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从凤凰卫视的《社会能见度》看到了再访大邱庄、重评禹作敏的节目，感触良多。《民主中国》还是平面纸媒时曾发表过笔者的一篇文章《大邱庄——北霸天的兴亡》（１９９３年７月号），须臾十二年过去了，“天下第一庄”大邱庄的金漆牌坊已剥落倾圮，１９９３年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琅铛下狱。只是其时六四余震犹存，江泽民的位置也坐席未暖，彼时的“政治正确”是反和平演变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故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座大祠堂里的长明灯，却万万不可让阴风吹熄，于是１９９４年官方传媒又为另一座新牌坊隆重剪彩，那就是“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它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和走集体致富之路的新样板。于是祠堂里的长明灯又摇曳不止地点燃起遗老遗少们的希望。

河南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和先前的“天下第一庄”河北大邱庄一样，从未“分田包产”而一步到位地实行集体所有的联合公司，所不同者，只在于南街村党委要求村民个个佩带毛主席像章，每日如仪地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南街村从１９８４年起就开展“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革命洗脑运动，家家备有毛泽东选集，俨然是毛时代的遗民。诚然，哪怕是桃花源中人也难免有逸出祠堂家法的杂念，故此须有常备不懈的例行“斗私会”，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领导村民在会上作触及灵魂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村中近万名外来民工，必须先到民兵营接受军训。克服“自由化”作风，合格才能上岗；全副武装的乡丁民兵则把守村口，禁止任何“不三不四”的人擅入本村。尤须一提，南街村里还建造了一座“朝天门”，完全仿造北京天安门的模型，楼主和舵手仍是毛泽东吗？歌词确系如是唱的，但此职实为庄主兼香坛坛主王宏斌所把持。在“政教合一”、“政企合一”的南街村，他就是总裁、族长、教父和大救星！南街村刷着的著名大标语：“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由此便可见一斑，此乃一个土皇帝和无数家丁农奴所组成的封建坞堡式庄园。

世事白云苍狗，本朝固有的意识形态眼见已如泥石流一般倾泻，空余百孔千疮的躯壳和符咒一般的话语词组。９０年代后期，中共这大族长已在祠堂上重新安装了一座神龛，毛泽东的泥胎偶像已告褪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坛老祖不再姓毛，甚至不是姓邓，而是姓江。“三个代表”百般乔装打扮之下，吹吹打打地上了花轿，用它来为垂暮破落的社会主义朱门大户“冲喜”，果然有了点招财进宝、一洗晦气的意思。江氏的思想秘笈不但要写入党章，而且写入宪法了。此时此际，南街村为先帝毛泽东招魂的老式经文，委实有些儿过气了。扒平了这座祖坟倒也不必，但要立个新牌坊便是势在必行。于是，华西村之盖世英名，一夕之间便如雷贯耳。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近年富甲天下，号称“天下第一村”，恰好它问鼎神州那一年，前“天下第一庄”的庄主禹作敏在狱中自杀身亡了（１９９９年）。而华西村取而代之，村党委书记叫吴仁宝。华西村和大邱庄一样，都是靠办钢铁厂起家的，而吴氏和禹氏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垄断权力、终身制、家长制和实行事实上的庄丁家奴制。华西村和南街村有甚不同？吴仁宝的聪明之处，在于比王宏斌更能“与时俱进”，他不太捧毛泽东这尊香炉，村中反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塑像，他讲忠孝礼义，但首先要讲“三个代表”，把江泽民竖起的新图腾小心翼翼地擦的锃亮。不过，论权力垄断和个人崇拜，他和南街村的王宏斌别无二致，华西村有个艺术团，该团的保留节目《华西人》，就是年年月月乐此不疲地为吴仁宝唱颂歌，词曰：宝刀不老的引路人，高尚立环宇，人间此人少，圣贤有几人？这类肉麻而蹩脚的歌词，就是吴仁宝本人写的。追想大邱庄禹作敏从６０年代初的生产队长到文革时期混上村党支部书记，再也没让出过手中的一分权力；而现年７６岁吴仁宝当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一当就当了４０多年！所不同者，禹作敏尚未有机会子承父业，就吃上了官司，家族霸业灰飞烟灭；而吴仁宝却香火永继，日前让出党书记的印玺，新掌舵人便是他儿子吴协恩，还有他另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担任党委副书记，果真是江山一统，王朝永固！

其实，这正是整个专制政体的袖珍版缩影。中共执政五十六年，传国玉玺也“击鼓传花”一般交到了第四代核心之手，宪法里更明文规定本党“寿与天齐”的永久执政地位。正所谓：臭坑出臭草。禹氏、王氏、吴氏的现代坞堡庄园，无非是集权政治的树干上的小小瘤结罢了。

按说，不管族长或乡民捧哪座香炉拜哪尊神，都有其自由。依照“生存权说”和“猫论”，这三个村庄既然富甲一方，便是逮住老鼠的好猫，管它姓毛姓邓姓江姓胡，又或给刘关张重塑金身，顶礼膜拜，那又如何？殊不知，它们的致富钥匙都无任何示范性可言，当年大邱庄是钻经济转型期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去敛财爆富，并为中央各部委设立“小金库”为其洗黑钱，从而在批文、物资、价格方面获得丰厚回报；而南街村、华西村是从国家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建立工商业基础，而本村乡民之富裕，又建立在对外来民工的压榨之上，如华西村只有几千村民，但外雇了近１０万民工，这些民工的工资仅三百元，还要为此签下苛刻的卖身契。即便是本村乡民，也没有基本人权，祠堂族长对他们实行从经济支配到人身自由的全面控制，简直形同庄园奴隶。原来，从《镜花缘》的君子国到《动物农场》，从虚饰的谎言到严酷的真实，这才是横贯于中国农民手掌心的黑色命运线。

以当下“三农问题”之严峻，倘若任谁都能把巨额银行贷款搞到手，树起“天下第一庄”的牌坊何其容易！然则比照吴仁宝与王宏斌，无权无势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却贷款无门，他唯有靠民间集资来发展企业，这本非违法之途，但他恰恰伤及了官办银行和当地党政官员的利益，于是齐齐联手把孙大午做掉。而更多的地方连孙大午这样的乡间贤能都无法冒出来，一切生机都被官霸、商霸、村霸等钱权交织的巨网所绞杀。

今时今日之胡温新政，三个“天下第一庄”都次第淡出，连“三个代表”都有点枯焦的意思了。目下时兴的是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温家宝也立下重誓，要解决三农问题，此言曾掷地有声，却事隔一年有余了，农村凋敝如故，农民困苦如昔。倒听闻胡锦涛颁下御令，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给禁了。也就想起袁水拍的打油诗——袁某也属奇人一个，他当年以写讽刺国民党政府的打油诗起家，后来写歌颂大跃进的《红旗歌谣》，袁某顶着诗人桂冠混得象模象样，却写了一辈子都超不出打油诗一格。在他的所有打油诗里，我只记得讽刺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两句：

新生活，新生活。

什么新生活，还是老生活！

别看写得粗鄙少文，这拿来形容胡温“新政”，倒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