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准民间平庸娱乐的霸道 

一向敌视民意的官权及其御用精英就是这么无耻，居然对大众娱乐也表现得首鼠两端：一方面，为了让大众忘忧，中共政权纵容平庸化的大众娱乐；另一方面，中共又害怕超出其控制范围内草根性大众娱乐，为了防止任何超出官控范围的民间行为，就要让官权的喉舌央视来主导电视娱乐节目。

官权说：你们尽情娱乐吧，要娱乐就不怕平庸，甚至越庸俗越好！但你们的平庸和娱乐必须符合我的标准。只要符合我的标准，再庸俗的娱乐也没关系；凡是不符合我的标准，哪怕是全民狂欢也不准平庸！

所以，尽管有万千网民的万千追捧，“芙蓉姐姐”还是惊动了党中央，被主观意识形态衙门的中宣部下令封杀。现在，各大网站上已经见不到“芙蓉姐姐”的骚首弄姿，相关专题也不见踪影，电视媒体和纸媒体再无任何报道，关于“芙蓉姐姐”的书籍也不能出版。“芙蓉姐姐”仅仅当了三个月的网络明星，网络芙蓉狂潮随着中宣部的封杀令而衰落。

多么虚弱的政权，居然连民间自造的平庸偶像和大众的自我娱乐都不允许！

所以，尽管掀起四亿人次观众齐看“超女”的全国性狂潮，但“超女”还是感受到来自意识形态衙门的“政治压力”。

正当“超级女生”火爆全国之时，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主题座谈会。据媒体报道，整个会议就是“恶俗娱乐批判会”，央视名嘴李瑞英、罗京、崔永元、朱军、李咏等人出席，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也前来助阵。他们抡起抵制“恶俗”、“低俗”的大棒，激烈地抨击“超女”。会后还发出媒体自律倡议书，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低俗之风。

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反恶俗”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竞争及其冲突，也就是央视及大腕们的既得利益在作祟。因为，主持“恶俗娱乐批判会”的机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事实上就是央视下属的一个机构。它的大多数领导和委员都是央视现任的或退休的主持人，比如，李瑞英任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京、敬一丹都是副理事长。所以，它的声音代表谁的意志和利益，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在这场垄断体制钦定的媒体老大与市场化造就的娱乐先锋之间的冲突中，民间舆论的主流是对“超女”的支持和对央视名嘴们的蔑视，那些关于“超女”具有严肃社会意义的微言大义，显然包含着对第一电视喉舌的不满。

然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央视的背后是官权及垄断体制，再强的民意也无济于事。随着央视名嘴们的炮轰而来的，不仅是“超女”将被封杀的传闻不胫而走，而且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指控。

一篇出自央视的网络论坛的、署名“红木”的文章《超级女声是民主启蒙还是为颜色革命做准备？》在网上流传，该文把围绕着“超女”的争论上纲和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该文指出：“这一貌似‘民主’的举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为‘民主启蒙’，甚至有人欢呼‘中国的媒体第一次把党和政府晾在一边’。”“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阵地从来就没有空白，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思想不去占领，反动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这些人利用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或正在形成，就企图用错误的思想去引诱他们，其实质就是和我们在争夺下一代、争夺接班人。”

作者公开宣称：媒体不是社会公器，而是党权的宣传工具，所谓“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界定：任何媒体都只是阶级的宣传工具。”“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

作者公开指控：“现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杂音、噪音，许多就是把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现在在我国有一些人‘全民娱乐’的幌子，宣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思想，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进而企图否定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作者发出警告：“近一段时间出现的‘颜色革命’有一个特点就是西方操纵别国媒体，在该国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进而篡夺该国政权。”“这些噪音、杂音的出现再一次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苏联解体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松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导致我国社会思想的混乱，最终酿成象“颜色革命”那样的社会动乱。”

作者公开呼吁：“……那种鼓吹在媒体宣传中‘把党和政府晾在一边’的言论，是极端阴险，又是极端有害的。”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超女”如何变成了“乖女” 

虽然，在黑箱中国，还无法证实湖南卫视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或明年“超女”将自动消失的信息，但综合央视名嘴们的炮轰、红木的上纲上线和三强决赛的安排，湖南卫视显然受到某种外来压力，所以，为了平息官权的不满，26日的决赛安排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央视模式和主旋律的讨好。

其实，湖南卫视本身就是官家的，“超女”又是一场商业大秀，现在已经是眼球吸爆了，金钱赚足了，无论是为官为钱，湖南卫视的第一选择，只能是向上头的“政治压力”屈服。所以，三强总决赛与此前的任何一场PK相比，都显得逊色不少。因为，湖南卫视再不给超女们自由发挥的任何余地，超女的表演完全在操控之下，根本无法在决赛中把各自优势发挥得到淋漓尽致，观众也无法再次体验平民狂欢的最高潮。

于是，超女决赛变成了春节晚会，老艺人们出来捧场了，连海外“赤子”来“贺电”了，爱心道德秀也上演了，随着下级对上级的妥协，“平民美学”也被迫向“官家美学”低头。

1，向央视压力献媚：照理说，三强决赛，超女最应该唱她们最拿手的歌，特别是能使年轻“粉丝”们癫狂的时尚歌曲，但出人意料的是，决赛变成了“春节晚会”的重复，三强所唱歌曲大都是传统晚会上反复演绎过的老歌，每人还都要唱一首民歌、一首爱国歌、一首英文歌，这样的全面唱功，使三人的表演变得毫无个性、平庸之极。同时，央视晚会一向具有“寓教于乐”的灌输功能，其拿手好戏就是在轻浮的欢乐中加入“道德味精”，让廉价的眼泪淋湿主旋律的音符。三强决赛最能表达央视式煽情的片断，便是两主持人和三强的病房献爱心，恍惚让人回到由倪萍、赵忠祥、周涛等人的矫情，也颇有“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的煽情技巧。

2，爱国主义包装：从海选到决赛，三强一路走来，很少唱着爱国主义歌曲参赛，对于她们这个年龄的歌手来说，爱国歌曲也确实不是她们所爱。但最后的决赛中，爱国主义主题格外醒目。不仅三强各唱一首爱国老歌，而且爱国老歌一唱完，插入的就是海外游子们的“贺辞”，以凸现“超女决赛”的爱国主义。但三强唱爱国老歌，实在难为了她们，周笔畅还说得过去，李宇春已经显得勉强，张靓影简直就是在硬唱。

3，用主旋律来自我保护：决赛中插入的场外镜头，除了街头采访的普通观众之外，还有一批老艺人出面，时尚“超女”变成“老艺术家们”的学生。上台助阵的马玉涛和黄婉秋，场外支持的王昆、胡松华，作曲家乔羽等人，大都是毛时代的艺术宠儿。这个环节的安排，露出临时抱佛脚的仓促，三位超女居然连歌词都记不住，每人手里拿着明晃晃的一张纸，不时地看一眼。而且，两首老歌的演唱，只能听到老艺人的歌声，三个超女的声音则像不合格的伴唱。马玉涛高歌她的成名作《马儿呀，你慢些跑》，三位超女勉强地跟着“老马”，跑得毫无乐趣且东倒西歪。马玉涛给超女三强的忠告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歌唱好。”整个就是政治辅导员在勉力“红领巾”。

就这样，引发“平民狂欢”的“超女”，却以如此拙劣而僵化的央视风格落幕。三强的舞台表现，再没有那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潇洒，更没有令人激动的个性展示，她们都变成了听话的乖乖女；服装一律和驯顺表演，老曲目、老艺人和爱国主义主题的加入，不仅尽失“超女”的特有气质，也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自由风格。

于是，“超女决赛”这一最高潮的大戏，再不是“平民美学的胜利”，而是“官权美学的凯旋”。

当最重要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走向超级丑陋之时，也当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甚嚣尘上之时，超女们是无辜的，大众也只能通过强作狂欢来自我展示。在此意义上，“超女”的火爆表征着中国的双重荒诞：官权对大众娱乐的首鼠两端态度，也导致媒体在公共参与上的商业机会主义。

一方面，媒体及大众不得不回避严肃问题，而扑向轻浮的娱乐且强作狂欢；另一方面，商业性娱乐节目的收益，全靠草根民意的大量支持，但媒体为了不违反官权的政治正确，不激怒党的第一喉舌央视，又不得不收敛其讨好民意的锋芒，即便玩得再癫狂，也是“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掌心”，通过对草根民意的出卖来赢得上级的手下留情。于是，民意捧出的另类“超女”被操控为小甜心式”乖女”，一个个变得那么乖巧、驯顺，如同那些会讨巧的御用精英，不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却拿出教主的姿态对大众趣味横加指责。

  2005年8月29日于北京家中