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向西大约二十多公里，有一个著名的大镇，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它就是一个有两万多人口的大镇了，在任何一本全国地图上，都有资格写上它庄重而美丽的名字|——王庆坨。它是周围四村八镇的经济中心。

１９６０年，这里的政府不知是基于一种什么想法，在集体的土地之外，每人又分出了二分地，作为自留地。农民在自留地里种什么有自主权，收获的东西归自己所有，自由支配。王庆坨的集市又恢复起来了，每逢旧历带三和八的日子，人们可以到王庆坨赶集，买卖东西。那时候市场上卖的，一般都是自留地里收的，或家里的一些家具、旧衣服等，没有做生意的。到了１９６２年，这里才有了个别的偷偷作小生意的人。这个市场使很多人免于饿死，到这个市场买卖的人，不只是四村八镇的农民，还有天津市里的工人。

我的老家是王庆坨南边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叫扬芬港，六十年代初，人口大约有四五千。１９６２年是那里灾情最重的一年。那里的人说，每天都有饿死的人。人饿死了，也不埋，藏在家里，继续到生产队里领他那份吃的。每到了王庆坨的集日，从扬芬港到王庆坨的弯弯曲曲的路上，到处可见跌跌撞撞赶路和路边坐着休息的人。他们把自己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弄到王庆坨去卖，有的拆房卖房檩，村里到处可见没有房盖的房子；有的卖家具，直到家里变得家徒四壁。然后从集市上再买回一点能吃的东西。

那一年吃的东西非常贵，罗卜一元多一斤，土豆，洋姜（学名菊芋）等都在一元以上。与此相反，别的东西倒非常便宜，一根很好的房檩只能卖到九块钱。当时，我家买了一条很好的板凳和一个桌子，板凳五毛钱，桌子九毛钱，合在一起才一块四毛钱。听说，有一个人用一担洋姜就换了三间住房和一个院子。当时人们为了活命，什么都不要了。

１９６１年的时候，我们家自留地里收了许多红薯，在存放时没有放好，到了旧历年底，红薯长了好多黑斑。如果不赶紧吃掉，黑斑会越长越大，直到整个坏掉。为了保住这点吃的，我们家就把这些红薯全部煮熟，凉晒在院子里，房上等地方，成了半干不干的红薯干。我们家还有一个半亩大的院子，只有三间土房，余下的地种了很多的洋姜，就是这些东西，救了我们和老家的许多人。

每到王庆坨的大集日，我家就来好多老家的客人，我们就给他们吃红薯干和洋姜。在那个吃的东西非常宝贵的年代，他们不好意思吃，但实在太饿了，而且他们来就是想找点东西吃，最后也就吃起来。当年，老家只要多少和我家沾上一点亲戚关系的，就都在我家吃过饭。有的逢集来吃，有的只吃一两次。我的爸爸妈妈是心地非常好的人，尽管自己也很难，但在大集的日子里，一定在家里等着老家来的人。我有一个叔叔，也是王庆坨的人。每逢到了集日，他们家就锁门，让老家来的人找不到他们。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搬到老家去住，许多人到我们家看我们，给我们送来了东西，帮我们安家。

我当兵时，老家一个姓于的和我一起入伍。他个子很小，没有文化，总是找我给他写家信。从他的嘴里我知道，那年老家许多人没有饿死，除得益于王庆坨的集市之外，也由于离天津这个大城市近。他１０多岁时和许多孩子在天津要饭，白天到处去要，晚上找一个畸角旮旯团团的一睡。他和我说：“有一回，我让警察逮住了，他用跨斗拉着我，不知道要送我到那去。在人多的地方，跨斗慢慢地站下来，我就往车下跳，想跑。他往前一开，我呱叽一下倒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老头儿，他和警察说想要我，吓得我一下就跑了。”他很后悔地说，“我要是跟了那个老头，他准让我去上学，我也有文化了。当时小，不懂事。”

由于我在经历比较复杂，去过的地方多，结识的人也较多。在同一些人交谈中知道了，１９６２年遭难的绝不仅仅是我的老家。“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有些地方开忆苦思甜会，让一些老年人上台诉苦。有些人分不清，以为是苦就可以说，结果就诉起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２年的苦来，涕泪横流地述说那些年饿死了多少人，结果还没说完就被工作队请下了台。历史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时，注重的是官方公布的三年。正因为这样，同是因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有些就会漏掉。在我看来，中国的饥荒，往长里说有二十年之久，说到集中饿死人，起码也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