８号里坐了一会。李温和地，像批评又不完全是批评地说：“后来的话说了干嘛？只说记不清就是了。你在这个场合强硬，有些不适当。”

问话快结束时，谢力出去打电话，估计是汇报我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大概是回答仍然很顽固。一会，胖个男子也出去打电话（接电话？），进来后就草草结束了讯问，与开头的肃穆阵势相比，让我有虎头蛇尾之感。

胖个男子问话中，另一个坐在左边的长尖脸的中年男子始终一言不发。

谈话又是不成功的，但如果成功了，武汉的朋友可能压力就大了。

下午约４点半，风门关过不久，雄干部又笑着带两人出现在南边窗口上，中间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哭喊着：“爸！”老钱站起来，挥手，抹泪。他儿子哭着说，你放心，我们在做工作。老钱回答说，“上午检察院里批捕了。”另一个只喊了一声：“钱所长！”我忽然想起上午在８号时老钱对李所长讲过的一句话：“把钱赔了就要好些。”猜想可能他是看守所所长，大概是打死了人。他儿子被雄干部扶到旁边抹泪，等他平静一些后，又让他们父子间讲了几句，全是大悟方言，听不大懂。他儿子走后不久，雄干部又引上两个人到窗口上，一男一女，听对话，好象是同事，女的说，这一时半会有什么也说不清，有什么事你和李所长、雄干部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告别前又叮嘱道：“莫着急，我们在做工作！”真羡慕老钱，亲人，同事都可以见面，哪像我。再一想，老钱肯定不会有晓波、少平这等朋友，其实，我比他幸运得多。

中午，午饭打得特别多，分吃的菜是夏春蓉送来的，酱烧瘦肉，吊气、刨皮、纹身都叫嚷：“好吃！”刨皮吃了一大碗饭，剩下些酱肉，又倒了半碗饭吃光。剩下大半碗饭加大白菜再无人能吃了，纹身瞅着没干部看见，倒进了厕所，倒后赶紧用水冲，一会厕所就堵了。睡前，我特别要求不得大便。纹身发现刨皮上铺的姿势不对头，像上次吃撑了的情形，身子半斜，肚皮挺直难弯，断言，刨皮要大使。徐说，我保证不拉。睡下没一刻钟，刨皮胀得不行，爬起来，一边说是小便，一边已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一股臭气在号子弥漫开来。这小子这样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每次有点好吃的都要吃到喉咙口，撑多了就让大家闻臭气，不管一管大家就会对我有意见。并且，这一回又正值厕所被堵，这一下厕所堵得更厉害了。我大声吼道：“等会你用手掏！”然而，到底不忍心真让他用手掏。下午起床后，我安排自己和老张打“冰箱”——叠被子，要“律师”带刨皮弄通厕所。李所长来开门，送老钱回来，我趁机请他弄个工具来，好把厕所掏开。

李所长答应了。这边他们还是在弄，但弄了半天没效果。刨皮找个黑塑料袋，套在手上，准备真的用手掏，我又不忍，觉得这有点侮辱人。拦住了他，想等李所长把工具拿来再说。打好了“冰箱”，见刨皮蹲在风场边等，不停地叹气，面色阴郁而无奈。我只好亲自动手舀水，他毕竟还是个１６岁的孩子呵。家里又在农村，何曾做过这种事。我冲了两桶水，有些通，但还是有些东西堵在里面，水下得不利索。大门迟迟不开，看守所里也许根本就没有掏厕所的工具，大概是等不到了，下午放风的时间一会就要结束，再不掏开，一夜间大家都不能用厕所，这可不行。我只得找来两张破布，还是让刨皮在手上包上塑料袋，用破布将下水口先堵住，然后猛拉。拉了几回，仍然不行。其他人都在旁边看笑话，刨皮到底是脸上挂不住，丢掉破布，挽起袖子，蹲下，手伸进去，掏出一大把大粪，我再倒水，这才终于通了。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

夜半醒来，非常的感伤，为自己极可能面临长期关押而感伤。以前未入狱时，以为自己强大无比。待到长时间被关押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脆弱的狠，看清了自己凡夫俗子的本质，根本经不起重击。感伤郁结成愤怒，恨不能立即出去，与共产党对决，将所有涉案的、后台控制的全骂个狗血淋头，声誉扫地，遗臭万年，并给他们追究法律责任。心中就想象着这些人们被送上法庭后垂头丧气的模样。如此想象一番，找到一点平衡，冷静下来，思绪又回到久已构思的小说上。开始，愤怒郁积在胸时，恨不得以头撞墙，绝食而死。待到冷静下来后，感到还是要保重身体。撞死了是白撞的，一腔悲愤，也许确能为推翻刑法１０５条杀开一条血路，然而以后呢？难道我的生命就只值这点价值么？还有那个制造出１０５条的强权呢？最强烈的愿望是活着出去，继续一生的奋斗。我活着是为了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死去，当前最关键的，一是保护好自己，二是艰难地取得办案人员的尊重和理解，等待事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原因是，关我一天，共产党的信誉就多受一天的损失。它不可能长期不顾舆论，不守信义地将我关在里面。

上午与老钱一起到对面８号政治教育室整材料，又有两拨人来看他，在风场里打旋时他对我说，检察院的有意见，批评他在看守所里搞特殊化。他还说自己的事是工作上的失职。我当时就估计他不是打死了人，便是有犯人脱逃，或者开车撞死了人。我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他，横竖没话找话。他含含糊糊地认同后一种猜测。中午，老钱被从床上叫起来，出去了不一会，就回来收拾东西，估计是要异地关押，或者调号子。送老钱刚走，大门开处，李所长又送进来一个中年人。关上门后，按里面的规矩，我没动嘴，由老张和纹身“审问”，得知是一个高级工程师，为了两箱烟被抓进来了。、

下午和老张一起到８号继续整材料。到快开饭时，材料整完了，李开了大门，将我整好的材料拿了去。我们回３６号，李却忘了收我的眼镜。在号子里戴眼镜绝对是违规的，我不想给李惹麻烦，想给他，让外劳的小孙带信过去，却迟迟不见他来。到小孙送开水时询问，原来李一直在监控室里，小孙进不去，没带上信。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

明天老张要走，要出狱了。１０天后刨皮出去，４月１０日纹身走，这牢里，熟悉的面孔一个个都要告别，只剩下我，不知坐到何时。

在无法入眠的凌晨的几个小时里，将《起诉意见书》中的“恶毒攻击共产党”等语与“文革”中镇压右派运动联系上了，当时为何没有从这条线上去论证呢？如果走这条线，从这个角度说一说，辩护词应当更有说服力。

有眼镜在手，却无法戴上。戴上后如被巡查的民警看见了，便出漏子了。

直觉告诉我，在公安环节放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余国平不见我，也可能是难为情，法学硕士，对一条刑法条文居然弄错，也算是遗笑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对我心怀愤怒，还可能是真的很忙，还可能是我的事已成定局，见与不见，没有意义。到底是何原因，３月９日便知端的。时间不长，等吧，再耐心点。

下午小门开了，喊张，纹身大声嚷嚷：“执行通知书来了！”我替张高兴，凑到跟前，从他手中接过纸来，原来却是《抗诉书》，孝南检察院嫌法院对老张判轻了，向孝感市中级法院提起了抗诉。这一下张的案情就发生了剧变。刚才还在为明天出狱高兴的老张，脸上顿时布满愁云。我非常同情，纹身却转身到风场里高声唱了几句。

张的案情发生如此转折，原因极可能是他在侦查期间得罪了反贪局办案人员，后来又没有“上门服务”。张说过，检察院曾提出５万元的赃款应退给他们，张却退给了法院。

检察院办案的因此很不高兴，当时就对他讲，如判缓刑将提起抗诉。由张联想到自己，我的那个无罪辩护的辩护词不也触怒了公安局办案人员吗？办案的最见不得的就是无罪辩护。我的结果应当也是难以预测的，说不定，再次递交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会增加更多内容，反正他们要什么可以罗织什么，连首要分子，国家机密等也给捎带进去，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最坏的，最怕的，往往就是最可能出现的。现在我已经预感到，怕什么，它就给你来什么。就像杨子立他们那样判个８年的可能性并非完全可能排除。

如果是真的，会如何呢？将如何面对呢？

以为用些力便能解套，不知愈用力，套得愈紧。当我觉得轻松时，公安方面便会背力。他们是绝对不肯背力的。当北大等地主张我清白时，公安便背的是黑锅。他们肯背黑锅吗？所以，合理的逻辑是，他们便会愈发设法要制住我。这种“证据”，以他们那套有罪推定的逻辑，加上我行文时的无所拘束，是不难得到的。因此，再次起诉便成为定局。现在最担心的是重新写的《起诉意见书》中到底会出现何种不利于我的内容。我完全是黑的，只有等到１５号左右，再次见到李宗毅时，才能看到或得知内容。等到１５号，还有１３天左右，等到本届人大会议开过，或许，人权公约会在会议的头几天就通过。

临近一个月结束，李所长嘴里再没有透露任何与我的案情有关的消息。上次，李所长在安慰我和老张没得到流动红旗时，有间无意间说了句：“下回争取”。当时我觉得是专指自己的，现在看来，李对张案中检察院抗诉一定早就知晓。所以那个“下次争取”当指我们两人。李如有好消息，是会喜滋滋地吐露一点的。现在完全听不到半句，便说明公安局环节放人无望。昨天，我分析自己的案子必定交给检察院时，李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回答：既不找我谈，也没有其它的消息，我是根据这些推测的。李听后简单地应了一句，你的事最终总要给个说法的。什么样的说法？李虽然轻描淡写，不吐实情——他一个看守，也不可能知道太多案情，余支队后面的人们一定恼火透了，就让他恼火去吧！还有，我写给夏的那封很乐观的信，一定没交给夏，而是到了余的手里。

这信也会激起他们的敌意，引发惩罚报复的恶意来。

眼镜没还给李，今天李休息。

２００４年３月４日

昨夜情绪极为低落，不容乐观的前景沉重地压在心头。估计还不到凌晨两点就醒了。墙壁上剥落的油漆像一个张大嘴巴“吱吱”叫唤的人像。心里烦它不吉利。三个月前就发现了它，一直作一个纯出自然的艺术作品欣赏，今天却不能容忍，一点一点地用指甲抠，将大哭着的嘴巴的线条搞乱。再一看，它那大张着的嘴隐约还在。为了堵上这张有吞噬掉我自由之嫌疑的嘴巴，爬起来寻找坚硬一点的东西，才意识到，在这号子里，连块碎石都没有，仅有的硬东西，只有牙刷把和塑料钮扣。墙上尚未剥落的油漆用指甲极难划掉，愈划不掉，心里愈烦，暗暗发狠，要自己记住，清晨起床后，一定要到风场里拿来牙刷，用劲乱划一通，看你还哭不哭相？发狠之后，却又自己笑起了自己，被关到如今，难道真的会与它相干不成？

好不容易挨到将近黎明，窗外寺庙里打更声每天准时敲响，从急促的拍门声判断，时间应该已到四更天。进看守所后的四个多月来，我一直靠这打更声估测时间。打更之后不久，庙里的道士（也许是和尚）们就唱起来了：“哇哇呜呜呜呜哇”，“哇哇呜呜呜呜哇”，像是什么经文，又不像是经文，像是什么宗教歌曲，只是歌曲不可能如此单调。

抑扬顿挫，高亢与低昂交相更替，翻来覆去，就一个旋律。这歌声冲淡平和，开始只觉得单调枯燥，听长了，循环往复之中，却有些慑人魂魄的感觉，好象最博大的声音原该这样的，正合大音稀声之意。唱歌声悠悠扬扬地传进耳鼓，像催眠曲似的，却无法将我催眠，不止一天两天，告诉自己，多想无益，不如蒙头大睡，可就是没有一天回到睡眠状态。记得去年关进来后最开始的几天，凌晨醒来发现这声音时，还以为是偶尔做法事，后来听的多了，几乎天天都有，便认定必是日课。日子长了，这唱声就不自觉地成为我度算时间的依据。只要它传来，说明漫长的夜晚就快结束了。庙里的齐声颂唱停止后，不知又经过多长时间，隔壁湖北技术学院的广播里开始播放起了《回家》，萨克斯风，以前在家时，电脑经常放这曲子，在舞厅里跳舞，最后一般都是这曲子送别。萨克斯风打开了我的联想之门，勾起怀念之情，脑子闪回在小城里的那些虽不自由，却也平静而无忧于衣食的家居生活。不由己地就想到，要是能在这曲子的陪伴下回到孩子身边该多好！脑海里一边这样暗暗企盼，一边却又清清醒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痴心妄想。如今自己面对的局面，虽说必定将会在海内外激起广泛的同情和声援，却是有生以来最为困窘的处境，虽说没有生命之忧，只有出狱早晚之别，却必须由我的家人，特别是我最爱的孩子承受或分担灾难带来的重负。以我的判断，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依法行政，他们的目的只在于整人，通过整我来谋求威慑天下。如果就那么诗意地将我放出，海内外的呼吁是尊重了，法制权威是维护了，权力的威风却削弱了。这是他们所不可能忍受的。

因此，必定会变着法子找理由将我继续关押。

明知出去不可能，一边却还是在心里盘算：能否出去，希望应该就在这半个月里，人大会议结束，人权入宪，最好是人权公约得到批准，看守所的大门也就向我大开了。如果还不能出狱，就很难顺利出去了。法院也是他们的，不可以作过多的指望。现在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等吧！等吧！不管何日是尽头，总之都得忍耐，等待！

上午李所长开了门，让我和老张到８号坐了坐。李所长先说到老张的事，笑笑说，正好陪陪导斌。我继续按自己心中定下的策略办，主动问他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有没有什么消息。李所长回答都是没有。３月９日愈来愈近，在公安环节中止的希望一步一步远离。这个牢，还需要更大的耐心，更多的煎熬来填充。这样的情形实在让人沮丧（我知道这日记处于他们监视之下，随时可能被他们取去，以帮助了解我的思想动态，便在日记中特意这样记下，以示自己已虚弱不堪，急切想出狱，以掩盖住自己的真实所图。前面和后面的日记中不停地夸大渲染急切希望出狱的心情，也是出于同样的预防目的。整理时注明）。

今日才从李所长口里得知，余国平原来是监管支队的副支队长，临时抽到公安局办我的案子，现在大概不管我的事了，在局里搞其它中心工作。据此推测，退查后再一次经办我的案子的，应该是个更加厉害的角色。也许，重新起草的《起诉意见书》将会编织的更严密，也许将是无懈可击。我赶走了一个弱的，却惹来个强的，我的对手越来越强！

而且，他将不再有余支队对我的理解、同情和尊重，我在余等人身上所作的“启蒙”工作，现在将可能失去效用。

尽管明知情况如此，心底下还是有个微弱的火焰不肯熄灭：３月９日放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记下这一句的原因同上，又有所不同，这是想暗示看到这句话的他们，应该把人权入宪当回事儿。整理时注明）。

我上次对武汉国安的态度，李所长评价为“强硬”。从开始的文章，到通过检察院寄给莫少平的《辩护词》，到上次的谈话，我的姿态均未离强硬，这是他们最反感的。我的日子不会好过，是肯定的。他们想看到的，是屈服。

态度！对了，李所长不止一次明明白白地“启发”我（也算是好心地教给我一个对付他们的秘诀）：政治案件，关键是看态度！我怎么就忘了这点呢？既然他们主要是看态度，好吧，装孙子吧！从今天起，就伪装吧！

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

新来的刘很开朗，６５年的，据他说是因为用车为朋友带了几箱烟，在舵落口被汉口交警查出，因此被抓进来。方脸，微黑，站立时胯子喜欢一抖一抖的，看情形是个常在风月场上玩派的哥们，在孝感市一家非常好的机关上班，月薪２０００左右，在孝感这已是高薪了。大前天来的，钱前脚走，他后脚就来了。估计是钱说３６号财务上有空帐，李所长因此将他调来填洞的。他带来的卡上有３００元，跟我们接连吃过几餐差伙食后，昨天下午向我建议点菜，点饼干，点早点，点烟。他的钱，又正当大家都需要改善改善，我不好抠门，只是提醒他，这儿东西贵。他不以为然，说，钱用完了不要紧，再要家里送来就是了。

接连４天左右没烟抽，昨天下午来了１０支烟，我和老张不抽。他们５个每人２支。吊气抽后，又像以前几次一样，被烟熏醉了，脸色苍白，睡倒在铺上，晚饭都不能吃。

照道理推测，人权入宪后，放我是最合适的，政治上主动、体面，法律上不存在障碍，还有望免除国家赔偿。３月９日前回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们不可能算不过这个帐来。

现在就看３月１０日了。

上午李所长提号审。接连两天提号审，这是第一次。李所长说李宗毅下周一将到公安局了解情况，他还向监管支队长转达了我昨天提出的想与余支队谈一谈的想法。我想，这个号审的主要目的是安我的心。他大概还是担心我会绝食的。在接见期间，他不停地恭维我，可能也是这种安抚策略的一部分。我提出“两会”期间天天看报的要求，下午，李便亲自送来了今天的《湖北日报》。

上午负责来钱上卡的胡警官来给老钱上卡，我们回答不在。说可能在３７号，她到隔壁开小门，里面也回答没有。外劳的小孙说在３９号。趁小门未关之际，我叫吊气伸出脑袋观察。果然，女警官在３９号门前办手续。钱原来没有异地关押，他只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监室，换到了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号子里优待了。

上午，吊气的告知书来了。这孩子将被起诉。他赶紧起草了法庭陈述，请我改，想像刨皮那样用得益于我帮助的法庭陈述而只判５个月。我估计他即使判，时间也不会长，最多半年。号子里现在最关键的是我的事，如何结局，或者说向何处发展，完全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