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经马堪敏亲人审核修改后，首发《民主中国》。

在马堪敏的尸体已冰冻四天的夜晚，我决意为这个普通公民记录一点历史。在他那个“冤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的家乡，我非常担心这个死于车祸的魂灵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悄然飘散。在这个国家，主宰着无数人命运的那些人说：“人，只要有足够的智力、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资源，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也固执地认为，也许我的这篇文章能为这种可能找到一点希望。

（一）马堪敏之死

马堪敏，男，１９４１年出生，２００５年７月８日凌晨四点死亡，死前居住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得胜口村先锋大队。其父马西忠，９０岁；其妻王叔萍，５３岁；长子马伟臣，２８岁，已婚，有子（四岁）；次子马伟杰，２６岁，已婚，有子（三岁）。在这个九名成员的家庭里，一场犹如地震效应般的车祸，把家里家外的所有人都带入了深深的悲伤。

７月７日夜，马堪敏和妻子王叔萍如同往常一样，在地里摘葱、洗葱。每年的这个季节，他们都会凭这一点葱到集市上卖个价钱（当地价：一元钱六斤葱，情况较好时一元钱四斤葱）。赶集的日子，大约是：逢一、六，到东沽港集市；逢二、七，到煎茶铺集市；逢三、八，到王庆坨集市。７月８日的目的地，即是王庆坨。王庆坨是个相对繁荣的小镇，位于天津市武清区，集市所在地离马堪敏家约２５里路，若是赶一趟驴车的话，约须三小时。

７月８日凌晨两点多，没睡几个钟头的马堪敏夫妇起床，出发。凌晨四点，运着两、三百斤葱的驴车行进至离王庆坨收费站约二里路处，一辆从后边疾驰而来的汽车将其撞翻，马堪敏当场昏迷，驴被砸在车下，肇事车辆逃逸。一场近乎发生于河北、天津交界处的致人死亡的车祸，迅速牵动了诸多角色。第一个被牵动起来的，是幸免于难但又惊恐万状的王叔萍。此时的她，望着昏迷的丈夫，连肇事车辆的车牌号、颜色、型号及其它特征都未来得及细看，就几乎“傻眼”了。

这一路段，没有明亮的路灯，也没有公用电话，王叔萍更没有手机或小灵通电话，但她要让亲人知道这件事。她离开事故现场，呼救求助。此事的现场，空无一人，车辆却在不断穿梭，但竟无一辆车在此停下救人。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是马堪敏的儿子马伟臣、马伟杰，两人又迅速通知一位非常仗义的王庆坨镇私营企业主尉自立；唯独，他们没有通知警方。凌晨四点半，尉自立开着桑塔纳赶到现场，马堪敏对门的邻居也开着面包车赶到现场。

当地至今流行着“拉过死人的车，不吉利”的观念，那位邻居因此离开。事后，尉自立那辆满是鲜血的桑塔纳的确无人愿坐、愿借，更是证实了这种观念的流行。离事故现场最近的医院是王庆坨医院（１０多分钟后送达），由于抢救不够及时，马堪敏再也没有活过来。同一时间，尉自立报警。凌晨五点半，河北当地交警“事故科”赶到事故现场，欲做尸检，但条件是家属须交几千块钱，否则就算自动放弃。除了拍照，“事故科”再无作为，匆匆离去。河北“马堪敏案”就在此刻定格，似乎真的如那个“否则”所言——“自动放弃”。

（二）“马堪敏案”的本身

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是本案侦查的最大难点。可能有的证据是：王庆坨收费站保留的事故监控录像（较为模糊），王庆坨医院的诊断证明，当事人王叔萍勉为其难的回忆；至于目击证人，更是难于寻找。还有，更糟糕的是——事故现场被破坏。这个破坏集中于两个时间段，一是从事故发生之时王叔萍离开现场寻求帮助到她回到现场，二是家属、尉自立送马堪敏到王庆坨医院抢救到回到现场。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驴车上的葱被人抢光，被害者身上带的一点零钱也被人掏去。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马堪敏案”是事发河北省管辖范围的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这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何况“肇事者逃逸”更属性质恶劣，因此除交警“事故科”以外，更应由河北刑警插手，具体到当地，即是东沽港镇派出所（电话：０３１６-２８９０２３０）、安次区公安分局（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１３１９３）、廊坊市公安局（电话：０３１６-２３３３０３０），至少当时的交警“事故科”应通知刑警；第二，除涉及专业医学（药物）等少数尸体鉴定外，一般尸检在区公安分局都配备有专职人员，系免费的公务性质的职能范畴。

还有一个关键：马堪敏是被车辆从后面撞上来的，肇事者属于典型的“追尾”性质；而不是相反。因此，这个案件的定性非常明确，１００%的刑事、民事责任皆出在肇事者身上。作为刑事这一块，因本案已严重到“致人死亡”和“肇事逃逸”的程度，不是轻微犯罪，而是严重危害社会（交通）公共管理秩序。在已经报案的情况下，即使家属要求撤案也不允许撤掉，所以很明显，警方对本案的受理必须是１００%，否则易于成为“死案”，难以激活。

站在肇事者的角度，有可能选择：继续逃逸它处，躲避，装修车辆，换车牌号，卖车……。在肇事者有多种选择和线索紧缺的情况下，警方与家属都是极为被动的，他们的搜索范围是如此巨大。这种情况，只适宜于排查。也就是说，这辆仍然通往王庆坨方向的车，在７月８日凌晨三点到五点这个关键时刻，它在王庆坨收费站以及附近收费站的监控录像里都是有所存留的；同时，警方应对汽配装修厂、车管所等特殊场所进行留意，争取发现可疑车辆。

侦破案件的方法可以有许多种，但最值得提醒的，仍是警方行政作为的意愿。对于警方而言，“马堪敏案”是一起没有额外经济收入的命案，不比抓赌博嫖娼那样有外水可捞，而警方的性质区别也正在于此。为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作为本案关注者，我应提醒如下人物重视并敦促此案：廊坊市市长王爱民（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１２８１５）、安次区区长王金忠（电话：０３１６-２１２２９１４）、东沽港镇镇长康书义（电话：０３１６-２８９０２１４）、廊坊市公安局局长陈庆恩（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１３４８２）、安次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子元（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１３１９３）。同时，我恳请孟繁浩（廊坊市检察院检察长，电话：０３１６-２１５２０００）过问此案；再者，欣闻孙玉文（安次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干警）不久前获得嘉奖，我也希望他以此案为又一个重要考验。

（三）马堪敏的真实处境

要深刻地认识一个人，一定要知道他所处的社会背景。马堪敏，东沽港镇一个普通的村民，而这个东沽港镇却不普通。在历史上，此地曾发生过“东沽港大屠杀”事件，约有１１０多人被日军杀害。数十年前，此地百姓为“土匪”居多，由胥里树统领，后来被魏大光于堂二里组建的“二七之队”吞并，并一起投奔了贺龙。魏大光２９岁时，在一次遭遇战中死于日军之手；胥里树４９年后，成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同一队伍里的廖汉生是开国将军（廖汉生是红军）。

如今的东沽港镇，辖得胜口、东四街、南泊村、椅子圈、邓场村等，位于廊坊市安次区最南端，距天津市中心３０公里、天津港８０公里、廊坊市中心４０公里、北京市中心１００公里、保定市中心９０公里，处在京津保“金三角”的中心。通过调查，我仅仅有限地知道这里的东沽港粮库、东沽港镇劳动服务站、得胜口粮站、得胜口建国织带厂以及被评为“２００４年市级民俗户”的得胜口村乔桂英等４户人家，并非如政府宣传的所谓“定位在以高科技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为主，兼有商贸批发、仓储、餐饮、娱乐、度假、维修服务等综合项目开发”的位置，这即使是作为此地的“梦想”，也令人不敢奢望。

东沽港与王庆坨虽均是“镇级”，但经济悬殊巨大。据了解，此地唯有极少数人到王庆坨这个被誉为“自行车王国”的镇上打工，更多人是传统的凭借自助自给经济艰难维生的做庄稼的农民；得胜口村更是无一人愿意远赴外省打工谋生。经济的贫困，信息的缺乏，意识的保守，皮肤胶黄、满脸疲惫、风尘仆仆的人们，是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号。马堪敏常年生活于此，多年以来都是以种田为生，所谓“经济作物”，无非只是种在五亩地上的葱、棉花、玉米等廉价农作物而已。那条去往马堪敏家的道路更是难走，从１１２国道的其中一个路口——得胜口——下车，须花五元钱的出租车费，大约走四公里路才能到马堪敏家。我们可以由此想象到，马堪敏夫妇凌晨赶车拉葱的情形是何其艰辛。

尽管如此，６４岁的马堪敏在这个家庭的份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他的死亡对于存留下来的其他家庭成员来说，无疑是一场比车祸更为严重的撞击。请看他们的艰难：生前的马堪敏有些耳聋，旁人须大声“喊话”他才听得见；他的父亲马西忠，１９９７年重重地摔了一交，没有进医院，自己忍痛养伤，从此行动极为不便，如今已入９０岁高龄；他的妻子王叔萍，经常脑疼，还有胃下垂、静脉曲张等病；他的长子马伟臣，现在是一名普通电工，每月只有６００元收入，妻子要带年仅四岁的小孩，再无经济来源，并且为减轻家庭负担，马伟臣三口是自己租房子来居住的；他的次子马伟杰，仍然以种田为生，有妻有子，经济负担更是沉重。

马堪敏一家的房屋位于一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之中，除马伟臣三口租的房屋外，其余六人只能拥挤在四间屋那么狭窄的“砖墙瓦顶式”的小房里面。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是这样的：不吃粗粮，只能吃白面、蔬菜，大米很少吃（因为大米比白面贵），一般没有经济能力吃肉，家中的“肉类动物”只有一只狗、一只驴，那是用来看家和干活的；穿的衣服虽然不象过去那样穿“补丁”，但很少添新衣服，几乎都是旧衣服，属于“你穿完了我穿，我穿完了他穿”的情况；马堪敏活着的时候，２００元—３００元就足够马堪敏、王叔萍、马西忠一个月的开支，一旦生了病，都是吃些很廉价的药，挺过去就算了。大约用了五年时间，这一家人才总共攒存出４０００元人民币的血汗钱，即每月净收入不足７０元人民币。

马堪敏有两个妹妹，大的叫马堪娟，嫁到邻村一户农民家中；另一个妹妹叫马洪茹，２９岁时嫁给了一位知识分子（当时是教师，现在是作家）。在马家，马洪茹是最令众人羡慕的人，其原因即是“不用干庄稼”。作为农民，马堪敏苦苦煎熬着，以７月８日赶驴车拉葱为例：王庆坨集市竞争非常激烈，若迟到一步便无摊位可占，所以他们必须凌晨两点多起床，再经三个钟头奔波，才能争取在凌晨六点之前赶到集市。至于所得，若是全部卖完，也不过就是三、四十元左右。难怪，马堪敏的亲人说：“２０多年过去了，这个家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变化。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人也还是那些人。”

据马堪敏的亲人反映，马堪敏的品行极好。这个人非常老实、朴实，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抽烟，不喝酒，任何一种赌博都不会，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只要是有亲人到访，他一定会买烟、买酒、买肉、买鱼来招待。而这个在普通人眼里觉得“十分平常”的习惯，换在当地的其他农民，却是能省则省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那让人难以体会的贫困。我知道，倘若马堪敏当初并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地主”的缘故而被剥夺上学机会，我想他的道路也许还有另外一条，或者更多条。然而，７月８日，这个人的突然死亡，竟是如此无声无息，让我压抑得可怕。

（四）马堪敏死后

“现在的事儿，就是这样了。”马堪敏的儿子说。什么是“现在的事儿”？这个“事儿”指的就是：如果警方在几天之内破不了案，这个案子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忍气吞声。他儿子的唯一解释是：“我们是老百姓嘛。”这里的“老百姓”，指的就是弱势者，无权、无钱、无关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经济问题：３０元/天的尸体冰冻费。还有，人多放一天，就会有好多帮着办事的人在那里吃饭，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为避免费用的不断扩大，他们目前做的两件事是：一，帮忙办理死者后事；二，通过亲人、朋友，找公安里面的关系，力求破案。这第一件事，据我所知，包括火化、棺材、土地费、请道士、做斋三天、摆丧席，约须５０００元；这第二件事，我有一个疑虑，这个疑虑就是侦察机关与媒体的矛盾。

一个涉及人命的案件，公众有知情权；一个疑团重重的命案，公众就更有知情权。因而，媒体介入此中，非常必要。但马堪敏亲人的担忧是：公之于媒体会不会影响警方破案的信心，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和阻力？诸多实证证明，媒体是最能广泛摸索社会动态的信息组合平台，它的介入和追踪将把事态引入另一种高效率，使弱势者越发立于一个相对公正和有利的地位。仅以东沽港镇为例，其民间事件被公诸于省级媒体的，据我所知就有三件：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４日，《河北日报》发出报道——《东沽港检疫检查站职工沈长悦被打致死案一审判决结束》；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天津日报》发出报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狂妄之徒被法办》（苑某某等１４人冲击东沽港镇派出所，将民警闫某殴打致轻微伤）；２００５年１月４日，《河北日报》发出报道——《究竟谁对这起事件负责》（案发东沽港镇红旗加油站附近）。

同时，律师的帮助也是最得力的，他们更能准确地摸索到案件的预期进展，并有当面接触公检法的足够多的机会和足够硬的资格。

（五）马堪敏亲人的一段话

“在以前，这里的亲人、邻居、朋友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同乡之间，团结得很好，具有帮助他人的习惯。但是改革开放了，这里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受益，人们却越来越各顾各的了。遇到小事，大家帮；遇到大事，就躲起来了。２０多年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逐渐冷漠，人的道德水准逐渐下滑。这是个‘得’不偿‘失’的下滑过程，非常悲哀。马堪敏的死，不得不让人想到这一些。”

注一：联系方式

１、王叔萍（马堪敏之妻），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得胜口村先锋大队；邮编：０６５０６４；电话：１３７８５５８５９７０

２、马洪茹（马堪敏之妹），电话：１３７８５５８５９７０３、尉自立，电话：１３８０３００７５６７

注二：７月８日，尉自立向马堪敏一家捐款１００元。７月９日，杨银波向马堪敏一家捐款３００元，并特别致信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