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石根的相识是在１６年前——那个历史不会忘记的１９８９年。一恍十几年过去，他的面目，他的身影，他的话语，他的精神，却牢牢刻在我们的脑海中，久久挥不去。

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是８９年５月的一天，他正在北京大学里学生宿舍２８楼前的一小块空地上滔滔不绝的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周围有不少热血青年，在认真的倾听，我也是其中一员。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人，个子不高，衣着随便，其貌不扬。如果在芸芸众生中偶然相显，绝不肯多看上一眼。然而，一旦听到他那充满激情、诚恳，却又是那么深刻尖锐、似乎洞察一切的演讲时，你一定会被他所吸引，会被他所感动，会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起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外表的平庸与内在的伟大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场杀气腾腾的暴风骤雨过后，很多人都感到无助与无奈。许多人开始放纵，开始享乐，开始沉沦，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人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六四”，忘记了那些死去的人。就在这时，胡石根找到了我，直接明确地问到：“是否希望做点什么——为那些死去的人？”我被他的热情、直率、信任、真诚所打动，不假思索的答应道：“我愿意做些有意义的事，不甘沉沦。”这一天。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这之后，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为自己能加入这个组织而感到自豪，并永远的记住了这一天——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正是我３７岁生日的第二天。我们还共同创建了“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心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我们当时也有多个意见，多种选择。最安全的方案是：“广交朋友，储势待发”。可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最稳妥的选择，而选择了一条虽然直接，却极具危险的“秘密组党”与“传播民主观念”的独木桥。在胡石根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在这万马齐暗的时刻，在几乎没有人肯为中华民族的道义担当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

“组党”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一步步走了下来，完成了一系列前期工作，并在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赵昕、安宁、陈卫、陈青林、刘京生等等同仁的努力下一天天壮大起来。在传播民主理念方面，我们分别于９１年的“十一”、“元旦”、“春节”期间，通过印刷、张贴、邮寄、散发等多种多样方式，揭露权力者的残暴，传播人权、民主观念，大部分文章都是胡石根起草的。在我看来，我们做得还不多、不够、不好，还想大张旗鼓、狂飚突进地干一番。这时胡石根及时的提醒我：“我们也许做得多，但我们做了。我们都是铺路石子，有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我们无愧——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良心，无愧于死去的人，也无愧于自己，这已足矣！”好一个无愧，无愧得令我汗颜，与胡石根的坦荡胸襟相比，我则太过现实，太过功利。我不禁反思：我们是为了自由，还是为了自己？？？

胡石根有深刻而鲜明的观点，毫不掩饰，能说服的说服，不能说服的求大同存小异，从不强求统一。在我们之间争议不可避免，可他从不因观点的不同而疏远谁。他真诚的对待所有的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与爱戴。胡石根做起事来热情而主动，一辆一直伴随他左右的破旧女车，载着他长年累月的往返于京城的各个角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了信仰，为了正义，为了“中国自民党”而操劳。眼见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白发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而此时他还不到３７岁。我对此常常感慨，感慨他生不逢时，感慨他不得不用最原始最落后的工作方式来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力量悬殊……。

时光飞逝，十六年过去，胡石根先生依旧在牢中，饱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饱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而他所谓的罪行，就是他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民主信念！为了这一知行合一的选择，他付出了２０年的青春，“享受”着２０年的牢狱之苦……呜呼！正义何在？公道何存？

胡石根，我的挚友呵，你还能活着出来吗？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