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满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危机。虽然由于一批中兴名臣的努力，成功地平息了太平天国起义，但更为严峻的外患却始终无法克服。中国是一个长期依靠“朝贡制度”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中央帝国”，“普遍适用于为中国所知的整个地区的朝贡制度，多少世纪以来已被证明是一种持久有效的国际关系制度。这是一种等级制度，其中各民族所处的地位，是由各自受‘儒学’渗透河同化的程度来决定的。儒学世界秩序的引力中心是中国，文明的影响正是由此辐射到各国。”（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4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朝贡制度对安抚周边国家屡试不爽，并逐渐凝固下来而成为不可改变的“祖宗之法”。这背后是一种对中国自身文化的充分自信：即便中国被外来征服者占领（如蒙古族和满族），最后征服者自己却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所同化了。用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说法，中国人对待外来的侵略的传统自卫态度是民间智慧的运用，“如果你不能消灭他们，那就加入他们”，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他们加入到你们之中”。但是，中国人和十九世纪欧洲人的问题与中国人和早先突厥人或满洲人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些不能用中国先有武器将其大败的西方征服者，完全能够利用自己的工业和商业手段控制中国，使它服从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建立其直接的统治，他们用来维持其在中国势力的力量基础远在中国之外，他们不需要变成任何程度上的中国人。”（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1页。）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前来中土的欧洲人，甚至宣称自己拥有更为高级的文化、政治、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并在武力的支持下企图将这一切灌输给中国。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原来那种利用朝贡体系来对付周边夷狄的老套办法，在西欧列强恐怖的军事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不得不面对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也不得不辛酸地承认西方存在着一种比自己更优越的文明形态。于是，“具有高度发达的、悠久的文化政治传统的古老中国，与经历了政治、产业、宗教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近代国民国家相对抗的时候，还有残存的余地吗？靠什么来拼杀出一条活路呢？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执政当局和知识分子所必须回答的最大问题。”（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76—77页。）这些问题是此前的士大夫从未遇到过的，用曾纪泽的话来说即是：“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转引自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278页。）美国汉学家芮玛丽也指出：“中国政府在1859—1861年的危机中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是外国侵略。为要排除这一威胁，负责筹办夷务的政治家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必须尽快地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制度移植到传统的国家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去。”（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4页。）

制度和观念的改变与移植，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要从本质上改变此种根深蒂固的制度与观念、接受近代以来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法，对于局中之人而言简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此意义上，作为清代第二代外交家的曾纪泽，所遇到的困难远远大于其父亲曾国藩：曾国藩一生主要的成就在于内政上——正是缘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险些倾覆的清廷再次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格局，除了天津教案外，曾国藩上没有太多参与朝廷的外交事务；而曾纪泽一生的主要成就都体现在外交上——他长期出使西方（1878年到1886年任驻英法公使，1880年又兼使俄国），不得不与那些被士大夫阶层“鄙如禽兽”的洋人打交道，尽管“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罕见的一人”，（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277页。）但他却“既为同官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同前，第300页），最后郁郁而终。

由于曾纪泽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性情较为拘谨，其文字也呈现出萧瑟枯淡的面貌，如钟叔河所指论：“曾纪泽写日记不像郭嵩焘，他极少谈自己，也不太谈公事，驰骋议论的情况几乎没有。”（同前，第305页）但就是在这些表面上看颇为枯燥的日记中，却隐藏着若干重要的信息。光绪三年（1877年）和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曾先后两次获得入宫觐见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机会，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召见的整个过程。在两次召对中，年龄只有八九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话可说，而木讷的东宫太后慈安也不曾发问，整个过程几乎成了西太后慈禧与曾纪泽两人之间的对话。从曾纪泽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玩弄权术、驾驭臣下的能力确实非比寻常，而她在西学知识上的匮乏也让人叹为观止。不过，慈禧本人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她并不坚守传统道德教化的立场，而较能接受曾纪泽的若干开明的建议与观念。（两次召对的记载均见于《曾纪泽日记》（中卷），岳麓书社，1998年第1版，第676—680页，第773—778页。以下所引之对话不再进行标注。）由此两段对话也可看出晚清最高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在外交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之后，“洋务”不可遏制地影响到上层社会的文化、道德观念，并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和文化精英阶层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不断作出某种调适。曾纪泽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这两段对话，正是这个如分娩般艰难的过程的缩影，也堪称近代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

（一）最高统治者的西学知识

在两次召对中，慈禧询问了曾纪泽许多问题，如湖南地方官吏与百姓的关系、百姓的生活状况、地方的治安情况等。在满清的宫廷制度中，帝王的召见往往是其从大臣那里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渠道，否则长期居住在深宫的帝王根本无从知晓外边发生的一切。慈禧详细询问曾氏对王文韶、李鸿章等大臣的看法，亦说明她对这些老臣也并非完全放心。当然，既然曾纪泽是洋务方面的人才，朝廷准备让他出使欧洲，慈禧与之讨论的重点还是在洋务方面。

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很关心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将直接影响到朝廷统治的有效性。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湖南有洋人否？”

对：“湖南没有洋人，惟衢州、湘潭有天主堂，偶有洋人改扮中国装束来传教者，却也不常有。”

问：“那系法国人？”

再问乃对：“系法国人。”

曾氏的回答并不完全真实。当时已有大量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在湖南开展传教活动、修建教堂甚至定居。（参阅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1—83页。）曾氏故意轻描淡写地将洋人在湖南的活动汇报给慈禧，是想让慈禧不至于过于惊恐和警惕，同时也就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压力，这种掩饰之法乃是官场的“潜规则”。曾纪泽自幼辅佐父亲处理政务，对官场的人情世故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如何应对上面的询问。

此时，大规模的内战和外战已结束数年，同光之交的中兴之势仍在继续，朝廷在休养生息之余，亦支持洋务派整顿军备的事业，海防建设尤其为重中之重。因此，慈禧接着询问曾纪泽对海防成果的看法以及对铁甲船的观察等情况：

问：“现在各处正办海防，你想是听见的，究竟可恃不可恃，有把握无把握？”

对：“奴才此次走长江一路，直至海口，又系航海到天津的，沿路炮台均得目睹。筑炮台之处，尚扼险要，惟大炮尚未多办，经费也不充足。”

问：“你见过洋人兵船否？”

对：“仅在天津一登英国小兵船，保护生意的。”

问：“不是铁甲船？”

对：“不是铁甲船。”

问：“你看见铁甲船没有？”

对：“仅见上海机器局新制小铁甲船一只。因船身太小，出水面不很高，尚未能放出大洋。”

慈禧很想知道洋务派加强海防的努力有无实战价值，如果中外再起争端，这些海防措施能否抵御强敌。中国在第二此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首都被占领，宫廷逃到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深知洋人比太平天国的叛逆们更为凶狠——1860年，只有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丈夫咸丰帝一路狼狈逃亡。据说因为走得太仓猝，连她心爱的一窝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圆明园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83—84页。）经过此役，朝廷终于正视现实，承认西洋军备之优势，自己的器械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如要图存，必当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于是聘西人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广州练兵、建立兵工厂，以及向外国购买军舰等等。（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见《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3—34页。）

慈禧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对西方有深入了解的曾纪泽，当然知道中国目前的海防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但他的回答十分婉转：他没有贸然得出结论说海防可恃或不可恃、有把握或无把握——说前者可能犯下欺君之罪，说后者则有可能得罪李鸿章等在洋务一线的实权人物。于是，曾氏在肯定沿路炮台“尚扼险要”的前提下，亦指出在海防上存在大炮太少、经费不足这两个关键缺陷。这样的回答说出了海防的真实情况，但不仅不是批评洋务派，反倒是帮助他们向上面要钱。

西方列强不远万里来中国耀武扬威，依靠的便是新式铁甲船。慈禧对铁甲船颇感兴趣，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希望从曾纪泽这里了解到更多情况，这说明她尚有渴求新知的愿望，而并非“逢洋必反”的顽固派。但曾纪泽在军事方面并非内行，他所了解的铁甲船的知识似乎并不能满足慈禧的需要。

慈禧还仔细询问曾纪泽出洋的路线、时间以及是否在香港停船：

问：“你什么时候可到？”

对：“只要托赖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搁，年底总可到法国都城。”

问：“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是听得的？”

对：“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得的。”

问：“香港安船不安船？”

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轮船总有载货卸货、载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搁，但皆由该船作主。”

由此可知，慈禧不仅对曾氏的出使路线饶有兴趣，且关心曾氏的知识来源。显然，慈禧本人也在主动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以便在决策时能胸有成竹。

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在外国如何递国书，以及外国从事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的情况：

问：“递国书的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们外国人定？”

对：“须到彼国之后，彼此商量办理。”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此时，慈禧掌握国家权柄虽已十多年，但她并不清楚朝廷体制中“总理衙门”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更不用说洞悉西方诸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架构了。最高决策者基本知识的欠缺，不是个人问题，对朝廷可能带来致命结果。但慈禧的这一欠缺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当年朝廷商定设立总理衙门时，慈禧还是一名把主要精力用于抚育幼小皇子的贵妃。所以，在以上的对话中，才出现“外国也有总理衙门”这个显得颇为可笑的问题——总理衙门乃是清廷在西方压力之下被迫成立的，其仿效西方国家外交部的体制，只不过用了更为中国化的名称而已。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等人联名向咸丰帝呈奏《统筹洋务全局斟拟章程六条》一折，请求“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天后该主张在热河王大臣会议上通过。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直至1901年外务部成立），它对外交及其他洋务活动无不包揽。总理衙门成立之后，清朝的内政大权由军机处掌握，涉外事务则归总理衙门，故被称为“洋务内阁”，但军机处仍参与重大的外交决策。（参阅于建胜、刘春蕊《落日的挽歌——十九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89—91页。）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标志性事件。唐德刚指出，中国在秦以前存在着发达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思想，但“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的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这也是蒙古黄种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51—52页。）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只有“内交”而没有“外交”的时代——“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就是没有‘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同前，第52—53页）这样一种延续两千年的政治传统，在十九世纪中叶遭到惊涛骇浪的冲击——不用说刚刚秉持国政的慈禧太后，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转世，也未必能迅速理解并熟悉一整套仿佛从天而降的“洋务”。对于慈禧惊人的“无知”，后人不必用过于苛刻的眼光来批评之。她身处历史之中，而且已经在主动地作出某些调适了——最高层在知识和观念上的调适，往往又比一般人更为困难。（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困难：二十多年之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企图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与日本的国书、定制世界地图等细小的事件上体现“外交新政”，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但即便是在这些细小问题上，他也走得太快，与总理衙门、军机处产生不小的矛盾。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传统深重的国度在向近代转型时的艰难与无奈。参阅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而对曾纪泽来说，与这样一位极为精明又匮乏基本“常识”的太后对话，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既要照顾太后的权威和自尊心，又要尽可能多的向她传达新知识、新观念。每句回答都要做到含义尽量丰富，却有点到为止。

（二）士大夫参与外交事务所面临的道德压力 

在慈禧与曾纪泽的对话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士大夫参与外交事务所面临的道德压力。曾纪泽以“拚却名声，顾全大局”八个字来概括从父辈曾国藩、郭嵩焘到自己这代士大夫介入洋务的心路历程。以下这段话可以说字字皆血泪也：

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名声，以顾大局。七十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免冠碰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拚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拚了名声，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首先，曾纪泽指出办洋务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这两个方面，他尤其强调后者，力陈偏执的仇外、排外主义对国家有大害而无裨益。慈禧本人没有受过多少孔孟之道的熏陶，她从女性的直觉出发亦认识到“办洋务不易”。当然，慈禧自身的经历使之与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愤而表示“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却”——她的丈夫咸丰帝就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都城、被迫逃到热河之后而悲愤而死，她本人则熬过了一段“孤儿寡母”的惊惶岁月，方夺取权柄。但是，慈禧也认识到，对付洋人“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因此她积极支持自强运动——除了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个短暂的时期内陷入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之外，在君临天下的近半个世纪里，她对西方的政治、文化还是持较为开明的姿态。

慈禧个人的开明并不能改变道德主义对洋务强大的压力，道德因素始终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力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皇帝之间不仅是权力同盟，更是“道德同盟”——他们共同营建出一套庞大的道德伦理体系，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标榜：“皇帝高唱继承圣王的论调、标榜德治主义以求得王朝的安宁保障；知识分子通过经典的学习、古圣王事迹的讲述不断向皇帝灌输德治观念以期杜绝皇帝的专横。在这里，学问连权力、权力通学问现象已表露无遗。所以，学问并不仅仅是表现权力，其本身就是权力自身。作为权力的学问，是对毫无知识的人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31页。）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和信仰为精神依托，故只能深陷于权力的泥沼中，心甘情愿地成为皇权价值——即日本学者三石善吉所说的“皇帝主义原则”——的阐释者和捍卫者，“知识分子主要地来自于农民阶级，但他们虽也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观念，却更多地重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德治主义是一个以道德为轴心的金字塔作为前提的思想体系。”（同前，第131页）

于是，“忠君爱国”成为士大夫的最高人生价值，它被赋予了高昂的道德激情。以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为例，尽管他是中国士大夫中少有的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的“一代完人”——他是再造皇朝的首要功臣，在儒学上的建树足以同历代大师媲美，个人品格也几乎无可指责，但以此丰厚无比的资源，依然不敢在洋务上往前走一步，晚年甚至因为处理天津教案向洋人让步，使名声受到巨大损害。以曾国藩这样一个自始至终坚持“中国中心主义”的名臣，尚且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说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八个字来，可见洋务之难难于上青天。大部分中国官僚和士大夫，他们的开明有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必须承认和捍卫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先进性”。敢于跨越此一底线的士大夫可谓寥若晨星。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分析曾国藩的变革思想时指出：“尽管他始终具有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曾国藩对作为对手的西方还是很了解的。这个对手是如此令人可怕，以至于使曾国藩感到有必要大力倡导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中国文明。这一倡导虽然意味着将西方作为一个价值中兴来看待，但它仍然保留了中国最基本的优越地位。这样，在这种广泛的折衷主义中，我们发现简单地接受在理性上具有说服力的西方价值，他关心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要求，而是如何使它表面上合法化，以便被中国人所接受。”（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6页。）即便是这种“折衷主义”的、富于策略性的学习西方，也得付出失去道德制高点的沉重代价。因此，大部分官僚与士大夫，在意识到近代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依然不放弃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捍卫。按照日本学者三石善吉的说法，这种维持道德优越感的近代化是一种“内发性发展”，即“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文版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这种“文化基础”，一言以蔽之，乃是“文的传统”。于是，中国的近代化无论怎么努力也只能达到“下半身”的近代化，一有风吹草动，其成果则迅速化为乌有。

曾纪泽列举了两个人物的遭遇来说明办洋务非得有“拚却名声，顾全大局”的思想准备不可，一是其父曾国藩，二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长辈和即将同他交接驻英法公使职位的郭嵩焘。曾国藩和郭嵩焘办洋务遭诋毁的遭际，均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涉足洋务需要莫大的勇气——比牺牲性命更大的勇气，即牺牲士大夫最珍惜的“名声”的勇气、甚至被冠以“卖国贼”之名亦不退缩的勇气。虽然当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尚未形成，但古已有之的帝国的文化傲慢及道德优越感仍然难以撼动，它们成为士大夫心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替国家办事，如果要办到被骂作“卖国贼”的地步，这将让所有士大夫都会为之犹豫、为之踌躇——相比之下，盲目地“爱国”则要容易得多。郭嵩焘堪称那个时代唯一洞察西方政教核心的高级官员，他在英国潜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治，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不仅是船炮，更是制度文物。郭氏批评洋务派一味发展军事乃是舍本逐末，“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更批评中国官僚和民间的保守观念，“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挠”。而当时李鸿章仍然以为“兵乃立国之要端”，并谓铁路等事连恭亲王等亦不敢主持。郭氏的预言在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果然灵验了——仅此一战便让洋务派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海军灰飞烟灭。郭嵩焘思想已经突破了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维，再加之其性格刚烈锐利，因此当时的舆论方面对郭诋毁尤力，说他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湖南人至耻于为伍”。（参阅《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

在向慈禧称赞了李、沈、丁、左四人之后，曾纪泽接着又为地位稍低的郭嵩焘辩护。整体而言，曾纪泽较为肯定郭在外交上的成就，认为其作法与父亲曾国藩一样，乃是“拚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并希望上头“始终保全”。（汪荣祖曾分析这段对话说：“太后、皇上以及王大臣都肯定郭是好人，而且十分同情他被挨骂，曾纪泽对郭反而有褒有贬。最有趣的是曾所谓请太后始终保全，引起一位英国汉学家的误会，以为郭遇到了大麻烦，幸赖曾侯在召对时请求朝廷不要伤害郭，才能幸免，即如此，郭回国后仍‘不敢冒生命危险入京’。此一错误颇为离谱。事实上，郭嵩焘回国后，朝廷一再促请回京供职，但因其不满刘锡鸿一案，坚请病休，终获开缺。曾纪泽并没有救郭一命的必要。”汪在这篇论文中较为强调郭曾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其实两人的共同之处大于差异和矛盾，如对西方政教文明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均较为一致。曾纪泽主动在召对中提出郭的问题，一方面表明当时士林和官场对郭的攻击已经十分厉害，另一方面曾确实也希望在最高当局面前对郭说好话。而郭回国之后退休，亦不完全是汪所说的“自愿”，来自“清议”的道德攻击使他不得不退出官场。参阅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见《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4页。）曾纪泽在最高当局面前为郭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他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不过，郭氏向来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结果导致保守派的攻击愈演愈烈；而曾氏性格内敛，言论低调，且有曾家的显赫背景，故处境能比郭更好一些。即便如此，曾纪泽仍未摆脱道德指责及其营造的负面的舆论环境对自己的伤害，在出色地完成若干重要的外交使命（如签订对俄条约，挽回部分损失）之后，他回到国内虽未遭到像郭那样“千夫所指”的命运，却也陷入迷墙之中。据他的好友、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观察：“曾侯爷九年后归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以为他的进步观点会被欣然接受。但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却成为了猜忌的对象。”（丁韪良讲述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皇帝向侯爷询问西方教育后，鉴于他有名的英语语言能力，明智地任命他为同文馆管学大臣。这一职务此前并不存在，权力之大，足以推动教育事业亟需的革命；然而第二天，总理衙门递上奏折，称设两个管学大臣更好，提名徐用仪做曾的同事（徐是一位有才干的保守者，是曾的死敌，全力以赴地试图削弱曾的影响）。一个向前拉，一个向后推，会有什么前进呢？”作为冷静而敏锐的旁观者，丁韪良还观察到清廷内部复杂的人事纠缠导致了曾无法发挥其才华，即便是基本立场相近的高层人物如李鸿章亦对曾心存猜忌：“李总督也反对曾，但不是作为保守派，而是害怕曾会继而领导国家。而且，曾、李之间有私人恩怨：侯爷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李的侄子，但后者性格不善，女儿经父亲同意后，离开了丈夫。”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8页。）曾纪泽虽然先后担任了“帮办海军”、“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位，却始终未能主持总署、枢廷，充分发挥其才干和学识——即便是慈禧的信任也无法让他摆脱“清议”对其的“妖魔化”。（曾纪泽在给梅辉立写的墓志铭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习气：“荐绅先生，讳言边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闭。斗室雄辩，百喙同声；谓人燕石，我则琼瑶。浮夸相和，虚骄不足；有道人长，谓之示弱……”他很少作如此激愤的批评，而正是这些人摧毁了他的前途。参阅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300页。）可以说，曾纪泽的悲剧，不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对他的疏离和不信任所造成的，乃是缘于“清议”对开明派人士在道德上的毁灭性的打击。

（三）外语教育的滞后与外交人才的匮乏

曾纪泽是晚清少数“由通西学而入洋务”、在中西学之间“就吾之所已通者括而充之，以通吾所未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其日记中，差不多每天都有研读英文（有时还有法文）的记载，贵为侯门之子，尚如此好学，殊为罕见。曾氏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学等均有较深的涉猎。像他这样的洋务人才，在晚清可谓寥寥无几。曾纪泽的“一支独秀”显示了清廷外语教育的滞后和外交人才的匮乏，以及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对洋务的排斥和恐惧。（对于曾纪泽的英文水平，丁韪良有详细的记载：“曾纪泽原居于内陆，几乎从未见过白种人，主要靠语法和词典学习英语。不知是因为隔绝（它使曾缺乏比较的机会）还是因为奉承（贵族总是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胀），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曾没有进入同文馆做学生，他找我做私人指导，寻求了解有关地理、历史于欧洲政治的信息，并请我批改他这方面的英语文章”、“曾英语口语流畅，但不合语法，阅读、写作总有困难。但他知道的那一点英语使他在社交活动中大占优势（而社交是外交活动的一半），并使他成为中国派驻外国首都最有才干的使者。”这些描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曾的英文水平虽然没有他自我评价的那么高，但在与之同代的高级外交官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5—246页。）慈禧在两次召见中均细致地询问了曾纪泽的洋务背景和外语水平。第一次召见中，双方的对答如下：

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对：“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对：“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

问：“是知道英国的？”

对：“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曾纪泽详细讲述了自己涉足洋务的过程，即从充当父亲的幕僚和助手开始，在天津教案等事务中切实参与同洋人的交涉。在语言方面，他略显得意地表示，通过长期的学习，自己终于基本掌握了英文。对此，慈禧显然感到满意。

第二次召见，虽然时间才相隔一年，但慈禧似乎忘记了上次已经问过的问题，再次旧话重提，亦可见其对洋务人员语言能力的关注：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传、口齿难传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答中，曾纪泽向慈禧介绍了英文和法文的不同用途，他的说法基本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惯例。曾纪泽还试图纠正慈禧过于注重洋务人才的外语水平的错误观念，详细阐述了通外语与通洋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办洋务必须“熟于条约、熟于公事”，如果说办洋务是通才，那么通外语则只是专才，因此办理洋务之难，难于精通洋文洋语。具体到翻译人员的运用上，曾亦指出，即便是精通外语的外交官，在与别国人士正式对话的时候，也需要翻译的帮助。曾氏已经意识到，外交是一门相当专业化的工作，它需要各种类型人才的相互配合，而不可能一个人精通所有项目、像处理内政一样“事必躬亲”。

慈禧接着要求曾纪泽在出使期间要严格约束随行人员：

旨：“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

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意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度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

曾纪泽则借此机会表明洋务人才的难得：如果说今天的外交事务是一个众人都趋之若骛的领域，那么曾纪泽那个时代的洋务则是一块如履薄冰的“地雷阵”，办洋务在当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正人君子”自然不屑于涉足，那些老谋深算的官僚也尽量绕开走。因此，许多经验丰富的买办阶层都是一些“没有祖国”的“变色龙”，根本不值得信任；而在朝廷之内又很难找到应变能力、知识储备和个人品质俱佳的人选。于是，曾纪泽甚至不得不“举贤不避亲”了。

说到人才难觅，慈禧便把话题转到同文馆上：

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

问：“他们都好？”

对：“臣略懂英文，英翻译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译联兴，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联兴在同文馆已派充副教习，想其文法尚可。至于供事，不过钞誊公文，只要字迹干净，就可用了。”

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5月正是创办的，缘于当时外语和外交人才的奇缺。在1842年，堂堂的大清都城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朝廷只好从广东招聘两名翻译人员入京，参与翻译中英交涉的文件。当时，建立同文馆是由恭亲王倡议、而由刚刚掌权的慈禧本人最后拍板，且在高层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馆内初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此后增设了德文和东文（日文）馆。除了语言之外，也开设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历史、地理、政法、医学等科目。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也是近代中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在同文馆建立十多年之后，它已经能为中国驻外使馆提供部分工作人员了。从慈禧的询问中即可看出，她相当看重同文馆所具有的这一价值：

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措辞相当讲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臧否不多，但亦可看出对手下的评价并不甚高。翻译们虽非滥竽充数，却远远不能令他满意。他挑选的翻译，有的已经担任了同文馆的副教习，他的评价也只是“想其文法尚可”。也就是说，曾氏认为同文馆的一般学生尚不足以应付出使海外在使馆中的翻译工作。曾氏一生的事业，首要在外交上，次则在教育上（特别是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西化教育）。这两处都是难处最大、争议最大的领域，也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领域：外交需要教育为之培养新型人才；而教育的变革又需要从外交界引入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但是，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这两个部门不仅未能互相支持和促进，反倒互相地制约与阻隔。这种状况不是靠个人的手腕和权力所能改变的，更何况曾纪泽根本就没有李鸿章那样的手腕与权力，所以他的理想的实现程度就相当有限了，也正如丁韪良所观察的那样——“曾侯爷作为政治家，无论在海外代表他的国家，还是在国内参政议事，都表现出中国人最好的素质——谨慎、忍耐与坚强。离开英国前，曾在《东方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受到人们注意的论文，标题为《中国：昏睡与苏醒》。据传，此文预示了曾意图努力的目标。他唤醒巨人的努力究竟成功了几分，看看最近战争的结果便知。”（同前，第248页）丁韪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北京城正在经受着来自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双重的蹂躏，而曾纪泽已经逝世十年之久了——即使能够活到1900年，曾纪泽会像许景澄等五大臣那样因“亲西方”而遭致杀身之祸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在同文馆刚刚创办的时候，《伦敦与中国邮差报》曾经作了一番颇为乐观的评论：“整个文明世界与它（同文馆）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在过为何不去将这样的人培养成地方总督，乃至于各部尚书呢？他们学贯中西，意在造就一批既渗透着近代科学思想，同时又能通过科举出任政府官员的新人。”（转引自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07——308页。）同文馆的建立表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和带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与这一时期其他许多改革一样，同文馆并未动摇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格局，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外语人才的缺乏问题，毕业于同文馆的学生中罕有能被提拔到高位的。它的失败正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导致了对儒教国家基础的挑战。在科举制度尚未取消之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同文馆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的加入，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实际的利益分配问题：科举制度与仕途直接关联起来，只有研读儒家经典和精通八股文写作，方能在仕途上出人头地、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正途”出身，无法拥有进入仕途的“入场券”，而始终低人一等。不用说在同文馆中就读的学生了，即便是留学欧美日本、并获得外国学位的优秀人才，回国之后亦纷纷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去考科举，如严复便是如此。其次，入读同文馆还将面临着道德伦理的指责。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选择今后长期与洋人交涉的生活方式，在那些守旧的士大夫眼中，这样做简直就是“自投火坑”。因此，同文馆的学生在道德上便被“不齿于衣冠之林”，这是一种更加顽固的精神歧视。大学士和两广总督瑞麟亦指出了同文馆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新学堂的学生依然重视自己获得做官资格的旧学而轻西学。他还认为，离开了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自身革命性的变革的前提，一切要改变此种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高级官员们即便有心改革，却缺乏制服士绅的权力；他们即使有了这种权力，作为儒教政治家，又不可能这样做。（同前，第309—310页）于是，直到满清的灭亡，外交人才的匮乏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些比曾纪泽晚二三十年走上外交舞台的外交官们，大多也与曾纪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在数以亿计的同胞中，在数以百万计的中高级知识者中，根本找不到几名才德兼备的外交人才来充当助手。

如果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解读曾纪泽与慈禧的这两场对话，后人大致会承认：无论是作为士大夫代表的曾纪泽还是作为统治者代表的慈禧，他们都具备了相对开明的心态和相对开放的胸怀。他们不是卖国贼，也不像“事后诸葛亮们”想像的那样愚昧。然而，他们未能改变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宿命。可见，传统的力量远远大于一群甚至一代优秀人才的主观意愿。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先知”们，不得不悲壮地发出“拚却名声，以顾大局”的叹息，而最后大多倒在了道德主义的明枪暗箭之下。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也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阻止旧世界的灭亡，反倒是大大加剧了其灭亡的速度——“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基本的抉择变得日益清晰：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以扩张国力为原则的那个险恶的新世界。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他们要捍卫的主要目标恰恰是这个遗产，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怀着深情论述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个国家。人们指责他们漠视百姓的沦落，但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他们力图使中国避免印度、缅甸、安南及埃及的命运，而且后来当日本的成功日益显著时，他们又试图掌握日本成功的秘密。但是他们发现代价太高昂了。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同前，第395页）那么，一百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像曾纪泽所预测的那样“先睡后醒”呢？ 

二零零五年七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