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

莫律师来解决了绝食的问题，他劝我不要这样做，说他也劝过杨建利要保重身体，杨建利听从了劝告。莫还说带去了同时还带回了我与杨建利之间互相的问候。为了今后有良好的身体工作，放弃绝食，这也是言之有理。任何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得为长远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按原来计划，昨天是开始绝食的日子，没有实施。

天气阴冷，心情阴郁，寄予希望的修宪过去了一周，人权却像一阵风似的吹过去了，我仍在受罪，迫害人权在继续。

何日是归程？何日可拥抱我的儿子？我还能否看到我的儿子？漫长的等待，尽头在哪里？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日

与老张争论。愚民教育误人误国。

想象着给希拉克写点什么，想到了一个开头：向您提出请求的是一个１３岁孩子的父亲，还是一位８０岁老父亲的孩子，一个在中文网络享有一定声誉的作家，一个和平的改良主义者，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同时，按托马斯·杰斐逊所言，一个未获得法国国籍的法国国民，因为追求自由而被一个专断的权力逮捕。他在狱中看到了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公开发表的经您亲笔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欣喜地看到《声明》中有下述措辞，“中法两国政府尊重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然而，《声明》发表一个月后的今天，他因发表言论却还在被关押，面临被送上法庭的命运。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３日

老刘走了。突然间大门开处，马干部叫刘清理东西，轻轻地就走了，这么容易就走了。老张说，每走一个人，心里就要落寞、感慨、自叹，希望下一次牢门会为自己打开。回想莫律师会见时作出的种种暗示，分明是在告诉我，种种努力他都尝试过了，近期放人的可能性不大。确实，事态已经扩大化了。湖北省公安厅既然已经明确表态了定性了，工资也给停了，要想近期内突然来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可能吗？他们可能已经能够自园己说？舆论上如何交待？除非有某种力量介入，强有力的力量介入，目前出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志在失败。制造悲剧，有些事，有些时候，需要悲剧来改变现状。柴玲的主张。

事情的发展不可预料，从现在起，必须有所准备。最需要准备的是如果真的要上法庭怎么办？有两个大问题要未雨绸缪：法理上如何战胜对方，和情绪上如何保持自尊又不激发报复。法理上要想战胜对方，从现在起，就要摸清对方的主要观点，摸清他们的底牌，那些导使公诉人和公安认为我的罪名在法律上成立的核心观点，那些起诉书上没有形之于笔墨却又牢牢地左右着他们思维的范式，型构起诉书的东西，必须设法摸清。要找到他们的缺点。罗织成罪的案件，不可能没有缺点。关键是要找准命门所在，一击而中。写作时自己以中原一点红自况，要求刀刀见血，见血封喉，法庭上也要能一剑封喉，要争取让法官认识到公诉人是错的。在此基础上想清回应之辞，以免到时被动挨打。不仅要找准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让法官接受我的辩护。要能打动法官，让法官为我所作。同时，要尽量隐藏自己的反驳意见，一旦发现公诉方的观点明显错误，不与他们辩论，让他们保持着，留待当庭击溃。要留一手，要防一手。当然，不辩论也有坏处，有可能导致检察院的认为自己有理，倒真的把我送上法庭。不过，本就是漏洞百出的案子，又有莫少平如此强援，有信心在法庭上击败他们。掌握了他们论证中的缺陷，法庭上见岂不正好？驳他们个瞠目结舌，赢他个当庭释放，即使不释放，只要能够证实没有罪的成了罪人，就制造了一个悲剧，一个发生在像我这样受到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人身上的显而易见的冤屈，正好让人们看清人权入宪后强权的真实面目，岂不正合我意？

法庭上如何自处的问题，看得见的有四种对策：一是进攻型的高调对抗，又可以区分两种表现，即高喊口号，像电影中那些宁死不屈的“英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喊口号，但义正辞严，对公诉人的指控严辞驳斥，在法庭上以写作政论时的凌厉面目出现；二是依靠律师，由莫律师主攻，莫律师高调辩论，自己则采取被动防御的姿态，然后再由李宗毅作些模糊轮廓的工作，缓和对抗的气氛；三是防守型的低调对抗，态度上不卑不亢，辩论中讲清道理，然后适度退却，以无可奈何的受委曲情态打动法庭；四是涕泪忏悔。

四种中以第四种最不可取，这是标准的投降。

第一种最能为今后积累政治资本，是心底最为愿意的，但也最能激起法庭后面那个权力的恐惧，进而引起他们的恶意报复。一旦他们铁了心要把我送上法庭，那就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了，而主要是政治图谋，是想从政治上灭了我这个心腹之患。他们必定要借助于法律这个工具剥掉我的政治潜力。这个案子，他们的盘算不外乎两种，要么将我的某些把柄抓在手中，让我从此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讲话和活动，或者起码让我今后从事政治活动有所顾虑；要么将我关在狱中，让我的政治作为能力自动作废。只要感到我还有政治活力，估计他们不会让我轻易出去。

第二种没第一种牛逼，然而相对而言比较稳当安全，既不失自尊，又避免了在政治上丢分，还可以避免引发对方的恶意。李宗毅保底的工作如果做得过于露骨，可以当场部分否定或彻底否定。用李宗毅的全部目的，只在于借助于他讲出“即使罪名成立，也有如下从轻判决的事实和理由”，虽然明知这是个下脚活，但有人做了我才可保一审后顺利出狱。莫律师应该不愿讲这些，莫与我是道义关系，不便要他讲他不愿意讲的，朋友们托他来的本意应该就是做无罪辩护。但这些话总得有人当庭讲出来。讲出来后安全系数就大得多。有人讲，我就可以不讲。李是商业关系，我付费三千元，就是请他来讲这些话的。只要争取道义上法理上胜出，无论是放人，还是轻判，都是胜利！一审达不到的目的，还有二审。这是我能够掌握主动的策略。

第三种也比较稳妥，以无可奈何的受委曲情态打动法庭，争取让合议庭成为缓冲，减弱专断权力的惩罚意志，但既有莫律师，有了第二种，还有李宗毅加大安全系数，这一种基本上用不上。

在作这些决定之前，还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先在头脑里厘清。一个是我的自我定位，是作英雄，还是作狗熊，还是作一个常人。自由主义反对国家主义，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一切的作风对你并不适合，“头可断血可流主义不可丢”，“为了崇高目标不惜牺牲自己”，这些都已经被证伪了，如果重复宣传片中那些共产党员毫不妥协的作法，只说明你骨子里还是个极权主义者，为了主义而英雄与为了英雄而英雄都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表现，都迹近昆德拉笔下的媚俗（并无攻击成全自身美德者之意，整理时注）。作狗熊的坏处显而易见。

只有作常人，最适合你。你本就是个常人，虽说有优点，缺点也不少，不是完人，不是圣徒，不是天之娇子，也难当美德之士的清誉，一介凡夫俗子，充什么硬汉呢？来自底层却努力奋斗的底层知识者才是你！吃准了这一点，心里踏实多了。我不是非得如何如何不可，我是进可攻，退可守的。

还有一个尊严与利益排序的问题，这里面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荣誉与那个虚拟的民运集体的荣誉孰先孰后，肯定是个人的优先，不能排除朋友中有人希望看到你像个“英雄”“像条汉子”那样子表现，也许还有人想借你激烈抵抗做文章，如果你选择妥协，他们肯定会失望，还有可能间接伤及他们的某种利益，但你是为别人而活的吗？你是活给别人看的吗？你是一个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的人，你是独立的，并没有把自己卖给谁；另一个是，这个案子你估计得牺牲点什么，不是尊严，就是时间，二者都牺牲不可能，二者都保全也不大可能。当然得尽量争取，能保全则保全，但综合各种情况分析，让其中一个有所损失的可能性比较大。哪个轻哪个重？都同样重。不论是尊严，还是时间，都是你在作出牺牲，不论牺牲什么，不论牺牲多少，总是你为这个国家、为公众权利作出的牺牲。牺牲尊严是痛苦的，勉强自己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当然痛苦，但长时间关在牢里，却得经历漫长的折磨，身心均受摧残，最关键的，牺牲尊严关系你一个，坐牢时间一长，却必定要将痛苦牵连到孩子身上。如果说牺牲尊严为你所不愿，那么，让孩子受累，你就愿意？你一万个不愿意。第三个是对民主怎么样才算是作贡献的问题。搞民主运动，是不是以坐牢长短或多少论英雄？肯定不是的！谁坐牢都是迫不得已。民主运动的成绩单，关键还是要看为民主运动作了多少实在的工作。坐牢是不能作工作的。在监狱里的时间，事实上是浪费的时间。只有在外面，能力和活力才有用武之地。你说不怕坐牢，已经坐过牢了，无须借助于坐牢时间更长一些来证明什么了。第四个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作一个政治人物，还是作一个平民？你的初衷是立功立名于世，还是作一个逍遥自在的平民？答案是你只是一个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平民。从理性人的角度考量，主动愿意长时间坐牢的人（政治信念格外坚定，被迫坐牢，或被冤枉坐牢的例外），其实是政治风险投资者，只有准备收取高额回报的人才会如此选择，你最推崇的人是洪哲胜，洪兄的人生哲学是功成不居。既然如此，既然不准备从坐牢中收获政治资本，又何必以坐牢时间长短来衡量自己的意志信仰坚定程度？

明天要沟通的几个问题是：１、李宗毅是怎么回事？２、与检察院沟通一下；３、写给孩子的信；４、中法联合声明，做工作的事；５、他们可能想吸取刘荻出去后又申诉不好下台的教训，那么，作出不申诉不要求赔偿而放人有无可能？想通过李所长掏些口风。估计，李所长和李宗毅都有可能成为孝感市政治委杜导斌专案组的成员。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４日

早上，李开门拿来了这本纸。昨天的日记另写在散开的纸上，写成了２４日。号子里又调进来一人，小姜，湖南人，烟贩子。价值２０万的一车烟，已在２９号被关了２０多天，小学文化程度。小伙挺精神，瘦瘦的。

理发，生手理的，没有形状。李说原来那位出车祸的司机已经判缓刑出去了。李说现在给我理发的是一个千万富翁，在孝感城区有地皮２０亩，亩值３０万元。理发时闲聊，他讲了一个坐牢哲学，颇有意思：坐牢看坐得值不值，如果值，坐牢就没什么，坐就坐吧。从这个角度思考，我这牢倒是坐得不算亏损。此人说，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都有点问题，只看财政情况好不好，财政没有钱，就会找事，财政好的地方，有事也不会追究。

读书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过。直面残酷，舍此再无他法。

狠了狠心，没安排给新来的小姜中午吃菜，他的卡还在２９号没拿过来。这些时没有钱来，老刘来了３００元，又是点烟又是点副食又是菜，没几天就光了，前几天接连吃了两天白饭，四五片萝卜加点酱，他哪吃得消，坚持要点菜，说是还有钱来的，结果到走时再没有进来分文。有限的资源长期接济别人，最终是自己被剥削。小姜说他的卡上还有４００元钱，上午剃头时我紧追李所长要，他答应让人拿来，却还是没有过来。下午算帐，小周拿来了姜的卡，上面还有１６３元，２３７元给２９号趁机抹了油。晚餐时有火腿肠吃，让纹身给姜按其他人一样的待遇，分火腿肠只能是一人一根。

小姜刚来，怯怯的，上午与我搭话，但可谈的太少。下午吃饭，假律师要姜上铺把毯子铺好，请我和老张上坐。这是酋长似的礼仪。假的讨好，姜的听话，搭成一台戏，我受用着这建立在奴役人上的享受，心里暗暗好笑，号子里这样作是第一次，我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但看着假律师讨好献媚，姜驯服听话，心里感叹，最难消除的，便是这种奴性。

中午，下午小姜拖地，假律师教。假律师要小姜学狗样摆尾，走中线。未予制止。且看看，他还能玩些什么花样来折磨人。也有个考虑，我要作好长期住３６号的打算，有可能与这假律师长时间同处一个号子，必须驯服他。要让他驯顺，就必须让他按自己所理解的便宜行事，只要不太过分，这种半玩半闹的事，除非姜自己维护尊严，他人不过多干涉的好。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５日

给李所长看了《法庭陈述》和两封信。他看后的评价是深刻。最后丢下一句话，让赵处长提审一下。就这句话，中午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幻想着放我的时候到了。所谓提一下，只不过是取保的既定计划。想到出去后如何处理及自处。然后又自己笑自己这些时借幻想找乐子。

下午放风，雄干部站在风场顶的铁网上与下面的吊气搭话，要他向我学。我正看书，见他很友好，便站起身来。雄干部是大悟人，对我一直很友好，和颜悦色，很随便，说话也就很随意。结果，他上我下的几句话，把所里夜间两人值班，有监视器，他的爱人在大悟，收入８００元，他本人月收入１５００元，营职干部转业，原来在北京给首长当警卫等情况向所有号子里的在押人员全公开了，大概是感到不妥，对话中他缓慢地起来，在铁网上走动。边答话边离开。他离去了，我才觉得不妥起来，这些，在外面随便讲没什么，在这里讲，严重不妥，全是有可能导致他今后出问题的信息，绝不应该在此公之于众。有些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