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魁胡锦涛号召向朝鲜古巴学习的批示震动党内外，此批示也正式宣告了所谓“胡温新政”的破产。“胡温新政”其实是国内知识分子和海外媒体“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可能出现。那么，胡锦涛批示中所谓的“朝鲜古巴虽然经济上遇到一点困难，但是政治上一贯正确”，究竟是何种含义呢？

联系起最近中共官方媒体高调纪念陈云的动作，在市场经济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今天，中共却大肆宣扬陈云这个“鸟笼经济”的发明者和实施者，电视剧、记录片、座谈会等走马灯式地登场，是否也表明在胡的心目中，陈云比邓小平更为“政治正确”呢？我在上海看望文化界元老、曾经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的时候，王元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胡乃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这就是胡要求全党学习朝鲜古巴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胡锦涛先生根本没有“新政”的意愿，而只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雄心壮志”：与其说今日中共要向朝鲜与古巴学习，不如说他们企图重新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来。

朝鲜在经济上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虽然在官方媒体中“形势一片大好”，但近年来朝鲜每年短缺三百万吨以上的粮食，大量民众因营养不足而死亡。这种情形类似于毛泽东时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不过，因为国家人口数量的差异，那时的中国饿死了数千万计的民众，而小小的朝鲜据说也有数百万人饿死。在困境中，朝鲜政府只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年龄、性别和劳动强度的差异，确定不同的标准配给口粮，每人每天从三百到五百克左右，另外还有三十克食用油、二十克酱油和二十克盐的供应，而肉、禽、蛋、菜等几乎为零。因此，这样的限量，仅仅是“保命粮”，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式的恶化，连这种正常供应都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朝鲜政府有何应对措施呢？金正日希望通过大面积种植土豆，代替大米和玉米，解决老百姓“吃饭难”的问题。金正日甚至提出“土豆如同大米”的口号，号召人民栽培并食用这种食品。朝鲜《劳动新闻》等媒体称金正日的讲话点燃了“土豆革命的火炬”。于是，有一千多名复员军人和四百多名平壤、开城等城市的姑娘，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金正日视察并赞扬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样板”的大红丹郡，落户农村，像中国当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一样，参加土豆生产劳动。朝鲜官方还专门拍摄了故事片《对人生的追求》，讴歌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开辟新天地的壮举。一对落户大红丹郡的夫妇给金正日写信，请他为即将诞生的婴孩起名字。金正日回信说，如果是男孩就叫“大红”，女孩就叫“红丹”，好让“大红丹”永远流传。

中国最左的《环球时报》在报道朝鲜遇到的“经济困难”时，对朝鲜官方组织专家“研究出百余种土豆吃法”的措施大加赞赏。其记者在询问平壤市的一些老百姓由吃大米改吃土豆是否习惯时，不少人说：“我们从小就是吃土豆长大的，没有什么不习惯。”还有一些市民表示：“现在吃土豆，是为了将来的生活更幸福。目前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能为国家分忧，有土豆吃，就已经很知足了。”他们还说：“只要美国不和我们作对，日本对侵略罪行进行赔偿，我们就一定能够在金正日主席的领导下过上顿顿白米饭、天天喝肉汤的日子。”参观过平壤的外国人发现，在这里看不到一个肥胖儿童和小巨人。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个头矮小，像豆芽菜似的。北京及其他中国大城市有许多肥胖儿童，家长们为他们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心，采取了若干减肥措施却没有起到明显作用。联想起朝鲜的情况，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医治肥胖儿童办法。这个办法万无一失，而且简单易行：把我们的肥胖儿童送到朝鲜去呆上三五个月不就行了！这个办法一旦实施，全世界所有的减肥药都将丧失市场。中朝友谊也将更加牢固。

《环球时报》的记者感叹说：“坚强而淳朴的朝鲜人民在苦难面前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宽容，令人感动。”然而，就在老百姓“高度地理解和宽容”的同时，金正日的子女却在巴黎的高级商店中挥金如土地购物，金正日本人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奢华的日本料理，为了一道菜甚至不惜派遣首席厨师乘坐国际航班专程赴日本采购。金氏集团在瑞士银行存了数十亿美元的民脂民膏。在笔杆子的欺瞒和枪杆子的威慑下，老百姓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胡锦涛先生需要的大概就是老百姓的这种“高度的理解和宽容”吧？那么，如何才能拥有如此俯首帖耳的老百姓呢？靠的是舆论宣传，靠的是愚民教育，靠的是“政治正确”的灌输，靠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胡锦涛羡慕的是“小兄弟”运用的这样一些手段：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悬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大型雕塑和语录碑刻。就连飞机场、火车站、医院、少年宫和幼儿园也不例外。在普通人的家中，墙上挂着金日成父子的画像，有的人家还挂着包括“国母”金正淑在内的三人画像。在平壤市中心，还有一座巨大的高塔，即“主体思想塔”。“主体思想”就是金日成思想。该塔高一百五十米，塔顶红色火炬高二十米。塔后排列着六组阐释金日成主体思想的花岗岩群雕。在我看来，强调“主体”和“核心”的思想是害怕真理的思想。因为伟大的思想都是开放的、多元的、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相同的形式和实质，在另一个时空中有声有色地上演着。看到朝鲜的一切，江青同志应该感到欣慰才是；看到今日中共的党魁要重新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在地狱中饱受精神煎熬的江青同志一定会为自己几年前轻率的自杀感到后悔。说不定胡锦涛总书记会对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实行大赦呢。

一位到过朝鲜访问的学者告诉我，他们每到一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领袖献花、鞠躬和聆听领袖伟大的功绩。各个参观点的解说员都经过专门的训练，或慷慨激昂像朗诵吟咏，或辅助以手势声情并茂。陪同的翻译只要一提到金日成的名字，都会在前面冠以“我们的伟大领袖”。即使在一段话中，也会把这个定语重复无数次，而且从来就不厌其烦。在平时的交谈中，他们也形成了惯例，照此不误。朝鲜宣传部门规定，对领袖的宣传必须达到“三化一性”，即对领袖要神格化，对领袖的教导要教条化，对领袖的指令要绝对化，对领袖的服从要无条件性。我在国内好些地方旅行的时候，已经多次看到毛泽东和胡锦涛两位领袖并列的巨幅画像。在朝鲜，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实施这一伟大的“战略”：在朝鲜最高级的幼儿园“金正淑幼儿园”里，歌功颂德的标语满墙皆是，孩子们就在这种偶像崇拜的环境中长大。独裁者们深知：拥有了儿童，就拥有了未来。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关于“江爷爷”和“胡伯伯”的儿歌早已琅琅上口。

如今，朝鲜人对金正日的崇拜快要赶上他的父亲“国父”金日成了。他们称呼金正日为“伟大的领导者”。标语口号中的用词诸如“最杰出的接班人”、“主体思想最彻底的执行者”等等，让中国中年以上的人联想起当年加在林副统帅身上的定语来。不过，一个仅仅是“亲密战友”，而另一个则是实实在在的亲生儿子。朝鲜人自己发明创造的一种说法是：“金日成就是金正日，金正日就是金日成。”对此我大吃一惊：难道朝鲜的科学已经发达到如此地步，远远超过了欧美，他们早就掌握了克隆技术，成功实施了对领袖的克隆？

这些就是“大哥哥”需要向“小弟弟”不耻下问、虚心学习的地方。最近两年来，中共高层频频就高校加强政治教育、新闻机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一系列开倒车的行为正在雷厉风行地展开。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亚洲大地的今天，中共依然顽固地梦想“朝鲜化”，亦即“毛泽东化”，实在是愚不可及。门已经打来，光已经照耀进来，这片广袤的土地还会像中共领袖们所设定的那样继续黑暗下去吗？

——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