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二ＯＯ三年一月出版余杰的海外政论选《拒绝谎言》之后，现在我们荣幸地再推出这本余杰的最新政治评论集《天安门之子》。书名需要一点解读。这本书当然不是专写天安门六四问题，一九八九年的余杰还是四川一个偏远小镇的一名十六岁中学生，但是，十四年之后，他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那个六四之夜，让他“过早地结束了少年时代，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透过大气电波（没有电视），听到天安门的枪声、吶喊和惨叫，他在泪水中明白了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自由和奴役。他说，从此之后，没有人可以再欺骗他，“那座用谎言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我的生命从此改变。我是母亲的孩子，也是六四的孩子。”

他对自己说：“一定要考北大，因为那里有我的兄弟。”余杰引用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类似经历（目睹沙皇处死十二月党人后举行盛大庆祝仪式而决心为死者报仇），发誓说，一定要说真话，拒绝谎言，争取自由，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十六年来，余杰勤学苦读，考入北大，完成学业，埋头著述，出版十七种著作，多数都有近十万册的销量，处女作《火与冰》更在两年间印行百万册，成为中国大陆青年一代最受欢迎的非官方作家，大人们，甚至监视他的年轻公安们也读他的书。他说，“是六四的先辈们使我成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个为权力阶层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文人才子。”放眼六四记忆渐行渐远的神州内外，余杰不愧是天安门惨案播下的火种中，卓然升起的一颗最明亮的星。这符合一个思想者成长的逻辑——在求知三岔路口的少年时代，一个重大的启蒙事件，将有毕生的导航意义，就像我们在斯大林和毛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对苏共二十大刻骨铭心一样。“二十大之子”到“天安门之子”，显示当代共产极权主义趋向衰亡的不可抗拒的轨迹。

境外写稿：追求勇者的快乐

余杰这本文集，收集了近两三年的七十篇评论文章，是从其二百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和《拒绝谎言》的六十三篇文章一样，绝大部分发表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上，包括香港、美国和台湾的报章杂志和中文网络，传播甚广。有些读者不明白：身居一个“老大哥随时随地盯着你”的国度，为什么可以在海外各色媒体上发表如此尖锐的批评文章而安全无恙？这是我们许多次遇到的问题。其实，这问题并无神秘之处。首先，是大背景的变化：正如著名学者李慎之所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后极权主义”时期，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段主要是利益杠杆与维持谎言，而不是毛时代的血腥清算和锁国洗脑，加上现代传播工具的日新月异，迫使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局限于其权力范围，于是出现“内外有别”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是对于珍惜言论自由的人才有利用价值，余杰就属于这类人。他曾经这样描述他为“境外写稿”的心情：“好象突然从黑暗的屋子来到灿烂的阳光下一样，我成了一只挣脱绳索的风筝，奋力飞向遥远的天际……这种幸福的体验是那些御用文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就好象一个被去势的太监无法体验正常人做爱的快乐一样。”

是的，今天那些被酒色财气所熏陶的名流、生怕热水烫伤手指的小市民怎能体验余杰的快乐？当然，为了这种快乐，余杰和他的同道们是有心理准备付出代价的。因为这是勇者的快乐，不被中国法律所保护的快乐。余杰在自序中记录了一段他被威吓的经过，那是一个他不曾领略的恐怖之夜，去年十二月他被北京市公安带去折磨了十四个钟头。利诱在先，恐吓在后，扬言要他“人间蒸发”。余杰没有被吓倒，他以内心的尊严，看透了鹰犬们的虚弱，而且把这一幕公之于众。我认为，余杰在此事件中作出了一个示范。那就是在日益式微的专制面前如何自处，如何维护自身可以维护的权利。因为余杰和许多境外写作者一样（网上写作均可视为境外写作，因为网络无国界，大陆许多网上文章与信息都被境外所用），他们行使的只是一个现代社会最起码的“言说”的权利，无涉“国家机密”，这是中共加入世贸以来一直承认的权利。敢不敢使用和如何使用这项权利，就像在官方媒体上寻找“出格”的机会一样，全在乎一个公民的自觉。

基督教文化：新的精神资源

余杰认为这本书比《拒绝谎言》有长足进步。作为编辑，我们可以加以补充。本书和两年前的《拒绝谎言》一样以政治观察和文化思考的批判性为基调，但在选题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打开《天安门之子》，前面就是几篇在美国的演讲稿。余杰应付演讲十分认真，都有悉心撰写的讲稿，主题鲜明，诚挚感人，毫无哗众取宠之意，读来都是好文章。这几年，余杰出访美国、香港、法国、日本，受到海外读者的热忱欢迎，二ＯＯ三年，他在香港出席开放杂志为他举办的演讲会，吸引了许多知名的政治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极一时之盛。他的《拒绝谎言》也得到海外不少青年的共鸣。余杰的写作走出大陆，和海外知识界沟通，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抱负和情怀，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这是《天安门之子》新的特色。

和余杰以前的作品另一不同之处是，这本新着沁透着一股与基督教原罪感相呼应的忏悔意识。余杰在文章中常常援引《圣经》以彰显论说的信心。在那次被公安审问中，余杰回忆道：“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能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的罪行，因为你们说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他把写给“警察读者”的公开信当作自序收入书中，是因为“这封信也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我将努力去掉心灵深处的愤怒与怨毒，而填充进仁爱与宽恕。”本书附录“余杰和萧然的通信”，是两个青年朋友的心灵对话，他们从对余秋雨的批评入手，深入交换对“忏悔意识”的观感。余杰认为，“忏悔是有尊严的生活的前提，是人类精神自觉的开端。忏悔体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理性成熟和道德的诚实。”

余杰在大陆文化思想领域全面出击的同时，不隐讳他和他的朋友们精神上的苦闷和挣扎，他们借鉴国内外学界的宗教研究，特别从特蕾莎修女、曼德拉、图图主教、哈维尔、瓦文萨、金大中这些有宗教背景的伟大人物的生平事迹中探索人生的信仰和终极问题，基督教文化就是他们探索中的一个选择，成为他们新的思想资源。据说，和余杰具同构型的群体中，已有不少人选择归依上帝，他们上教堂，或者在家庭中聚会做礼拜。没有任何趋时和功利动机，只为了寻找灵魂的归宿，为了一个自我完善的信仰。他们同气相求，“活学活用”，提倡以忏悔精神反省历史、拯救民族道德的堕落。这是当代中国后极权主义社会思潮的一道值得注意的风景线。无法判断这股思潮的未来，但是，面对被毛泽东狂暴肆虐留下的一片废墟，重建精神家园的工程，不难想见其艰巨将超过“指日可待”的专制政体的结束，其意义则可喻为近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二十一世纪版。

追随先贤：怀一颗赤子之心

回到论政层面。有一次，余杰的朋友王怡告诉我，他和余杰聊天，彼此都有一个心愿，做一名像储安平、张季鸾式的报刊主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政见。余杰在本书中，也陈述过他的志向，他回答“希望他多做学问”的批评时说，在今日中国说出常识比做“专业学术”更重要，他不明白何以那么多人梦想创造“思想体系”？他说，中国更需要的是恢复常识、言说常识、实践常识。因此，他选择“说出真相”。什么是真相？他说，他每次回到家乡，都有王怡那样的痛感：“我们的家乡都在陷落”，但是谁承认这个常识呢？他认为，不参与公众生活，学问再大，只是一方面的专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他心中的明灯是梁启超、陈独秀、遇罗克、林昭这些忧国忧民、学以致用的伟大榜样。

余杰的文章，八年来，依旧如《火与冰》的出版人贺雄飞所言“充满纯真和锋芒，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以传媒经验看，余杰文章也是上乘的评论，朴实无华，一针见血，可读性高。他是这样一类读书人：为人随和，行事低调，悲天悯人，但是内心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在暴力和邪恶面前坚毅不屈，显现古贤人弘扬的信念——柔弱胜刚强。

今天，毛时代过去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开放已经为结束千年“帝制”奠定了空前有利的物质基础，在这历史性变革的前夜，像余杰这样怀有赤子之心、自强不息、勇于跳出旧巢的一代新人，带给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

在《天安门之子》出版之际，特地离开“后记”的通常格式，写下这篇读后感，以就教于读者诸君。

二ΟΟ五年八月十四日香港

此书由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8月中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