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吉林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卢雪松给校党委书记的公开信在网上公布以来，迅速变成受到知识界和网民关注的“公共事件”。卢雪松的公开信已经先后得到艾晓明教授、傅国涌先生、张鸣先生、王晓渔先生、崔卫平教授、徐友渔先生的著文声援，以网名发表的声援文字更多，网络上还出现声援卢雪松的签名活动。而且，除了互联网之外，纸媒体《东方早报》和《新京报》也介入此事件的讨论。

一、捍卫自由的卢雪松及其民间意识

卢雪松的遭遇及其公开信，之所以在民间舆论中迅速变成“公共事件”，首先在于她本人不屈从于政治压力而“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的阳光姿态，在诸多声援她的文字中，这一姿态得到了最多的欣赏。在她的阳光姿态及其声援的背后，是已经觉醒的民间权利意识对自身权益的自觉捍卫，使反自由制度在道义上的劣势得以凸现。

当年，在全民跪拜时代，林昭是罕见的挺立者，她不屈从于任何暴虐的迫害，直到大义凛然地倒在了枪口下。她用倒下的肉体支撑起人的精神高贵。

今天，卢雪松，一位教授传播学的普通教师，她在课堂上放映《寻找林昭的灵魂》，既为了用林昭精神来抗拒这个时代的“虚伪、麻木和冷漠”，也为了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打破“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和“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

然而，她先被自己的学生出卖，继而被校党委停课。面对被停课的压力，她并没有屈服，停留在对林昭灵魂的展示上，而是继承了林昭的自由精神，向扼杀自由的体制发出公开挑战：“出于良知与我做人的准则，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第一封公开信发出后，她没有得到校方的答复，民间的声援鼓励她又写出了《我等待着一场愉快的谈话》，进一步用事实说话和用理性讨论；她在感谢舆论声援的同时，也再次对校方表达出善意的期待：“至今没人来找我谈话，但我想，如果有，不管是校领导还是那些身着制服的其他什么人，我愿意用真实的善意，说一说我的人生理想。阴沉沉的生活，我们都去试试，哪怕只像林昭那样的百分之一，用自己的生命给它一线光。明亮些不好吗？我不知道我是否很幼稚，也不知道是否只是想想容易。但我还是愿意试试。我能否奉献出也分享到一次愉快的谈话呢，我等待着。”

面对如此温和而善意的期待，难道敢于作出停课处罚的校党委，就不敢给卢雪松一个堂堂正正的回答吗？

二、告密及其鼓励者在道义上的臭名昭著

卢雪松的良知被她的学生所出卖，被吉林艺术学院的官僚所封杀，直接凸现了大陆的教育体制的反自由特征，而在没有自由的校园里，教师的权益得不到制度性保障。

1，在把高校视为党权工具的体制下，校园里非但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讲台上也没有教学自由，反而充满了压制自由的肃杀之气；党权对高校的要求，首先是在教学中贯彻党意志和灌输党文化，而不是提倡独立思考和自由辩论。所以，这样的教育体制专门打压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教师和学生，而奖励那些唯唯诺诺的考试机器和内心阴暗的小人。

２，高校的领导层，他们不是教育家而是党棍，他们不会为保护校园自由和教师权益而挺身而出，甚至不会用巧妙的办法与反自由的体制性力量周旋，而是为了乌纱帽而自觉充当独裁教育体制的御用工具。

３，对说真话和阳光心态的打压与对说谎和告密的制度性鼓励，是学校当局“维护校园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遂使谎言文化和告密文化在校园里盛行。在这样的校园里，讲台不是传播知识的圣坛，而是动辄得咎的陷阱。因为，讲台下布满了得到制度性的保护和激励的职业的或业余的秘密警察。他们出于自私的既得利益的计算，监视着每位教师和每个学生在思想倾向上一举一动，许多有良知的青年和教师成为告密文化的牺牲品。

比如，被人民大学的学生密探李宇宙出卖的“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全都被逮捕被判重刑，至今仍然在中共的监狱中；被小报告告密的著名学者刘军宁被社科院开除公职，第一个站出来声援卢雪松的艾晓明教授也曾遭到告密的困扰。

同学对老师的授课有意见、师生之间有争论，实属正常，而无意见无争论才是反常，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师生之间的歧义。健康的处理方式是学生的当面表达，课堂上不行，还可以私下沟通。但是，采取背地里向校方打小报告的方式，依我看就不再是意见表达，而是乞求行政权力来打压教师的合法权益，顺便向领导表示一下“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是一种阴暗的权力崇拜和整人心理，本质上是“用血染红顶子”的行为。

告密文化是中国传统中最丑陋的部分之一，唐朝女皇武则天为了对付异己而设立专门的告密制度，毛泽东时代的告密文化发展到顶峰，告密者遍地都是，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都在瞪大眼睛寻找“敌人”。以至于，夫妻之间的床榻之语，父子之间的私下议论，朋友之间的酒后闲谈，都可能在第二天早晨就变成某人的“罪证”，结果是无所不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之中，不要说私下言谈、私人通信和个人日记会变成“罪证”，甚至连梦中呓语也会带来麻烦。

三、民间维权的勇气、理性和宽容的同步增长

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同于普遍愚昧的毛泽东时代：

1，民间觉醒的社会氛围也激励着校园里的良知者，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的教师和学生越来越多，敢于公开挑战独裁教育体制的教师也时有所闻，比如，公开抗议关闭北大ＢＢＳ的贺卫方教授，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写出“致北大校长万言书”的焦国标先生，卢雪松女士作为这个名单中的新人，马上得到艾晓明教授和崔卫平教授的声援。

２，尽管告密文化仍然盛行于校园，也能得到高校当局的奖励，但越来越独立于官方评价系统的民间价值标准的逐渐形成，使告密行为及其鼓励告密的官员在民间的评价系统中变得臭不可闻。也就是说，自觉充当党权工具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并非全是好处，也要付出一定的个人代价：得到官权赏识及个人利益的告密者，必然在信誉上被民间所抛弃。看看网上对“卢雪松事件”的反应，对小报告及其校方的谴责占据绝对的多数，而且，有些网民对告密者的愤怒甚至超过对校方的愤怒。这就是那些喜欢“干脏活”的小人必付的道德成本。

３，随着社会多元化进程的扩张，每个学校的自由度也出现了差别，各高校的领导层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专门从小报告中发现“敌情”的校领导，也有睁眼闭眼、尽量把小报告束之高阁的校领导；有卖力打压校园自由的党棍，也有在关键时刻保护教师和学生的校长。

远的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先生，在六四后的高校整肃运动的肃杀气氛中，他用巧妙的办法保护了许多教师和学生。贺卫方先生曾在《江平教授被免去校长职务》一文中，用自己的亲历来现身说法，证明在１９９０年１月的严酷气氛中，江平先生是如何把贺卫方调入政法大学，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著名法学家。

近的有中山大学领导层对艾晓明教授的保护，当一封冒充“全体同学”的小报告送交有关领导后，艾晓明并没有遭遇到卢雪松的麻烦，她在《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中说：在史学大师陈寅恪实践其“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中山大学校园里，“我有幸与这样的领导共事。他们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地接受了投诉，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从广州亲赴珠海调查，组织学生干部座谈会，听取种种意见，并鼓励大家继续批评讨论，且没有对我的教学做任何行政干预。”

在这些敢于且擅于保护教师权益的校领导面前，卢雪松所在高校的党委书记刘某某就显得过于龌龊。他非但不保护教师的权益，反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勾当。尽管如此，从卢雪松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告密者和书记刘某某也不是对自己的道义劣势全然不知，否则的话，告密者为什么不敢与自己的老师公开辩论，书记刘某某为什么只进行口头告知，而不敢留下白纸黑字的书面处罚决定，更不敢公开回答卢雪松的挑战。

对此，卢雪松说：“学校为证实和丰富这些内容，逐一找学生谈话，搜集了一番之后，由我们戏剧学院的书记口头告知我：你在课堂上使用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等，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我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并要求他出具书面形式的停课决定。但我的要求被拒绝了。我明白我真的是在被一种无形的东西伤害着，你看，没人愿意把它落在纸上。”

即便如此，卢雪松仍然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等待着校方的公开回应，对卢雪松的声援也充满了清明的理性，甚至有许多人表现出对告密者的宽容。

艾晓明教授对告密者的劝说可谓苦口婆心：“我很想对那位写匿名信的同学说几句话，但我怕说重了，伤害了他，所以忍了又忍，没有说出口。……你可以拒绝我讲授的知识和观点，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你想法不同、意见不一样？你将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处？难道你永远要投靠权力控制他人的思想吗？假如你成功地让所有人想法和你一样，你有什么必要到学校追求知识、探索真理？……假如同学知道你有此恶习，你将失去朋友；假如同事知道，会对你另眼相看；假如领导明智，你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假如领导不明智，你的幼稚会受到鼓励，你心生邪念而不自知。而你最大的损失可能是，再难有人生幸福之体验。”

徐友渔先生说：“使我感到欣慰，也有些吃惊的是，人们在谈论这件事时表现得相当理智和冷静。其实，如果是群情激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个事件的性质，确实与道义相关。文革中有多少教师因为学生揭发、批判挨整（比如北京的小学生黄帅揭发、批判自己的班主任），人们还记忆犹新，这涉及整个民族敏感的神经和知识分子的伤痛记忆，出于良知的表态或谴责，完全可以理解。但大多数人是以理性和探讨的态度参与讨论，许多人表示，如果同学对于老师的观点和做法有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当然，人们也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当面表示不同意见，采取导致老师挨整的”汇报“是非常不可取的。人们还相当一致地认为，学生汇报自己的老师，能否造成严重后果，关键要看学校领导的态度。”

崔卫平教授甚至说：“需要对那位‘积极分子’的学生有让步的理解。”“我甚至不同意‘告发’这种说法，更不同意有网友所说的‘告密’、‘犹大’这样的说法。因为在课堂上放映或讨论这部影片是一件公开的事情，即使只有班上的十几个或几十个同学，但无疑这是一个公开的场所，老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都是公开的，无需隐瞒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秘密。老师能够当着学生的面所讲的，也是能够当着院长、校长的面而讲的。如果是学术思想界比较有争议的内容，那么老师则需要把有关争议的背景告诉学生，把不同的观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尽量让每一种看法能够在讨论的平台上出现。包括老师本人的看法，也只是平台上的一种意见而已。”

一面是拥有道义优势的卢雪松及其声援者所表现出的理智和冷静，让人“感到欣慰，也有些吃惊”（徐友渔语），说明了民间维权意识的成熟；另一面是打压卢雪松的权势者所表现出的内在虚弱。扩而言之，吉林艺术学院官僚们在卢雪松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内在虚弱，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充当打手的官员们的常态，他们知道自己在“干脏活”，不想留下“遗臭万年”的证据。

也就是说，在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之下，心向自由的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综合压力，已经让反自由的体制及其官员们再也无法“理直气壮”。而“得道多助”的底气，既激励着民间维权的勇气，也涵养出民间维权的成熟智慧和宽容心态：面对只能偷偷摸摸地“干脏活”的官权，占有道义优势的民间，不是“得理不饶人”或“痛打落水狗”，而是以足够的善意和耐心来等待对手的答复。

参与有风险的维权事业，必须具有公开化的坦然，但又不诉诸狭隘的仇恨情绪和转瞬即逝的激进，而诉诸于坚韧长久的宽容与渐进；不追求人为的宏大纲领和一夜巨变，不求立竿见影的即时效果，而致力于自发经验的积累凝聚和制度改造的点滴进步，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不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权谋，而坚守普世道义的底线原则；不仰视政权自上而下的恩典，也不在政改停滞的现实面前徒然悲叹，而是相信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对民间力量的自发扩张抱有乐观信心。这说明，民间维权的资源，既是活在真实中的道义担当——“无权者的权力”，也是依法维权的理性和宽容对手的胸襟。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０５-０８—０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