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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香港作家黄向明先生给我下帖，邀我参与《未名湖遐思》一书的写作。黄向明乃名门之后，翩翩公子，恃才傲物。察其意，隐隐有与吾摆擂之意。余垂垂老矣，昔年豪情灰飞烟灭，于名于利毫不萦怀，惟愿一腔热血化为丹碧，余心足矣。久不执笔，为文大难，谨将数年前余所撰回忆录一份奉上，聊以塞责，庶几不負黄先生之邀也。
我已经１０年没见到未名湖了，但我经常思念未名湖。因为那里有我青年时代的足迹，有我的希望、欢乐和悲伤。虽未能至，然心向往之，毕竟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青春易逝，岁月如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便永远留在了北大，那是我生命里的阳春和严冬，我永远不能忘记。因此啊，我时时刻刻想念北大，白天想，晚上想，想念夜里学生楼窗口的灯光，想念月光下未名湖波涛的清响。于是，我不知不觉、悠悠荡荡地进了北大西校门。进得门来，满园春色忽然变成了风雨飘摇的秋天，黄叶飘零，愁云惨淡。我正走过办公楼……穿过假山，走过小桥，偌大的学校就笼罩在风雨里，看不到几个人影，偶尔有男男女女骑着单车，披着雨衣，匆匆远去。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他们也不认识我，风景依旧，人事全非，我和他们就好像阴阳隔界。凄风苦雨，树木凋零。我不禁想起了南朝诗人的句子：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覃，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沿着湖边慢慢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花神庙前。花神庙是一座赭红色的小庙，年代久远，小巧古朴。为避风寒，我躲进了花神庙，里面如春天一样温暖，我又累又冷，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起来！清醒一下，你这浊物！不要玷污了我的栖身之地！”我睁眼一看，一位风姿绰约的青年女子站在我面前，她面带微笑，头上戴着花环，胸前挂着花环，手腕上挎着花环，身上累累垂垂都是花环，就像是站在鲜花丛中。我正惊诧不已，她轻启朱唇，款款咏道：“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索索……”声音凄美、激越，熟悉得令人心疼！我在仔细一看，那女子长得有些像林昭，我颤抖着站起来，哽咽着说：“你……你是林昭吗？林昭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吗？你是花神吗？”她微微颔首，我接着说“你这花神是青帝所封还是王母所赐？”她笑笑说：“看起来你这人蛰居乡曲，久不问世事，红楼已经褪化，离时代太远了！你一共说了三句话，就有三处错误。第一，我不叫林昭，我是花神；第二，林昭没有死。世上有两种人不会死，第一种是已经钉在和注定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他们要滴沥着污血，向世人呻吟着展示或即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罪恶；另一种人是舍生取义、以身护法、为民请命的人，他们被供奉在生命的祭坛上享受生生世世的祭奠。林昭就是后一种人，因为她坚持真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她用自己青春的热血忠实地实践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理念“，因此，林昭是不会死的，在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林昭永生！”“哦……”我似乎大悟大彻，“我还有一处错误？”
“我这花神之号既不是王母所赐，也不是青帝所封，而是群芳众卉推举的！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区花神，就是在全花木界中也都是推行花木选举的了。花木界早已进入了大同世界了。不象你们人类还是为名为利而倾轧；为权钱交易而堕落，甚至转来转去还没有结束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说完，花神领我出了花神庙，来到未名湖畔，水面上波光粼粼，看不分明。“你知道为什么叫未名湖吗？”“我不知道。”“你知道无字碑吗？”“听说过。”“无字碑就是无论大善至德，还是大奸巨滑，他的碑上不着一字，一切留待后人评说！至于如何评说，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种瓜得瓜，种蒺藜收刺。这未名湖与无字碑有异曲同工之妙——未名之，未名湖者无名也，名可名，非常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然这妙在何处呢？”她领我来到湖边，把花环抛向水面。“妙在那儿。”湖水慢慢平静下来，变成了一面清幽的明镜。“你慢慢看吧，我不能陪你了。”她忧伤的大眼睛里泪珠簌簌落下，打湿了胸前的花环，旋即随风逝去，口里叹道：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系（左系右丽）；
……
阽予身而危死兮，
览予初其犹未悔。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花神刚去，风骤起，吹皱了一湖静水，既而翻起一股浊浪，带着刺耳的喧嚣。啊！我看到了！有林昭，有何其慧，有杨吉林，有刘秉彝，有孙文烁，有王国香，还有我——赵雷，当年我们班的七名右派都在！都垂手默立，像等待屠宰的羔羊，听我们班的极左派孟宪忠训话。孟宪忠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继续作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都身形单薄，如暴风雨中的树叶！
暴风雨中的树叶啊，即使它愿意做暴风雨的顺民，也难保不被风吹雨打去，碾落成泥化做尘。我知道，１９５７年我班的七名右派，至今已有四人生命已离他们远去，都还不到六十岁，受的苦还没有消化尽，就永远离开了人间。让我一个一个在未名湖的妙镜里细细看来。
一个是林昭，她本应该下乡劳动，接受劳动改造，因为有病（她的肺结核时好时坏），就留在系里搞资料工作。再后来，她回到了上海老家养病。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１９６０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１９６２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２０年。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５月１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埋在何处，没有人知道，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林昭没有死，她睡在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心中。（近悉林昭骨殖已找到，并已安葬。）
再一个是何其慧，她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１９５８年她才２２岁，长得清新可人。打成右派后发配到西北边陲的一个偏僻小县参加劳动。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一个弱女子跟一群发配边疆的刑事犯关在一起。汽笛一声长鸣，一去不回头，驶过黄河壶口，出了嘉峪关，一路风餐露宿，山水迢迢。就在途中，共和国法律史上丑恶的一幕发生了，不知是监管人员的疏于职守还是怂恿，何其慧被这群暴徒强暴了！她向监管人员哭诉，没想到头顶国徽的监管人员却恶狠很地说：“该打！不许你这右派分子翻案！”风溜溜从她头顶吹过，风吹干了她的泪滴，关山一望萧索，她欲哭无泪！到了发配地，她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多亏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光棍汉的保护，使她免受更多的凌辱和迫害。她感恩戴德，以身相许，因为她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她只能这样。不久，她和那位好人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落实政策，她被分到公社的托儿所里当阿姨，多亏了同班同学的帮助她调进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
１９９３年，我见到她时，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欲哭无泪。良久才说：“一别三十年，我还记得被打成右派时你送我的两句诗：‘十年一觉革命梦，赢得右派反党名。’”我们漫步在当年天天走的那些林阴路，风物依稀如旧，人事全非。分别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后来传来消息，她成为人所敬仰的模范教师，毕竟二十二年来，给她心身造成的创伤太重了，她日以继夜的辛劳，过分地透支了她的精力，不到几年，就与世长辞了，刚过了六十岁，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她留下了两个很有出息的孩子。
还有一个是杨吉林，他被发配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劳改，每月只给１８元的生活费。若干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每月４０元，在一个农场里种药材。孤独寂寞里，他染上了烟瘾，只有劲头极大的关东莫合烟，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欢乐。因为有了抽烟这项开销，尽管他没有成家，每月也剩不下多少钱。最后，他在一小县里的药材公司里算是当了职员，恢复了他的原工资，这时他已经５３岁了。他一辈子没成家，常常一个人坐在原野上，看晚霞消失了那最后一线光晖。他跟树说话，跟草说话，跟花说话，忧郁从他身上要流下来。北大三次校庆他一次也没来，头一次，知道他的情况，第二次，还知道他的下落，第三次，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因为他已经与世长辞了！尽管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昭雪，但是他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太厉害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最后一个是刘秉彝，１９６２年他从劳动教养队放出来后，他回了故乡浙江温州。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他的肺结核病也一直没有痊愈。为了吃饱饭，他什么活也干，在生活的最底层奔波。几年来北大校庆他从未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的详细经历，只听说不到六十岁他就离开了我们。
唉！林昭死的时候才３６岁，何其慧、杨吉林、刘秉彝都不到或刚过六十岁，七个右派还有三个大难不死，历经２２年的折磨，还活在人间。在这２２年中，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他俩都还健在，他们的辛酸泪由他们自己去说吧，无须我替他们诉说。
七个青年右派，十几年前就有四个已经离开人世，占七个右派的百分之五十七，按照这个比例，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不也死掉了三十一万有余了吗？那么当初四十岁以上划为右派而能活到今天的尚有几人！？应该说基本死光了，如果这些右派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的话，那大约是十八万。十八万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八万，三十一万加八万是三十九万，现在还活着的右派大概不会超过十五、六万了吧？右派和叛徒内奸走资派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钦命打倒的阶级敌人，但最后在落实政策时，一再强调把政策落实到实处，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待遇，叛徒内奸走资派是补发工资、官复原职，提拔重用；而右派呢，仅不过是承认错划，给予改正，不再岐视，就地安排适当工作而已，至于这二十二年呢？是作为对伟大社会主义的无私无偿的功臣的贡献呢？还是给予相应的补偿呢？我想应该有个说法吧，至今时过二十七年，秋菊们到今日再也听不到下文了。这是题外的话，现在再说正题。
关于我个人，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舔干了伤口的血迹，所以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想说一句：１９６１年我才被分配到京西煤矿，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容在另一篇中详述吧。总之和我一起劳动的老右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就是几十万右派的命运，也就是共和国的命运！
我是在毕业前两个月的１９５８年４月下放到京西农村，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中改造。适值大跃进开始，全国“发高烧”，梦想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劳动强度很大。早晨起来不洗脸刷牙，先干一小时叫早战，然后回来吃饭。白天自不必说，晚饭后还要夜战，就这样风风火火，拉屎都没有工夫，一个个累得妖精似的。就在抡收抡种为创建亩产万斤粮苦战的秋季，全乡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人们皆分类编队，还真有奌现实意义的戏剧性的热闹：老头组识成老黄忠队；老妈妈组织成为佘太君队；妇女组织成为穆桂英队；姑娘们组织成为花木兰队；青年儿童组织成为罗成队，罗成队贴出了新诗篇：
亩産要破万斤关
敢教日月换新天
拉出罗成问问你
什么叫做试验田
在这非常的日子口里，右派们自然更不能落后，为了省却來回往返路上的时间，我们劳动在田间，吃饭在田间，睡觉也在田间，睡觉的时侯，只将几个捆好的玉米秸相互倾斜对立着，就搭成了一个人字形的窝棚，这就是我们的田间卧室了，至于什么蛇蝎、昆虫之类的对我们的干扰或亲近，那就无所谓了……
仅是劳动，累点也罢，更可怕的是每星期还要写一篇检查，以期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说写检查其实就是自己骂自己孙子，自己把自己搞臭，还要互相揭发，互相搞臭，那就是属于精神上的凌辱，剥夺人的羞耻心。让你唾面自干，人格低贱，尊严全无，斯文扫地，永远爬不起来。
在我们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叫刘嘉屏，才２０岁，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无奈何说，看来北大中文系也得开一门新课《检查学》，否则误了国家大事！他跟北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李力，还有法律系教师周士钊很谈得来，私下经常聚在一起说古论今，相互吹捧。周士钊说，你刘嘉屏才华出众，可以当大报的总编。刘嘉屏就说，周老师是法学巨擘，当然能胜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力呢，本来就是某省公安厅出身，当个公安部长没问题。这本来只是互相吹牛，聊以自慰，寻穷开心罢了。没想到在检查的时候，刘嘉屏把这些胡说八道的话端到了桌面上，说是向党交心。结果交来交去，把三人都交给了公安局。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遭逮捕法办。后来是死是活不清楚，据说可能李力不接受改造，判得最重，传说死于“文革”中，不知是否确切。
还有一个沈元，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上海人，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他受不了劳动的苦，就向组织请求回家自谋生路（当时政策规定，不接受处理者，可以自谋生路），为这事，在我们两个抬大木头之后休息时，他以试探的口味和我探讨过。他说：我回上海是不行，可我姑母特别疼我，她和我姑父只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我姑父是大医院的院长，名大夫，他允许我到住在他家里读书，家就在北京东城，反正我是在家中闭门读书，两耳不闻
窗外事，你说可以吗？当时我说，政策是允许的，日后会不会变？不过只要不再出新问题，未尝不可。可能受了我这句未尝不可的支持，两天之后就离走回家。日后传来，他闭门读书，研究历史，于１９６３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洪秀全》等文章。这一年是反右和“文革”间政治空气比较缓和的一年，万物萌动，似乎春天就要到来。沈元的文章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起，邓拓自杀，批《三家村》牵出了沈元。他一个文弱书生受不了这等磨折，在一天傍晚，他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欲闯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哨兵抓获下狱，他的表妹生的美而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期间他们两人已经成婚，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
，没过多少日子沈园被捕，就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执行最高指示的岁月里。她表妹仍抱着企望对共同挖洞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叫她开审判大会，在大会上
沈元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法官宣布，以叛国罪判死刑立即执行。其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此案当时北京各大报都报道过。沈元死的时候仅仅３０岁。
再说说王一民，他是北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调干生，瘦高个子，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大冬天，晚上地里没有活儿，右派在劳动之余，还担负着包干扫盲任务。这王一民教一个青年农妇识字，他工作很认真。一天晚饭后，王一民按时去教课。农妇正低头做活，没有发现王的到来。等听到响声，猛转身抬头，王为表示礼貌，裂开嘴向她一笑，没想到王的高度近视眼镜在昏黄的电灯照射下，可能出现了一个怪异的聚光现象，就像京剧里金钱豹的反光眼相似。农妇吓了一跳，不禁啊地喊了一声。正巧，农妇的丈夫回了家，他一把卡住王的脖子，厉声问：“你他妈想干什么？！”这王一民一时懵了，再说，他被卡住了脖子，如何能说出话来！第二天，王一民因为犯了“流氓罪”，被押送到了劳改农场。列位看官，你说那可怜的王一民他要想干什么？！
我还想再说一说“中右”们的命运，我们班的“中右”或者“候补右派”有７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冷辛。她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大姐，入学时，她己是二十六岁了，爱干净，穿着洗白了的旧军衣，不尚打扮，显得很朴素。她长得白皙清秀，冷静沉稳，有一副好歌喉，每当班级有什文娱性的集会，必有她的节目。她唱得最动听的歌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苏俄民间描写青年男女相恋的歌。歌词优美，声调欢畅柔和，我记得几句歌词是：
……夜色多么好
令人心神往
多么迷人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
坐在我身旁
她唱得流暢自然，歌喉园润中还帶一奌颤音。给人们以悦耳美的享受，本来在中苏友好蜜月的年代，是作为已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介绍过來的。后来这首歌又被批判为苏修的黄色歌曲……
我们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冷辛，也不知她的消息，她哪里去了呢？一直为我和所有的同学所惦念。但是当我们每一次相聚的时候，校庆９０周年、９５周年、１００周年，我们都没有提起过她，相见之后只是握手言欢，谁也不愿再去触动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冷辛，每个人都想着这个名字，但都不愿提起。有的是不了解，有的是不愿说出。我记得，我在他们分配前三个月，就下到斋堂乡去了。她据说是分到南京去了，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跟同学们联系呢？这是一个谜，但我能猜出几分。当我说到冷辛的时候，我看到未名湖上出现了她那清秀的面容，她冷冷地微笑着。我正想问她，只见她手指往前一伸，湖面上却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她就是朱家玉。我感到诧异，但我意识到冷辛启示我，她的命运是要向朱家玉那里去寻解。朱家玉她不是我的同学，她不是我们班的学生，她是中文系年轻的女教师，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朱家玉是上海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当我来北大求学的时候，她已经开课了，她讲的是民间文学，我听过她的课。她个头不高，说话时面带微笑，为人谦和，她讲课认真详细，同学们每有疑问，她都认真解答。凡是不能解答的她都查阅资料后再给同学们讲解。我记得她曾讲过中国最早的民谣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弓箭发明后先人们对这种武器的颂歌，她讲得非常生动、欢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课后，我留在教室向她探讨一个问题：我说先民读“肉”，应该是读“如”或“乳”，其韵符应该是“ｕ”而不应该是“ｒｏｕ”，否则与前面的“竹、土”就不谐韵了。她笑了笑，勉励我说：“你很动脑筋，我想也应该是如此”。就这一句鼓励话，对我日后写了几篇“方言、土语语意溯源”的文章起到了先导启蒙的教益。虽然接触不多，但我隐隐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悲剧意味，她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立见解，骨子里桀骜不驯，不是那种随声附和的人。我是调干生，她比我大不了一两岁，但她是我的先生。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对我很客气，因为我们曾在一个党支部里生活过，她对我总是刮目相看。有几次她邀请我到东门外的“义和居”吃早点，“义和居”里有一种小吃叫菠菜猪肝汤。两个烧饼，一碗菠菜猪肝汤，总共三角钱，只要一块去，她从来都是请我吃饭，因为她有工资嘛，而我是个穷学生。
１９５７年夏季，未名湖上风涛汹涌之时，朱家玉的好友乐黛云已经在劫难逃了。因她与乐黛云先生感情融洽、关系密切，所以在批判乐先生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涉及到了她，但她还没有被揪出来，她只是名普通党员，而乐先生是支部书记。不过，他们这些经常在一起的青年助教们，已经有六个人被打成了“右”字号，她（他）们之所以成为“右”号，重要一条是：看不起一位向来不教不授、而冠以教授头衔、且掌握着中文系政治大权和划右派实权的人，不教不授者，不一定没有学问，象冯友兰先生，就只挂教授衔，却不让他教书，怕他“放毒”传播唯心论，而中文系这位不教不授者的“教授”，却实实在在的是那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筍式的人物，全系师生都心知肚明的他的那点“学问”，可是沉不住气的中外著名的古汉语学者杨伯峻先生首倡此观点，公开说出了：“不教不授何以称之谓教授为”？于是，杨先生是中文系教师中“戴帽”最早的人。瞧不起某个人算什么罪过？在为右派定罪名时，那就要把瞧不起兑换成政治语言——反对党的基层领导。拿这把划右派的的尺子来衡量，随后，研究生班的整个支部成员，从书记到委员全被打成右派，教员文学史支部的主要成员和党员也被划为右派，总之，此人在反右运动中立了大功。当时，中文系全体师生不过８００余人光右派就划了８０余个，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估计的大学生娃子中也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位基层领导是汉族人，如果是蒙古族，人们就很可能把他当成内蒙古的内人党的领袖乌兰夫的兄弟，因为他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此人也是福将，文革前就退休了，所以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他没退休，在文革中左手持敌敌畏，右手拿二锅头，边走边喝，因而死于香山脚下的，不会是当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而应该是他。尽管如此，他的日子也不好受，退休后他没一个朋友，没有一个知心者。过年过节也没有一个学生去看他，踽踽独行，自说自话，在忧郁和苦闷中终了此生，死前频频谵语，还惊恐地唤着已死亡右派施余力的名字，还有朱家玉等人的名字……
话再说回来，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不能不让朱家玉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魔掌在控制着她的命运。这年的夏秋之交，学校工会组织教师去大连旅游，她也报了名。去时从天津上船到大连，回来自大连乘船直驶天津港下船。就在回来的头天晚上，还有人看见她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眺望海景，但到第二天，轮船抵达天津港的时候，却找不到朱家玉了！
朱家玉哪里去了？这是个谜，但也不是特别难以破解。她那么稳重、细心的女子，决不会失足落水的。恐怕是她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惊恐，冥冥中知道自己难以逃脱那只无形的魔掌，决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效仿屈原，以死抗争。以她大家闺秀的气质，高洁无羁的心灵，清白美丽的身躯，她是不甘忍受那些粗暴的污言秽语的！于是，在这个静静的月夜，她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投进了大海的怀抱。既然在劫难逃，不如从容蹈海，这就是朱家玉的性格。除此而外，别无解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杜甫《天末怀李白》的诗：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我似乎恍然大悟，未名湖在向我展示朱家玉命运的同时，也告诉了我冷辛的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１９４５年，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只身来到杭州，投奔在省政府任省长叔姥爷。不久，叔姥娘给她找了个职位，在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管伙食账，干了半年，她就辞职去了一所学校教书。这一段经历她如实汇报给了组织，因为在她的印象里，那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单位。没想到组织上一调查，那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可是，那个机构已经随着国民党败退离开了大陆，没有人能够证明冷辛没有参加特务活动，冷辛也不为自己辩解，她相信组织上不会凭空把罪名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可是天真的冷辛错了，她的鉴定材料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历史问题不清，不过因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无法证实，组织上没有对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只是给她留了一条“尾巴”，这条罪恶的“尾巴”如影随形，最终将她置于死地。现在看来，即使侥幸混过了“反右”，也绝对过不了“文革”这道大地震。
冷辛来到南京后，因为是历史问题不清，政治上又是中右，大机关拒绝她，中机关不要她，那个接受了她的小单位对她“另眼相看”，她的对象是驻南京的现役军人，迫于组织上的压力，不得不与她分手，当时她已经三十岁了！在没有理解，没有关怀，没有事业，没有爱情心，无处诉说，不能证明的情况下，她就只有投进扬子江那滚滚的波涛啦！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右派、中右的命运如此，那么左派的命运呢？他们当然好了！他们是左派，是党所信得过的，所以都分到了理想的单位。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凡是不正常的事物往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极左派中的骨干分子大多在报社工作，尽管他们开始拼命鼓吹“大跃进”、“三面红旗”，为极左路线摇旗呐喊，效犬马之劳，但这些人毕竟属于善于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等到“大跃进”的牛皮吹破，“三面红旗”变成了人为的“三年灾害”，整个中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他们感到惶恐惊觫：原来为之奋斗的事业竟是这样的虚伪和残忍！于是，他们一改吹鼓手的形象，开始关心起国计民生了。在一些私下通信里在日记里，他们歌颂苏联，称“赫鲁晓夫万岁！修正主义万岁！”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反革命集团被揪出来了，他们的命运甚至比右派还要悲惨！他们被剥夺了工作权，一个个被打到乡下去，连生活费都没有。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２的五年间，他们就由极左派变成了反革命集团。也有一两个人未被打成反革命，但由于“文革”的彻底性，他们也未能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譬如，左派的一个核心人物就是以“包庇反革命”和“传播修正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批斗。由于他拒不认罪，被造反派打破耳膜致双耳失聪。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把耳朵贴近我的嘴唇，让我大声说话……日后，每忆及此景，仍然激发起隐隐地痛疼的共鸣感……左派跟右派本来政见不同，誓不两立，在极端的岁月里却殊途同归，真让人掬一把辛酸笑泪！
再说说那个孟宪忠，他不学无术，只会投机钻营，他干过矿工，小学没毕业被保送进了速中，速中一毕业又被保送进了北大新闻系。他还是带着工资上学，可以不修外语，尽管他数学不懂分数，读报常念白字，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但这并不妨碍他当我们班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很特殊很“另类”的学生。他曾苦苦追求老姑辈的同学孟广云，遭到拒绝，此时，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情绪一落千丈，抽烟、酗酒、自残，寻死觅活，让人感到可怜又可笑。他在学术上毫无造诣可以谅解，不过他对同学们横溢的才华表现出的冷漠、仇视却令人没齿难忘。
就是这样一个尽管智商低却倍加野蛮的人，却获得了领导者的青睐。毕业后，孟宪忠分配到西南某省的一新闻单位工作。刚开始，顶着“北大新闻系”的牌子，此君也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不过他实在是干不了编辑、记者，单位只好让他去做事务工作。他认为自己不受重视，牢骚满腹，遂与领导对立。以至到了“文革”中，单位以他曾在北大组织收听“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罪名对其审查批判。他心生怨恨，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又由于他对人冷酷残忍，处处树敌，左派烦他，中派怕他，右派恨他，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寂寞中精神日渐颓废，５５岁便瘫痪在床，便溺饮食皆不能自理，北大几次校庆，他一次也没露面，他无脸见当年的同学，别人也不愿见他。年仅６０岁，他就去世了。阴阳隔界，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幸福否？无论他怎样伤害过我，我都希望他平安。惟愿一切幸与不幸的逝者，拈一花而见佛！
还有一个左派赵雨清，看起来人挺老实，但反右挺积极，没想到还是个官迷。他嫌自己级别太低，在组织上信任他由他自己带档案赴东北某单位工作时，偷偷将自己档案里的级别提了两级。后被审查出来，落了个“开除党籍”的下场，在历次运动中都被拎出来敲打一番。
至此，我们全班３４人，右派７人；中右７人——不是被开除团籍，就是受到警告，而且不准从事本专业的新闻工作；还有左派，转为反革命派或是定为敌我矛盾受到批斗的也是７人。加上一个因受到牵连而不知下落的陳茂强，一共是２２人，都成了专政对象，左、中、右三派，尽管不相为谋，却殊途同归！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这一大批佔全班总人数的６５%.，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及的是陈茂强，他是归国华侨，此人为人正派，诚信可嘉，热爱祖国，人缘极好，大家都昵称他为“莫高嚣”，这绰号的來历是，当初刚入学、我们住在棉花地的大通舱宿舍的１５斋，晚上息灯了，有的人仍然躺在被窝裡高谈阔论，陳茂强是个守信准时的人，于是他用闽南话开腔制止了：“熄灯了，莫高嚣！莫高嚣！”从此这个绰号就叫开了，简化之，称为老莫。这老莫他娴熟英文和印尼文，通达俄语，不过他的汉语可实在不干恭维，在这篇极严肃的文章中，我插一段小故事：夏天夜间四楼开窗，灯光引进来飞蛾乱舞，他大声叫我，“赵雷、赵雷快关窗，快关窗”，我说干吗这么紧张，他说：“蝴蝶进来了，蝴蝶进来了。”由此引起全室人的大笑，而他竟木然的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就这样一个近乎天真而又诚实多才的人，在一九五七年春，他秉承支部领导的意图借出了英国的工人日报，在宿舍里翻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报告，当时听报告的人，本班的外班的外系的同学挤满了屋子和走廊，他一边读原文边翻译，赫鲁晓夫说：“我们之所以作秘密报告，是因为我们不能在敌人面前不能公开洗自己的臭脚布，他说斯大林是一个暴君、一个嗜杀狂、是一个独夫、是淫棍，他把列宁时代的党中央委员用各种残酷得手段清洗了杀害了９８％，……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谁反斯大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祖国，斯大林他靠着地球仪指挥战争，根据记录影片来指挥农业，在他的想象中，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会餐时肥鹅能压塌了庄员的餐桌……在听了报告之后，斯大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巨大偶像轰然倒塌了，人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可是在运动中，头头们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把全盘罪过一股脑地推给了陈茂强，为这事伤透了他的心，因为他百口难辩，从此，他不再与任何人联系了。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私人日记当中发泄了对反右不满的牢骚，被左派偷看了日记，从班级到系总支一致同意把他画为右类，报到校党委去，北大的右派和中右已经超过１５００人了，正式右派是７１５人已经超额丰收了，又考虑到他是新闻专业唯一的一个归国华侨，做为内定右派处理，后来分配到边疆省份做一般工作。落实政策后他回到了印尼——这些年来，印尼不断发生排华事件，令人担心。在难眠之夜里，我不时梦见他，不禁我想起了几句古诗：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山黑……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使过去批判右派的人现在落得跟右派同样的命运。别人用当年他们批判右派的语言、逻辑甚至更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把他们当中的某些不甘做祭品者逼出了最后的觉悟！但也有一些左派，一旦伤口愈合，便忘了疼痛，又重新运用起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攫取更多的利益的权利来了。还有那么一两个人他（她）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竟然以新贵族自居，骄横恣睢，气使颐指地卑睨往日的朋友和同学。每念及此，令人齿冷……
“不要泄露天机！我要封湖了！”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种神秘的声音，随之眼前的影象全部消失，未名湖的一切妙景荡然无存，只有一片清澈宁静的湖水，几朵红花落到水面，溅起细微的涟漪慢慢散向远处的湖岸……“你该回去了，这儿不是你久待的地方！一旦跌进时空隧道，就迷途难返了。”我回头一看，花神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笑吟吟地望着我。我正要向她问个究竟，她猛地推了我一把，我“啊”地一声跌进湖水里。随之从梦中醒来，窗外月白风清，我心中惴惴不安。梦中一切恍如隔世，又宛在昨天，令我怅然不已。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３日第５稿
新来消息林昭骨灰已找到，定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葬礼，北大新专老同学参加。苏州晚辈学人胡杰制作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资料丰富，不少血写的诗看后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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