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已是余杰的第几本文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将这本文集取名为《天安门之子》，这却是意味深长的。

“天安门”在中国原是人们向往、憧憬的神圣的地方。可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神圣”已徒有其名，“天安门”倒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忌讳的词儿，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向世人大声宣布：我就是天安门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令人气旺！ 

从天安门枪声中觉醒的新一代

作者将这本文集题为《天安门之子》的意义如果仅止于此，那它只是表现了作者少年气盛的道德勇气；这当然也很可贵。我认为作者勇敢行为的可贵之处，还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那就是它标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和成长。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和文化传承，当然来自老的一代，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老的一代。与老的一代相比，他们又有着独有的时代特征、知识优势和理论优势。

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发生时，余杰还只有十六岁，一位在上学的初中生。但他把自己和天安门联在一起，却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体认和把握，发现自己和“六四”之间联系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自己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猪圈里的猪，对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会一无所知。正是“六四”罪恶的枪声，使自己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用谎言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崩塌了。”

余杰这段叙述自己感情的变化和性格的形成，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回味的。学术界曾有人就晚清以来或就“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发展划分为若干代或若干段，它们大都以历史上几次抗议外国势力侵略的运动为每一代的分解点，例如甲午战争之于戊戌变法，巴黎和会之于“五四”，日本入侵之于“一·二九”……当然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共同的缺憾：它们都无法解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阪依官方意识形态，其他一切主义、思想通通都失语了；他们没有了个人选择，没有了独立人格，当然也没有了思想与人格的尊严。这也就是直到时下人们都还耳熟能详的思想改造的成就。

那时的知识分子都以“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为时尚，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思想与言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异已”，甚或被当作“反动”、“反革命”。思想或学术的争论有时表面上很热闹，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只有主义的真假之争，绝无这主义与那主义之争，即或一些与主义无关的问题，也都要让它们与主义挂上钩，把争的实质归结为：谁更符合主义；离开了“主义”的包装，争论的问题连存在的理由都没有。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大旗下，才有一些勇敢的朋友终于挣脱了“主义”的“保护”，冲到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猛跑了一阵，可是这样的蹦跶连热身的目的也没达到，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当年思想解放是冲向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无异于宣布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绝对不能动摇，思想解放也有它的临界点，越出了一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自由化？多少年来用它整人的讲不清楚，被整的人也讲不清楚，其实就是任何不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新思想新文化，请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官方意训形态”，而不是人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你可以不相信它，但不能不尊重它，中国当权者总把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那是在有意混淆，给自己贴金，我们再也不要上这个当了。新思想新文化既然已经涌现，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枉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了多少次？奇怪的是，自由化非但没有灭迹，而是越反越多，越反越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屠杀在文化上的深层意义，就是统治者想借助于武装到牙齿的大兵来剿灭“自由化”。回想当年在数十万大军进城之前，长安街上的高楼大厦突然都悬挂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景象猛一看莫名其妙，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笑。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可以引申为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武器的批判可以成就更多的批判的武器。中国统治者自称信奉马克思，却怎么也体会不出这另一层含义。正是“六四”的坦克与机枪，使更多的人警醒，从而涌现出一代思想新人，余杰就是这样的思想新人。他的出现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崭新一代的形象。这就是我从余杰讲述“六四”当年自己感受，公然宣布自己是“天安门之子”的深层文化的意义。

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所谓“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儿的“新”并非指他们在学说上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新观念”，而是指他们已经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人对事总有自己的甄别与选择，思考问题总有自己的角度与标准。即使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也不回避，更不会刻意去迎合，展露了自己的个性。简而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现代知识分子又有谁不具备这种精神，把它作为“天安门一代”“新”的特点，是否太一般化了？非也。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五四”启蒙的洗礼，就已初步确立了自我独立的精神自由，可是余后经过几代（三代？四代？），这种自我独立的精神只有非但没有能逐步巩固、逐步完满，反倒越来越纤弱，越来越抽缩，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几乎完全消逝了。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那三十年里，我们奉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一无例外地都只能发表当权者允许的声音，不但人文社会学科要为当权统治政策服务，就连自然科学也难逃这样的厄运。臭名昭著的皮毛之喻，恰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与当权统治者关系的经典表述。试想在那样的条件下，又谈何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但是，历史的惰性不仅在于它要将精神的枷锁套在人们的脖子上，让人更费解的还是有人要将枷锁当作项链向人们炫耀。最近，一位老左派又操起老行当，用大批判的语言批判“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对它表示鄙夷，却也不要忽略了有的话多少透露了历史真实情况。譬如它说：“共公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这话就很有意思。只是它没有讲清楚，所谓“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在存的”，究竟是历史的描述还是理论的概括？要是讲历史，那与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倒是吻合的。蔡仲德先生以“实现自我”与“失落自我”来作为冯友兰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与以后的区分，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有这段历史，但作为理论概括则是不完全的。要有独立的精神，这可是知识分子的通性啊！不然我们又怎么理解当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张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学者据此推断陈寅恪为自由主义，这或有可啇之处。但这确实是从古之士到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难怪这位左派先生不信知识分子有独立精神哩。追求独立精神不但历史上有很多志士仁人，就是当下也是为数可观的啊！余杰就是其中年轻的一位，比他年长的那就更多了。只是和那些年长的人相比，余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瓜葛可能更少一点。

我把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局限于他们挣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特色，这是否低估了他们的成就？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理论的创新？当然有的，譬如历史学领域，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我以为就是“创新”。时下它已经常见诸种媒体，可见它已被社会（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了。吴思有了这样的成就，于中国史学可谓功不可没。与此有着鲜明对比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提出了“超稳定”假说，在清污中却被指责为结构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这主义那主义，只要马克思主义没说过就是非法的。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史学界朋友著文说，“超稳定”的提法，早在二十年代托派就说过，言下之义托派讲过了，即使正确也不能再提，谁提谁就有重蹈托派之嫌，帽子大得吓人。我因为给这本书写了篇序，差一点也被指定为“自由化”分子，只是我不怎么怕鬼，才逃过了这一劫。比起金、刘二位，吴思先生还是幸运的。尽管他的《潜规则》也遭到禁杀，这禁杀除了表明统治者从上个世纪八年代到九十年代，丝毫没有进步，却什么作用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成就可能还有，只是我近年来过于陋寂，知道的太少。好在这于我高扬崛起的一代没有直接关系，也就便于我藏拙了。

有一点必须声明：所谓崛起的一代主要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六十年出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活跃在社会各界；和上一代人相比，和某些人相比，他们最大特点是人前与人后一样，会上与会下一样。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象是一堵墙矗立在那儿，承认它但不畏惧它。

“新一代”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偏狭 

“天安门之子”一代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有着他们不可忽视的优势。他们普遍有较好的外语能力，不单有新进的专业知识，还有相关国际问题的知识。余杰的这本文集就有这样的优点，既有国内骇人听闻的惨案，又有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国际上都关注的问题。凸现了作者思想的敏锐与视野的闻阔。

近日读到一位自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权威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国内知识界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质疑。照他这种说法，（一）中国民族主义是九十年代这几位可爱先生鼓捣出来的；（二）他们所以要这么鼓捣是因为国内知识分子贬低自己的历史文化；（三）他们一直没有亮出民族主义的旗帜，这旗帜也是后来西方知识分子攻击他们强加给他们的……摆出一副无辜的架式，让人感到何其不幸也。其实，作为一种价值选择，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是否信奉民族主义，大可不必包裹上这么厚的华装，显出全身心的无奈。但对于历史事实则无论如何不可这样信口胡诌。在我记忆中，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身边无资料可查，只能凭记忆），当时曾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义召开了一个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我被通知也曾躬逢其盛，虽然这是件很荣光的事，我却一直犯嘀咕，茫茫然了无头绪。直到临开会，得知上海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也来参加这个会。陈先生与我是忘年交，现在他已故世多年。我们相见当然推心置腹地畅谈了，于是我向他请教：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国主义？陈先生先是一楞，差不多有十几秒罢，才从牙缝挤出了几个字：大概是上面又有什么需要罢？这等于没说。没有上面的需要，就不可能以两院研究生院的名义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在我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问题是我们虽然懂“上面”指的谁，却并不了解“上面”为什么要宣传爱国主义？不久又一件事似乎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了。不论怎么说这终究还是一部学术著作。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一部学术专著，却由中央某机构下发文件，让所有党员干部都去读它，然后又责令出版社加印了普及本，由各部门、各单位公款购置，发给每人一套（上下两册）。这些进乎反常的做法，就因为当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的一席话，说他读了一遍胡著，认为对宣传爱国主义大有好处。可以用它批判“洋奴买办”思想。事情到这儿总算真相大白了：原来当年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旗帜，并非有什么外敌入侵（这一点时下一位民族主义者倒是说对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原来和外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执政党大佬要用它来攻击他的政敌发动的攻势。所以勃兴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是执政当局对抗、扼制、平衡对外开放的另外一手。它与其说是民情渲泻的理论升华，还不如说是执政者惯以民意为旗号的一种策略。时下弥漫于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多种多样，它们各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论正当性，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则无不以此为其滥觞。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一直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列，成为官方号召全民高举的一面旗帜。

总而言之，我认为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理，还是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是信还是不信，但要割断它同权力的联系，就不是单凭主观愿望能够办到的事了。即使有勇气捏造它的编年史也是枉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口陷井，我们只能在其中充分地宣泄情绪，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体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转向现代，一个无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跳出爱国主义的陷阱，超越民族主义的偏狭，确立“世界公民意识”。“世界公民意识”是旅美华裔学者许倬云先生提出的。他说“中国学者应该有世界公民意识。”许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由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以为有着深刻的意义。当下就不失为一种疗治民族主义，帮助我们从伟大的爱国主义泥潭自拔的一法。究竟什么是“世界公民意识”？这当然还须要作深入的研究。从余杰这本文集中我们多少可以概括出几点，那就是“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现在不是有句话常常见诸媒体吗？“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以什么姿态走向世界？我想有了“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我们走到那儿都是一个合格的文明的现代人。否则到哪儿都会遭人家不待见。

自由主义——一条崎岖艰险的路

最有讽剌意味的是，余杰的这本题为《天安门之子》却无法在大陆而只能在香港出版。由此也可以推想，时下中国言禁处于何种程度。

对于这个问题却也是人言言殊，有着不同看法：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大都认为：现在言禁报禁都没有松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的依然是专制主义。只是时代发展了，科学技术普及了。思想文化统治的手段变化都不大，所以不少地方显得不那么奏效。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有的说：现在可好了，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画。只要你不玩政治，玩什么都可以。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比较起来，我倒更倾向于那位青年的看法，只是他以此断言我们已获得“言论自由”，则是不确实的。“言论自由”并非简单的说话自由，它主要还是指议论国政，特别与当局看法不一致时也可以畅言无忌。抛开了这一点，尽说些风花雪月，乃至“今天天气哈哈”，哪个时代都不会遭禁的，时下更是当权者著力提倡的。所以才会使某些年轻人感觉是“什么都可以说”，他们说老一代人的连风花雪月也不让说、不让写的六十年代。这种言禁依旧却又隙露迭现，生动地反映了统治者统治手腕的僵硬，根本无法抗拒生活的蓬勃生机。为了改变时下的尴尬与无奈，最后就是靠‘钱’的魔力推行对知识分子的怀柔策略。

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干的事太多。你可以做买卖当老板，可以躲到书房里搞纯学问，可以种花养鱼，可以玩文物字画，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可以追星玩票……总之，你玩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玩政治。

这和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正好相反（那可也是共产党的教育啊！）你干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忘记政治。我们并且被告知，当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生，欺骗学生，就是用“不可关心政治”来麻痹学生的。曾几何时，怎么变成了共产党的国策？不但青年学生，连整个知识界都要奉为圭臬。

知识分子被要求关进书房，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五花八门的补贴、课题费、奖金，过去的要求是“听话”，现在的要求是不乱说话，尤其不要说领导不爱听、不敢听的话。在当权者这样的怀柔政策下，知识分子普遍流行的犬儒主义、市侩主义。一旦你不安于现状，要求有所变革，那就给你警告、待岗、停职、威慑、拘押直至监禁，同时通知所有媒体和出版社，停止你一切作品问世。

当权者费了这么大的劲，无非是想继续推行过去几十年一贯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但毕竟时代前进了，科学技术普及了，单一个网络就是当权者控制不了的。任何信息与知识，你禁杀不了，也封锁不了。一些思潮争相亮相，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思想界的封闭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以致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涌现了三大思潮：民族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前面已经讲了它在新时代的勃起与权力的关系，尽管官方用了另一面更为堂皇的旗帜——爱国主义，除此之外，在学理上、民族精神的确立上，却乏善可陈。

有时我从官方高举的爱国主义大旗呼啸中，倒怀疑他们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例如中国人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八年抗战据说死难同胞就有三千万。可是直到今天，我们却不易找到一部抗战的历史著作。现在世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是我当学生时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听说最近一位旅美学者用自己十几年调查的成果写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专著，在美学术界普遍得到好评，可是至今日连中文译本都没有，作者也不被国人所知。真不知道如此反常，这国如何爱法？

当初，爱国主义的大旗是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热评中推出的，说起来惭愧，胡著我一直未曾拜读，只记得它问世不久，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近代中国应以现代化为目标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当然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胡著贯彻的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线，爱国当然是其主调。记得在此前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还说，要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难不成从反帝反封建直到共产主义，都离不开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岂不是赤裸裸地为极权统治效命的工具吗？

新左派：他们究竟有哪些人，具体有些什么高见，我不完全清楚。我只知道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也算是“海归派”（当然不少人只是理论回来了，人并未回来）。他们唯一特点，是将过去人们都耳孰能详的毛泽东一些土政策，用了许多洋派理论重新做了包装，给我的感觉他们是一帮食洋不化，游谈无根的学者。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是比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义还要早的，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打击的对手，以致主流意识形态与它在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到现在还扯不清。有的不是扯不清，只不过被歪曲、美化了。最明显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国际形态还是国内环境，都为中国宪政民主化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当时自由主义还有它的大本营，他们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也曾提出非常好的方案，可是在实际进行中却并没有全心全意为它的兑现信守自由主义原则。我觉得类似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总结，不能满足于自己现在已是“参政党”，甚而错把“参政”当“执政”，再把错误当做光荣继续到处宣扬了。

自从七年前李慎之先生重揭自由主义大旗，有几句话语重心长，我们应该铭记不忘：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已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制。（《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再中国的传播，如果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也有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辉煌，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勃起，那是由于“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李慎之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它今天就和民族主义、新左派有了一个共同成长的平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它仍然处在被主流意识形态到处打击，同时，又被‘新左派’与民族主义两面夹攻的状态下。当余杰说自己是“天安门之子”，也就等于给自己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路。

我预祝余杰在这条路走好！

二零零五，四月初  

《天安门之子》，余杰著，香港开放杂志社8月中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