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２００５年的罪恶，正一步步地到位——中国不幸了，不幸不在于是否全体中国人的不幸，而在于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不幸，他的不幸就是国家的伤痛，国家的不幸，因为这个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不是少数人或多数人的国家。

揪出更多的害群之马

公元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突如其来的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漫过广西梧州市河东城区的防洪大堤，进入城区，已经淹到居民楼三楼。６时５０分，梧州市河东城区防洪堤在抵御了２５·４０米水位的西江洪水后，终于被继续上涨的洪水漫顶，截至当日１６时，梧州洪水水位达２６·１９米，超警戒水位８·８９米。政府要求坚决保住梧州市新的城市中心河西城区不被水淹。河西防洪堤沿线抢险施工现场已经封锁。两位普通梧州市民自发在修理小船。当天下午，梧州市水利局长何棠因执行“抗洪救灾指令不坚决，贻误战机”被停职。自６月１６日以来受强暴雨天气的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等６个省区相继发生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截至２２日下午３时统计，已经造成最少７５人死亡、３５人失踪，６７万５０００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其中，以广西灾情最严重，有２７人死亡，２０人失踪，受灾人口５７２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３３万３０００人。

评说：对于梧州市来说，灾难面前，在众志成城之外，必须揪出一些害群之马——被停职的梧州市水利局长是也，可水利局长的上级领导，比如市长、市委书记却不是害群之马——这显然说不过去。同时，火线面前，必须紧急起用或临时任命新的水利局长，牺牲自己，维护人民利益，以承担将要承担的重大责任。

陷阱式执法

公元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下午，安徽来京人员杜宝良接到罚款通知，前往北京西城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才发现其交通违法行为竟达１０５起——所谓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１０５次，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１０５００元、交通违章记分２１０分，这意味着，他一年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算是白干了。同一人在同一地点以同样方式违法１０５次，却没有及时从管理部门得到警示，暴露了北京现行的非现场交通执法制度的缺陷。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称之为“杜宝良现象”。２２日上午北京市公安交管局翟双合副局长一方面说，“关于杜宝良一事，交管局将尊重法院判决，过一段时间会有结果。”另一方面又称：交管局将坚持严格执法不动摇，严格执法没有错。

评说：这副局长真会说话，严格执法没有错，可问题是杜宝良被处罚１０５次到底是谁的错？违法一次就应该告之却不作为，安排这样的“陷阱式执法”，处处以收取高额费用的罚款为目的，千错万错都不是公安交管局的错，千错万错都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杜宝良的错，这个局长是不是有点“暗示”法院的意思呢？如果你们是严格执法，杜宝良会到法院告你们吗？中国的官员从来不把民众当人，你给人家杜宝良造成了那么多的麻烦，自己从来没有检讨自身的问题，却一再坚持这没有错，那没有错，人民养你们这些公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合格的就要靠边站，别动不动把自己当成公正的裁判官。而且，这罚款，那罚款，真不知道这些钱都是谁花的？国家的钱应该用于国家，但花钱的人——你们可以代表国家吗？人民需要知情权——每一笔公款都应该公开帐目，你们公开过吗？

基层警察为何少而又少？

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有１７８万警察，在派出所工作的只占２７%，平均每所９·３人。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编制处处长庞树强提供的数字，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城区派出所一共有１１４９２个，一共占有警力２０２０６０个，平均１７·６个；编制镇派出所１９４１４个，警力１５７９００个，平均８·１个；建制乡派出所１２８６６个，警力６００２０个，平均４·７个。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给《了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１到２人的派出所还有３７２３个，３到５个人的还有１６５３３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近些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已经通过精简机关的方式，将２万多名民警下放到基层——看来，上面不干活的警察确实不少，当初为什么要白养他们呢？为什么不一下子就为基层准备呢？难道当初不知道基层缺人吗？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称这次增加警力的目标是，力争达到“城区派出所不少于２０人，建制镇派出所不少于１０人，建制乡派出所不少于５人”的标准。将在几年内，起码还要给基层派出所充实将近７万警力，仅北京市近期就打算新增６５００名警察编制。可在甘肃省永登县中川派出所，只有３个正式民警。辖区２８０平方公里，３万多在册人口。所里只有一辆微型面包车- -全国１７８万警察，估计还不包括武警编制的边防派出所的警察、消防警察等，而在派出所之外工作的７３%的警察，都在干些什么呢？

评说：军人不打仗不能叫军人，警察不维护治安，还叫警察吗？上层的７３%比基层的２７%，仅北京有新增６５００名警察编制——仅一人就需要约达五万元的财政支出，也就是人头费，６５００人就是３２５００万元。如此说明，大城市治安远比小城市治安重要，城市治安远比农村治安重要，城市人比农村人值钱。建设公民社会，却有７３%的警察不派到派出所，不知道公安部、各公安局、分局机关需要养如此巨大的警力干什么？

老子混蛋儿英雄？

魅力部长薄熙来——“我不否认沾老子光”。《南方人物周刊》以此为题。薄熙来说，“我不否认‘沾老子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杂志称，５６岁的商务部长薄熙来一直饱受关注，除了他自身品貌才能出众以外，跟出身也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从辽宁金县、到大连市，再到辽宁省，薄的仕途从基层到中央，走了将近２０年的时间，其中，光是在金县当“七品”县官，就结结实实地干了８年。但仍然会有人把他的成功跟他的父亲挂钩。

评说：如果薄熙来确实是民选的，也就是当地人民——比如在他当过县委书记和代市长的金县、大连市一票一票海选出来的，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可是你看他一生下来就有多顺利啊，几乎好事都被占尽了：小时候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当时任教的老师关敏卿说，１９５６年９月，新入学的一群学生，其中就有薄熙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也和薄熙来同班。学校要求干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接送孩子的小汽车——小汽车待遇，尽量远离学校停靠，为的是不要影响平民百姓孩子的心态——特权！特权！特权！掩人耳目。家住在东四北边一条胡同的小薄熙来，上学总是由在首长家里从事保卫工作的解放军叔叔接送。关敏卿去薄熙来家进行家访的那一天，薄熙来的爸爸——中共元老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家。薄家的客厅宽大而朴素整洁，阳光充足。薄一波热情地接待了儿子的班主任，吩咐服务员为关老师泡了茶，端上了水果。到了１９６８年１月，不到２０岁的高干子弟就已经参加工作了，曾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做过工人——当时的工人地位最高，人人羡慕。１９７７年，“文革“一结束，知识值钱了，他就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后获学士学位。１９８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有了经历和学历，就可以有阅历了，他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中共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书记，中共辽宁省金州区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大连市副市长，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１９９３年起任辽宁省大连市市长。１９９９年９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２００１年１月任辽宁省副省长、代省长。２００３年１月当选辽宁省省长。２００４年２月至今任商务部部长。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再说现在薄一波（１９０８年生）还活着，不知道能否继续对儿子的工作发挥余热？反正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薄熙来没有这个好爹，他在今天这个官本位的社会绝对不可能干了市长，又干省长；干了省长，又干部长的。

衣冠禽兽——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欧阳林

公元２００５年６月初，一位化名为阿芳的女子给北京新京报发来邮件称，“北京交通大学一老教授在２００５年硕士研究生专业课试题出题中泄题”，并反映“教授以专业课试题为诱饵诱奸女考生”。该学员出示的一门专业课手写体答案，欧阳林直接提供给她两套试题和答案，因此她两门专业课考出高分。北交大教授欧阳林承认，答案确为他考试后改卷前所写，这两套试题和答案的确和真考题答案一样。欧阳林为该校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５１岁，是阿芳所学专业２００５年硕士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的命题人。阿芳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研究生学员，今年２６岁，２００３年９月９日入学，所学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阿芳称，“被诱奸的考生”就是其本人，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初，她到欧阳林办公室要求辅导，此后又找过教授五六次，并请教授吃过饭，双方逐渐熟悉。当年１２月２３日，她和欧阳林在学校的宿舍，老教授开始解她的衣服，迫于考试结果的担忧和无奈，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因此得到两套专业课的试题和答案。２００５年年２月，她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怀孕，不得已流产。阿芳拿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研究”的两套试题及答案，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试题的答案是直接印在考卷上的，“思想政治研究”的试题答案是另外打印的，最后一道论述题的答案是手写体。６月６日，欧阳林证实，这两套试题和答案的确和真考题答案一样。今年３月份，考试成绩公布，阿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研究两门专业课的分数分别为１２８分和１３７分（满分１５０分），但由于外语分数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她未能被录取。

评说：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欧阳林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大骗子，伪君子，骗色骗学生。这次，如果不是阿芳举报，不知今后还有多少阿芳被糟蹋，被欺骗，被强暴。我同情阿芳——阿芳的一切都值得原谅和理解，即使考不上研究生，也要把骗子的本来面目揭穿。阿芳没有交易，只有委屈，只有被骗，只有被糟蹋。我谴责这个教授。阿芳一点错没有，要说遗憾的话就是没有当场拨打１１０让警察到现场抓这个强奸犯。现在，衣冠禽兽的欧阳教授栽了，媒体应该继续曝光他的前世今生，以及以前被他骗过的人也应该站出来揭发他，让他身败名裂——除非他忏悔，承认自己的所为，承认自己道德败坏，痛改前非，愿意重新做人。

定州政府=黑社会？

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对于整个河北省政府的形象都将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耻辱。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了王克勤、乔国栋的实地调查文章：６月１１日，端午节的凌晨发生在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的一幕随着急促的喊杀声，许多头戴彩色安全帽、身穿迷彩服的大汉，在昏暗的晨光中手持钩镰枪、棍棒、铁锹等，冲向居住在窝棚区的村民，向许多手无寸铁的男女村民疯狂袭击。期间不时还传出类似爆炸的巨响，以及响亮的连发枪声，有村民应声倒地。此次血案致死６名村民，据绳油村村民统计，袭击造成约１００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有５１名村民在不同的医院里接受救治。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边是铁叉、砖头、土块、深沟的农民，一边是带着猎枪、钩镰枪、木棍、匕首、灭火枪、灭火器、灭火罐的“进攻者”。“战斗”持续了大约１小时。这是在此次袭击中胳膊被打断的一位村民冒死拍下的录像证明。村民因为对土地征用补偿太少不满，原来每亩补偿３万多元，实际上只拿到其中一半。早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定州市委副书记赵国军亲自带队，包括公安局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施工人员约２００多人，铲车８辆到灰场强行施工，有１２００多村民赶到现场，不让施工。４月７日，原市委书记和风来绳油村，上千人跪地诉冤，他却说，“这场面我见多了！少来这套”。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４日下午，定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任振焦表示，“此前的北京某家报纸的报道是失实的，对党和人民极不负责任的。其中引用《河北青年报》的报道也是以讹传讹，诱导群众。”但这篇报道具体到哪些细节有问题，这位部长一直没有回答。事后，中共河北省委已免去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和市长郭振光的职务。对于“６１１”案件的看法，任振焦却这样以权代法地表示，“老百姓首先是受害者，但他们前因是违法的，国华定电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村民们阻挠已经构成了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

评说：通过定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任振焦的话可见，共产党的官员大概都是这类言辞：我不是法院，但我说话就像法官一样，什么“村民们阻挠已经构成了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简直是狗官，眼下的问题是追究责任，不是掩盖政府的丑闻。这个政府简直成了黑社会了，难道官逼民不反吗？都什么世纪了，还不拿老百姓当人，迟早会被老百姓赶下台。所以，定州事件必须有结果，最大的凶手——定州市委、市政府，必须公开真相，全体辞职，谢罪天下。看看人家韩国，韩国国防部长为新兵枪杀同胞主动请辞。韩国日前发生一名２２岁一等兵枪杀８名同胞血案，还有２人重伤。行凶士兵因被上级侮辱而施袭报复。国防部长尹光雄为此提出辞职。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尹光雄认为自己要为事件负责，６月２２日上午已经向总统卢武铉请辞。尹光维是２００４年１月出任国防部长，他在反对党的强烈抨击声中提出辞呈。可我们中国，号称人民共和国，却没有走向共和的反对党。一党专制，从来都不会对全民负责，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少数人。

天子脚下的暴力有没有黑社会背景？

北京良乡村民抵制违规拆迁，６８岁村主任被砍１７刀。砍人的黑色捷达车牌号上有“００５６５”字样。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３日《京华时报》报道，６月１７日早上７点５５分，北京房山区于管营村６８岁的村委主任郜桂生在办公室内遭到４名男子袭击，身中１７刀。近一个月来，该村有多名村民连续遭袭。不少村民认为自家频遭骚扰与自己家将要拆迁有关，他们同时表示，只要手续合法，他们是会配合拆迁工作的。于管营村部分土地处于良乡高教园的拆迁区域。此前，国土资源部表示，该高教园区未经审批。部分村民对拆迁表示反对。良乡高等院校建设管理指挥部主任高培军表示，于管营村南部有１２户居民在待拆迁的范围内，由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还未批复该块土地的征用，在此之前，他们不会对村民进行拆迁。

评说：天子脚下，如此明目张胆，后台是谁？政府又是如何保护一方百姓平安的？如果这里的政府就像河北定州的政府使用黑社会手段，是不是又要民不聊生？

“６·１０”祖国的天暗淡、花朵凋谢

６月１０日下午２时１０分，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上游山区、半山区下暴雨，巨大山洪冲入沙兰镇，灌进了镇中心小学，正在上课的３００多名师生遭到围困。由于沙兰镇政府和当地派出所没有及时给予救援，２个小时后该市上级牡丹江市领导才知道此灾难，最后导致１１７人死亡，其中１０５人为小学生，这一事件震惊全国。６月１０日，祖国的天暗淡了，宁安不宁，宁安难安。至今沙兰中心小学一间教室的墙壁上，孩子们在洪水中挣扎时留下的手印令人不忍卒睹——那是曾经鲜活的生命在无声地呐喊！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洪水来袭前后，民众曾向沙兰镇政府和派出所报警求救，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和救援，从而使不少孱弱的生命失去了生还的希望。如果说，山洪爆发是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天灾，那学校选址不当、漠视警讯和救援不力，显然是难以塞责的人祸了。而人祸的背后还暴露出官场的陋习和体制的缺陷。灾害发生在星期五下午２点多，属于法定的上班时间，但沙兰镇政府和警方居然对如此巨大的灾害反应迟钝，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平时的工作效率甚至工作内容；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们这种工作效率平时有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

评说：“不出事故没有问题，出了事故到处是问题”。近来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北方沙兰镇的山洪冲出了政府低下的工作效率；南方汕头的火灾则烧出了当地的“色情楼”；而不时发生的矿难大多与监管不力或腐败有关。天灾与人祸都可能会连累无辜的生命。人们不能避免天灾，但必须减少人祸——这是沙兰中心小学教室里的手印留给世人的警示。对于所有死难者悲痛的家长来说，只有政府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种种可用资源，出面隆重纪念死难者，才能警醒后人，才能安慰失去孩子的家长。同时，又要追究责任，公开结果，让活着的人永远记着死去的人，让有罪的人永远不得在这个事情上翻身。

官官相护：法律不是正义的化身

当地民众怨声载道的浙江洞头县北岙后二期填海围垦工程，最终酿出“民告官”风波，老百姓拿宪法和法律维权，２９１户养殖渔民在温州当地一些法盲领导的阻值和打击下，终于将温州、洞头二级政府推上法庭，维权律师吕思源冒着极大的压力为百姓辩护——而替政府辩护的却是一个有争议的只为钱而辩护的高级律师：他叫胡建淼，浙江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浙江人大常委、律师，浙江曾有渔民曾经给他打电话，请他这个行政权威辩护，他说自己只接１００万以上的案子，把渔民吓回去了。据说他有两个女儿，应该查查ＤＮＡ，看看他作为高级干部有没有超生？是否有基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原则。最后，千万千万，这个教授别像诱奸女生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欧阳林那样是一个衣冠禽兽。

评说：该案自２００４年３月立案之日起，拖延１５个月迟不开庭的浙江省洞头县北岙镇小三盘村２９１户养殖渔民、采集渔民状告温州市、洞头县二级政府行政案，终于在６月１６日、１７日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过两天的超长审理……却没有当庭做出判决。法律是谁家的？我想说的是国家的，具体是政府，再具体就是当地一些当权人家里的法律。有他家的法在，民众也就难赢官司了。最后的结果我不乐观，我知道官官相护，就连浙江省行政法的权威——法学院院长胡建淼都想赚钱了，还指望法律是正义的化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