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种，人种有别，大概是人类自身最神奇的事实之一了。曾经读李书磊的文章，他去日本，一路上遇到了韩国人、日本人；有人说到了上帝，感叹说上帝在造人时给各民族分发了不同的面具，是以能在万人如海中见出自己的同胞。那时很佩服书磊的文字和灵气，自己也试着区分一下东亚诸种，却只能靠感觉。即使现在有了阅历，感觉对了，如是泰人、越人，还是柬埔寨人、菲律宾人，但就说不出所以然来。说实话，我是一个对人的体貌没有感觉的人。我很少注意人的相貌。比如对欧洲人，我就觉得都差不太多。但一个意大利朋友当面猜人的出身，对方是北欧还是东欧，是亚美尼亚人还是斯拉夫人，精准之极，让我佩服得很。他跟我讲解原因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极深的文化和理性精神在。

估计我们中国人跟我差不多，都对人的相貌没有太大的理性，尽管我们知道体貌对人的重要性，我们也有着最为发达的命相学，看手、看相、看背、看步；但我们最终是衣貌取人的。我介绍一个法国记者去河南艾滋病村时，这个亚美尼亚裔女士就戴上了头巾，她扮成新疆人走亲戚，成功地完成了采访。这种缺乏自身主体理性的势利，使得我们确实“有眼不识泰山”。

中国人的相貌在漫长的历史里基本上混一了，除了边疆民族的人种差别大一些外，区分华夏正宗，或东北人、客家人、两广人、中原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虽然方言口音、血缘、地缘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人的体貌正在随着职业志业而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中国人的阶层人性之别在人种学上已经得到了反映。

十年前，我就听过一些朋友说，社会上最活跃也最不能见光的一个阶层——书商们，有一个共同的相貌特征：尖嘴猴腮，贼眼乱窜。记得朋友们讲论书商的特点时，因其入情入理，听者都哈哈大笑。我后来见过几个书商，确实多有如此特征者。他们是社会的“三无”人员，一个人在作者、印刷厂、出版社、书店中间打拚，讨生活，劳心劳力，上窜下跳，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看人脸色的贼眉鼠眼的劲头来。今天的书商们虽然多有度过“原始积累”的局面，他们的脸庞胖大了一些，但那种身心的紧张状态，那种萎缩、不舒展、不从容的状态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但对书商，我们得承认，他们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做了不少的贡献，他们的体貌特征表明他们在这个社会活得并不容易，他们的流氓化状态今天仍没有多少改变。听说主管官员们就称他们为“毒瘤”。

说到官员，这可能更为人们熟知。不需论证，勿庸举例，我们都知道官员是怎样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人种。中国的官员，在官威官气官腔官派上的成就可能也是文明史上最重大的收获之一。十年前，一个国家部委的处长嘲笑来办事的地方官员，说四个小官员，每人胳膊底下夹一小皮包，手里捧一个茶缸，耳朵上夹一支香烟，等他带他们上楼到另一处办手续时，那几个人把随身的“道具”都拿上，像是在自己办公楼里去开会一样，他走上楼梯回看自己身后的跟班们，忍不住要笑，从楼上下来的女同事更是忍俊不噤。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官场图啊。十年后，我还记得处长的感叹。

但是，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空前绝后的表现之一，也在于官员们的成就超越了他们的先辈。过去的官威官腔官派官话，比起今人在人种学上的变异来，又算得了什么。以我有限的识见，我也多能猜出处级局级的官来，猜出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吏来。这是怎样的现实。比如，官员的胖有一种酡颜，吏们的作态有一种横彪；官员的脸多如橡皮，吏们的腿多如牛犬。《动物庄园》结尾章节里，就是猪们刻苦努力地学习在体貌特征、言行举止方面跟他们管理的动物们拉开距离。父亲在世时曾有一时糊涂，到北京来嘀咕说我混得没个人样儿，回乡没头没脸的，说还不如村里的干部，看谁谁谁，一天到晚吃馆子，一脸横肉不说，肚子胖得系不了裤带，裤带挎在肚脐下。几有派啊。我那时只是气极而笑，跟父亲说，这很丑，晓得吧，整个一个小流氓。说到后来，父亲也笑了，是的，是丑。

人们因为职业的不同而有了人种学上的变异，这是太丑陋了。但更为丑陋的是，今人在志业上的低俗造成面貌的呆滞、表情的单调、心眼的荒芜、气质的干枯。这种人种学上的变异发生在社会精英身上以及小康了的城里人身上，他们生活在转型的时代，本应是各自做回自己，或独立或共同地回应时代的问题，从而实现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但人阔变脸，相由心生，用来说他们再正当不过的了。他们求的是安稳，混的是富态。一些阔了的学者，十多年里，都说着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话，说着“圣之时者”的话，你猜想他们的表情，一定是闭眼不曾瞧着具体的读者，而拉着脸皮说着“知识正确”或“政治正确”一类的话。他们不以为丑，反以为悲壮激烈，反以为教化任重。一些小康了的市民，捧着自己“十几万吃出的一个肚子”，也是无所用心，不以为丑，反以为荣。他们的相貌，似乎是这个转型的社会给予的，用李书磊的话，这些“面具”至此而穷。他们只能在此基础上演绎命运的无聊，但他们又是优越的，尤其跟年轻人和底层民众相对比时，这种优越性的人种面相更显露无遗：没有个性，但面皮松快；没有心肝，但占据舞台。比起他们来，底层民众实在是原生态的面相，原生态的枯瘦、饥饿、营养不良。江泽民先生要求全面建设小康，胡锦涛先生要求建设和谐社会，看来都是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愿他们意识到了中国人的面相分裂。

我们可以说，这种人种学上的变异是一种流氓化。转型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滋生流氓的社会。对一个德性、理性基础并不坚固的社会来说，这种流氓化实在是令人痛惜的天谴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