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４５年，一位叫做儒勒·乐和甘的法国人从２４岁踏上中国的土地起，直到１９４５年在哈尔滨去世，在漫长的３６年间，他曾先后在成都、汉口、天津、北京、重庆、海口、广州、汕头、上海、香港、哈尔滨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个普通的驻华领事的身份，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法语和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的动荡岁月（法国博里斯·马尔坦著，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５月）。

他对这片苦难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挣扎、努力、奋斗的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他在参观了圆明园废墟之后写道：“圆明园作为远东独一无二的丰碑只余下破碎的喷泉、摇晃的墙壁、倒塌的楼梯、塞满瓦砾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开的墙洞，牌坊通向新的废墟。”他为这个壮丽的园林的毁灭而感叹，他为英国军人在１８６０年的“愚蠢的破坏欲”而吃惊。儒勒·乐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２６年写给远在法国的母亲的，那正是２０世纪中国最动荡不安、最有戏剧性的年代，他的信因为他母亲的去世而中断，以后只有一些断断续续写给法国公使的报告和写给妻子的家书。这些被束之高阁、尘封了６０多年的书信、发黄的老照片，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被后人发现。

１９１１年，年轻的儒勒·乐和甘在四川亲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他在９月７日拍下了被四川总督、“屠夫”赵尔丰杀害的平民横尸街头的珍贵照片，他发现北京报纸上清王朝的官方评论与他的所闻所见并不一致。这年１０月１６日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

“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９月７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残暴的清廷已到了强弩之末，当保路运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武昌枪声又响了。儒勒·乐和甘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这场革命，看到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第二年８月，他从成都沿江东下时，手持的护照赫然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外务司”发给他的。

１９１３年，他在汉口见证了孙中山、黄兴等民国缔造者再度成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８月１９日的家书中不无凄然地告诉远在巴黎的母亲：“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只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下，这么昂贵的方式不可能长久使用。”９月３日，针对他母亲关于什么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问，他这样回答：“你问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义。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让议员们去叫嚷，尽管有时他们叫得有道理。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自由，甚至他敌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动荡。”

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０日，他还是在汉口写信，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民国在他眼里——“我们这里现今比１２月２日之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３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这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西方普通外交官当时的评价，后世想为袁评功摆好、为袁翻案、同情之理解袁之作为的治史者读到这些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紧接着，袁世凯以一手操纵、量身定做的“新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可以无限制，实际上做到了终身总统，还可以推荐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与皇帝已只隔一层薄薄窗户纸。在法国这个大革命的发源地成长起来儒勒。乐和甘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把戏隐含的危机。他在１９１５年２月４日写的信中说：

“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然而，袁世凯仍不满足，他要进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终身总统制变成帝制，把民国变成他的家天下。当时正值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迷信的袁氏忙于分封公侯嫔妃，压根就没有想到皇帝梦只是一朵毫不鲜艳的昙花。当年１２月２５日，曾做过云南都督的蔡锷等在遥远的云南宣布独立，打出了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旗帜，要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三天后，儒勒·乐和甘写信给母亲：“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结束得很糟。我不仅是说因数月来最恐怖的战争而流血的欧洲，还有这里的老中国，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橘子皮上。这次，这块橘子皮叫云南革命，……云南方面宣布云南独立，大家认为另一些省也会效仿。”

“橘子皮”，多么形象的比喻，连一个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袁之老谋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为可以把民国的车倒退回去，不亦悲乎？局势就像他所预料，他在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９日的信中说：“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９３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 果然没有多久，袁就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由副总统而总统。

当年６月２５日，黎接见外交使团的仪式在中南海的总统府举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那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寥寥数语便将袁氏崩后，袁家子孙妻妾争财产的丑态勾勒出来了。儒勒·乐和甘断言：“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他的预料不是没有根据的，１９１７年６月６日，他在北京写信给母亲，“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为达成妥协，在天津北京之间官方半官方的使团间穿梭。”６月１３日，“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只要与前任临时总理一同签署就能做到）。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愈演愈烈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丑剧再次登场，又迅速烟消云散，只是给世界看了笑话。７月１１日，儒勒·乐和甘在信中说：“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也是从他的信中我们才知道，７月１８日中午是德国人帮助将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这一切似乎都验证了儒勒·乐和甘在１９１３年８月说的——“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１９２１年３月，儒勒·乐和甘在重庆目睹了农民奋起反对军阀统治、遭到血腥镇压的一幕，农民们横尸江边，带头青年的头颅被割下游街示众，“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大致上就证实了他的预言。

１９２５年，连接着上海 “五卅运动”浪潮的延续半年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是造成中国工人民众死６０人、陆军学生死２３人、法国人死４人的“沙基惨案”，儒勒。乐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国领事，是重要的见证人，在被罢工工人包围的几个月里，租界几乎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他在８月１日的报告中写道：“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命必需品由香港提供。”直到１２月１日，沙面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重整山河的机会，儒勒·乐和甘看到了，他同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３日，不到６０岁的儒勒·乐和甘在冰雪覆盖、天寒地冻的哈尔滨法国领事馆孤独地谢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法国领事馆的官方说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当时哈尔滨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多年后，与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莱叶耶神父肯定地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这为他的死添了几分神秘，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答案。有意思的是，儒勒·乐和甘在中国的旅程就是从穿越东北开始的，三十六年前，２４岁的他第一次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写信给心爱的妈妈：“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