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祝贺印度“圣雄”甘地７０岁生日时说过一句话：“后世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真有过这样一个人。”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以后的人们或许也越来越难以相信上个世纪曾有过一个叫做爱因斯坦的巨人。这位开创了物理学新纪元的伟大科学家、这位热切关怀人类事务的世界公民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半个世纪，离他横空出世、创下科学史上的奇迹则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

１９０５年被誉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决不是偶然的，２６岁的瑞士籍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在短短６个月间连续发表多篇物理学论文，在三个不同领域作出了四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而他当时同任何学术研究机构都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专利局的一个小技术员。加上他后来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如果按照公认的诺贝尔奖评奖标准，他一生至少应该得８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其科学贡献可以相提并论的是爱因斯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生当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一生都在为世界和平、为捍卫人权奔走呼号，他发表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甚至比科学论文还要多，如果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授予他，那也完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他仅仅获得过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不是因为相对论，１９２２年冬天他在路过上海时接到荣获１９２１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通知。去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宣布２００５年为“国际物理年”，德国政府干脆把２００５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而且决定把爱因斯坦的名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镌刻在政府大楼上。

在遥远的中国，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而出版的各类书籍琳琅满目，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有关文章，爱因斯坦再次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８５岁高龄的许良英先生专门新编了一本《走近爱因斯坦》，分“心路历程”、“人生信念”、“正气歌”、“个人与社会、国家”、“反对纳粹暴行”、“伦理”、“教育”、“宗教”、“犹太人”、“科学探索”、“哲学思考”、“念先辈悼师友”等１２个主题，精选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论文之外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言论，同时挑选了大量他在各个时期生活、活动的照片，着重展现这位科学家、人类之子的人格魅力。的确，与其科学成就同样重要、甚至影响更为深远的无疑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正是《走近爱因斯坦》的主旨所在。

早在１９１９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１９２０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１９２２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２０、２１页）十几年后（１９３６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１１月１７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１９３７年３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１９３８年６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爱因斯坦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２０００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１９３４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１９３７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１９３８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１９５５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６年的８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最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被打成右派，逐出中科院，回故乡浙江临海当了２０年农民的许良英先生正是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在恶劣的条件下，化１６年时间编译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其他参与翻译的有范岱年、赵中立、张宣三、李宝恒等），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９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热爱读书、视野开阔的胡耀邦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推荐给共青团和组织部的干部阅读。１９７９年，北京还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大会。

商务版的《爱因斯坦文集》共收入爱因斯坦的论文、演讲词、谈话、书信等４１０篇，约１３０万字，虽然从时间上说它是世界上第１０部爱因斯坦的文集，但在英文版的４０卷本《爱因斯坦全集》１９８７年开始出版之前，它却是篇幅最大的一部爱因斯坦文集。直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中这套书依然名列其中。像这样一部大部头的科学读物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借助爱因斯坦身上的光环冲破思想禁忌、走出长久的封闭、蒙昧状态的时代需要。爱因斯坦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在７０年代末和整个８０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二十几年来，各种爱因斯坦的著作、传记以及有关爱因斯坦的读物长盛不衰，成了书市上不老的长青树，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赵中立等译），爱因斯坦留下的庞大科学遗产和精神遗产正是惠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

爱因斯坦的意义远不止是科学上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埋头于探索宇宙奥秘，致力科学研究，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同时，他对许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人类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１９１４年他义无返顾地反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哪怕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也不屈服。他不停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反对希特勒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决不向强权屈服。１９３３年５月，他的挚友冯·劳厄劝他不要对政治问题发言，以免召来不测，他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停止捍卫人权的斗争，并一再为消除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威胁发出呼喊。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他在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颁发的一个人权奖时声明：“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他摆脱了个人狭隘利益，超越了一切斤斤计较的得失计算，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曾说过，“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们引向独裁政治的人们特别热衷于要恫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们的嘴。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也就更加重要了。这应当包括拒绝同侵犯个人权利的任何措施合作。”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要承担社会责任，从乔尔达诺·布鲁诺、伽理略、斯宾诺莎到爱因斯坦，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古老的中国也有他们的精神同道和精神传人。

爱因斯坦这位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无论当他抬头仰望星空时，还是注视人间时，从来都是那么谦卑，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傲慢和骄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人，身后不留骨灰，不要坟墓和任何纪念标志，住了２０年的房子也坚决不同意作为故居存在。他一而再地强调：“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在时间的河流中，他的科学成就或许会被后来的人所超越，但他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道义担当、对做人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这一切将长存于世上，激励着人类继续前行，他树立的榜样在科学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将是不可磨灭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是他在悼念居里夫人时充满深情地写下的一句话，也正是他本人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