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词典里，对“造反”一词的解析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期间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对统治者采取的反抗行动，这就是历代农民的造反。但，这些造反无一不被统治者视为犯上作乱而遭到残酷的镇压，最终都失败了。

然而到了２０世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靠造反夺权胜利后，在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革运动中，“造反”却成了最时髦的革命举动。一时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了神州大地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自己的头上戴上“造反派”的桂冠，称自己一派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特别是在毛泽东死后，江青、王洪文这些文革派被捕，宣告了文革的寿终正寝，“造反派”也跟着受批判，一些人并被捕判刑，“流氓、地痞、打、砸、抢”等几乎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词。这前后的反差，颇令人深思。

在文革中，最早起来造各级领导反的人和组织统称之为“造反派”。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泽东批准把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各地学校都有学生给党委一、二把手贴大字报，名曰“造反”。这些人就是当时最早的造反派。一开始，他们是少数，也比较孤立。后来，１９６６年６月和７月，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毛泽东看后，写信给他们表示支持，从此，“革命造反”就成为光荣而时髦的潮流了。在文革中，毛泽东、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利用“造反派”来打倒刘少奇等一批高干，少数造反派的头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惑下，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搞无政府主义，大搞打、砸、抢、抄、抓以及刑讯逼供等残酷野蛮行动，很不得人心。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号召的“造反”，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践踏了人权、民主和法制，是对文明的反动，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罪过。

“造反派”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说呢？这是文革研究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为了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文革中的造反派，还造反派的历史真面目，我们有必要对造反派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造反派中有坏人，但绝非都是坏人，总的来说好人应是绝大多数，坏人只是极少数。特别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在中国起到了先知先觉的作用，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对造反派中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是我们今天所应持的正确态度。

文革中造反派中的人具体情况如何呢？一般而言似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１、先知先觉的民主斗士

这部分人虽然在造反派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具有大无畏果敢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对文革前１７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极为不满的，特别是对毛泽东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反对的，有的人就是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只是在那个极权统治的时代，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找不到发泄的机会，只好隐藏于内心深处罢了。文革爆发了，他们看到毛泽东搞的一套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历次运动，看到了文革的倒行逆施和种种残酷的迫害及荒唐的行径，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不平和愤怒，借文革造反之机，而英勇地站到了造反的最前列。他们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为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忧虑满腹。因此，他们愤然而起，组织力量起来造反，用自己的笔写出讨伐独裁专制的文章。如北京的遇逻克，辽宁的张志新，江西的黎六莲、钟海媛，湖南的刘凤翔、杨晓凯以及上海的林昭等人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在文革中他们具有常人所没有的胆识和勇气，站出来造历次政治运动的反，造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的反。这在文革中确是少见的。林昭在文革前就站出来反对独裁专制了。虽然他们大多最后都被独裁者残忍地杀害了，但，他们的造反精神，他们的光辉思想却是永存的，他们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女，人民是永远怀念他们的。

２、由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直接扶持起来的造反派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上海的王洪文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聂元梓等七人敢于在文革开始时写出那样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就是在康生的授意下写成的；王洪文敢于在上海造反夺权，敢于制造安亭事件，就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进行的。没有康、张的授意和支持，聂元梓、王洪文等人就是长了几个脑袋也是不敢的。一张大字报使聂元梓成了文革的英雄：“一月夺权”王洪文由此起家，后来被毛泽东看中当上了中共的副主席。聂、王及其相类似的人成了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干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是历史的罪人，这类人当然也是极少数。

３、老造反派中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

造反派中这部分人也是占少数，以北京为主，各省市都有一些。这些高干子弟们由于他们的父辈是领导干部，有条件获知一些最高层的信息，因而在文革的初期，在中学、大学读书的，都率先在学校写出造反的大字报，成了北京最早的造反派。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率先写出“修正主义的团中央滚蛋”这样的大字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平平，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等人，都是首先在学校中写出造领导反的大字报。邓榕、宋彬彬这些学生并成了北师大女附中文革的领导人。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忠云是第一个被非法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就是宋彬彬等人组织学生打的，北京的打、砸、抢、抄、抓就是这些人领导下进行的。

这些干部子弟虽然是第一批起来造反的人（主要在１９６６年的６月到９月），后来看到他们的父母也一个个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他们的心里就不平衡了。由此，有的就转而成了保干部的所谓保守派，有的则成立新的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转而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周恩来、江青。其后这些人遭到了江青的打击和压制，有的人并被抓捕入狱。

４、激进的青年人

这是造反派的大多数，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青年教师，其后许多工人、职员、机关干部都成了这样的造反派。这样的造反派开始是在大、中学校的学生中出现的，他们的思想活跃，有知识，接受新东西快，思想容易激进。由于他们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现实的不满，听到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教导后，很容易被激发起一股热情而起来造反。特别是看到了毛泽东“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教导后，毛泽东号召人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沉不住气挺身而出，起来造反了。他们认为本单位领导和省、市领导都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为保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造他们的反。一开始他们是少数，十分孤立，并受到种种压制和打击。如北京的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韩爱晶，湖南的叶卫东、广西的刘振林、周兆祥、曹东峰等，有的并被打成反革命。只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和江青等要利用造反派来达到打倒刘少奇等一批高层领导人的目的，支持造反派，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才使造反派的队伍逐步扩大，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造反派最终掌握了大权，成了文革初期的胜利者。

这些人当时确实是出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鼓舞下，在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煽动下，搞了许多过火的行动，如给干部戴高帽游街、抄家、破四旧、过火的斗争会等。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错的话，这个责任应由毛泽东和江青来负的。至于一些地方出现打人、刑讯逼供、逼人至死等现象，只是他们中的极个别人所为，多数人是不会干此等事的。

５、造反派中的坏人

这是极少数，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开始也并不是坏人，是在那种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而出现的。如北京的宋彬彬等人，她们打死了人不但没有受到遣责和追究责任，反而受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接见，把宋彬彬一名改名为“宋要武”，可见这个影响之广之大了。在许多地方由于文革中的派性影响而出现武斗，江青又号召人们要“文攻武卫”，武斗就更为扩大了。至此，打死人的事件在全国就屡见不鲜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革中抓到人把人打死的，并非主要出自造反派，而主要是由原来的保守派干的。如广西的“联指”派中的少数人，他们在文革开始时保工作队、保干部（尽管此事本身并没有错，但与当时毛泽东的路线是背道而驰的），是当时的保守派；后来由于他们所保的干部重新出来执政了，他们胜利了，此时他们则成了最响亮的“造反派”，抓人、打人、杀人，什么坏事他们都干得出来了。他们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坏人，其后他们多数并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则是令人不解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应该具体的分析对待，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公正的。就是在今天，“造反”和“造反派”也不能说是贬义词，造错误的反，反对独裁者的造反派任何时候都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文明、民主的社会里，不平等之事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也会时有发生的。各级政府的官员都需要人民和舆论的监督。人民和舆论对官员们的官僚主义或腐败行为的揭发和批判，也可以说是造他们的反吧，这是永远需要的。当然，这种“造反”是和平的、理性的，而不是像过去农民起义那样是暴力的、流血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